19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
1973年，周恩来疗养期间和邓颖超在香山双清别墅散步
《陪伴病中周恩来的日日夜夜》封面
本文摘自周总理的贴身卫士高振普将军的新书《陪伴病中周恩来的日日夜夜》
举荐邓小平
1975年8月27日，周总理感到自己想要康复怕是很困难了。国内、国际，党内、党外有那么多事需要去做。小平同志虽已掌管着日常工作，可他仍为副总理，党内排名在王洪文之后。周总理从国家、党的最高利益出发，毅然举荐邓小平。
总理叫我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剩下邓大姐和我。我帮总理坐稳后，知道他要写东西。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叫医务人员退出的，所以我也想转身退出。总理叫住我，说不用出去。周总理一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便开始写了。邓大姐见总理托着板，写字很费劲，便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吧。”总理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我站在总理的右侧，看着他给毛主席写信，向毛主席提议，由邓小平代替他现任的国家和党内的职务。虽然没明确地写上“总理”“第一副主席”，但职务位置已明确由小平同志顶替。他写完交给了邓大姐。邓大姐向小平同志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据说此信已上报，始终杳无音讯。
后期，周总理的病情加重。邓小平、张春桥、王洪文、叶剑英、李先念等一同来到病榻前，看望他。周总理对张春桥、王洪文说：“你们要帮助小平工作。”小平同志因耳聋，可能没听清楚，退至病房门口，问张春桥：“总理说的什么？”张春桥说：“总理叫咱们好好工作。”他没把总理的原话告诉小平同志。我听后很惊奇：他怎么没出门，就变了。当然，张春桥是“四人帮”的“智多星”，他为什么这样讲的目的就不言而喻了。
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难度，周总理明察了这一点，所以致信毛主席，让小平同志以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主持工作，这样能顺理成章地排除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足以看出周总理对党的事业费尽心血。
此信是否到了毛主席手里，我们不知道，只是听一位大夫私下对我们说：一位当时能接近主席的中央领导人放言：“有毛主席健在，他就在医院好好养病吧！”一直到周总理去世，邓小平同志的职务并无变化，足以说明总理的建议未被采纳。
1975年9月7日，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伊利耶·维尔德茨团长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交谈中，客人问起周总理病情时，周总理坦然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收到，这没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我在病中，国务院的工作都由邓小平同志主持，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他会按照我们党的内外方针去工作。
周总理力挺邓小平，说明他十分担忧小平同志的政治处境。
周总理去世后的“四五”运动，邓小平同志再一次被打倒，更加说明局势的复杂，总理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后话。
周总理病重期间的饮食
周总理住院后的饮食，是由他的厨师桂焕云同志依据总理的饮食习惯列出菜单，再由医生们参照总理身体状况的需要加以调整、共同协商，为总理做出可口的饭菜，以保证总理的营养。这期间，我们也会推荐一些总理可以接受的饭菜。
1975年11月16日下午4时，经我们提议，与大夫们协商并报告邓大姐，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花钱定做一份红烧鱼翅。鱼翅这种高级菜，在总理、大姐的日常生活中，是很少吃的，只有总理在宴请重要外宾时才会吃到。这次给总理吃，是我们为总理补充营养和增加食欲的措施。
由于总理已多日不能下床吃饭，就躺在床上把枕头稍微垫高一点，由护士许奉生喂着吃。第一勺，总理点头表示可以吃，于是许奉生开始一勺饭一勺鱼翅交替地喂。毕竟总理卧床多日，他吞咽很费力，头上冒出了汗珠。总理说：“小高喂我吃。”于是我改为把米饭和鱼翅混合在一起，这样吃味道会好一些。总理边吃，边数着数，一共八口饭。
八口饭，对身体健康的人来说，耗时也就一二分钟，但对已步入癌症晚期的周总理来说，却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他竟足足吃了半个小时，是依仗强大的意志力才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在总理看来，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他必须活下去，哪怕只延长一天、一个小时、一分、一秒，“四人帮”就不敢明目张胆地兴风作浪，所以再苦再难他也得扛着。最后，总理说不吃了，并说要不是为了治病，真是不想吃这饭。虽是这样，张树迎和我以及大夫们看总理能吃上这些饭还是高兴。
张树迎和我向邓颖超大姐汇报了此事，邓大姐说：“你们为恩来的生活、治疗用尽了心思，想一切办法让他多活一些时间。”这是邓大姐对我们这样做法的肯定。
有一天，听医疗组负责肠胃消化方面的专家陈敏章介绍，说北京饭店有一种汤做得很好，营养丰富。我们如获至宝。因为在当时，只要对总理治病有利，我们都会采纳。
我开车到北京饭店去定制这个汤。饭店的领导早已知道总理生病，听说要做个汤，他们发自内心地高兴，因为能为总理的康复尽点力。汤的用料比较多，我只记得有海参丝、鱿鱼条、香菇等，用鸡汤炖。做好后取回来给总理吃，总理觉得不错，喝起来比较容易。总理询问了汤是哪儿做的，并一再叮嘱一定要付钱。我说总理放心吧，我已付了钱。
后来，北京饭店又为总理做了同样的一碗汤，取回来的当天，总理因改用鼻饲，已不能进食，拿回来的汤总理也没喝上。我们取汤时付钱给北京饭店。他们说，总理吃得好，以后还会要，最后一块算吧！我们也觉得这办法可以。因忙于照顾病情逐步加重的总理，我们把汤钱的事给忘了。
周总理去世后，张树迎和我想到了这件事，便打电话找到了北京饭店的齐经理。他哭着说：“总理都不在了，你们怎还想着这件事，这钱不能收，不能收。”他连说了几个不能收，悲痛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张树迎对我说，那就算了吧。这碗汤钱就没交成。
钱没交，当时我们是想通了。可今天想来，仍觉得对不起周总理。 这是我们的过错，我们的失误。
为周总理准备火化的衣服
周总理病重后期，我们仍然抱着他能病愈出院的一丝希望，谁也没提出后事的准备。对总理1976年1月8日病故，我们仍感突然。
遗体送去北京医院的当天，要求我们把衣服送去。我们去问邓大姐，她明确告诉我们，不做新衣服，要选他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最好的衣服。我们选了总理冬天穿的灰色法兰绒中山装，这一套相对较好，虽说旧些，可没补补丁；一件布衬衣，这是一件比较好的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没有更换领子和袖子；一条布衬裤和一件西装背心。这几件衣服，有的穿过几年，有的穿过十几年。总之，没给总理赶做一件新衣服。
周总理一生十分节俭。衬衣的领子和袖口容易磨损，总理就换上备用的领子和袖口，这样就能接着穿。总理所穿的中山装，摩擦最多的部位是衣服的右手肘，破了洞，他不让花钱做新的，说补一补还可以穿，会见外宾时外宾不会看后面。拗不过总理，我们只好请红都服装店的师傅用同样面料修补上，为了对称，索性把左边袖子同样挖上一个洞，补上一块。他就穿着这样的衣服会见外宾。实际上稍一留意，谁都会看到这两个补丁。有一次外交部的韩叙同志问我，怎么不给总理做套新的？我说，谁能说服总理做新衣服，我们会十二万分地感谢他。
邓大姐看过为总理准备好的衣服后，含着眼泪对我们说：“这是恩来的作风，你们最了解他，平时为他添一件衣服都很困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为他而浪费人民的钱。新的旧的都一样，都会一把火烧掉。你们会理解吧？以后不会有人怪你们。如果有人不理解，也是暂时的。”
张树迎和我把准备好的衣服，用一块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北京医院。多年为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看病的牙科医生韩宗琦打开包时，看到的是一包旧衣服，大为光火，冲着我们喊道：“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是来不及吗？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你们跟周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老人家吗？”听着他的一番指责，我们谁也没说什么。我们理解他，他对周总理怀有很深的感情。他的父亲是国内有名的牙科专家，早年周总理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老人家曾支持过周总理、支持过革命。建国后，周总理每到上海，只要有机会，总要去看望这位老人。老牙医的后代——当今的牙科专家，对周总理、邓大姐有着至深的感情，他一直叫邓大姐“邓姨”。面对着他的训斥，我们不怪他。我们又何尝不是同样的心情呢？只是我们更了解总理，铭记总理的言传身教，为总理写下廉洁奉公的最后一页。
邓大姐去世后，我们也是按照她生前的交代，延续对周总理的做法，同赵炜一起，选了她平时最喜欢穿的较好的几件衣服，给她穿上，随她一起火化了。
我同韩宗琦在以后的多次交往中，谈话的内容多是对以往的回顾，对周总理、邓大姐的思念。在谈到给总理送终穿的那几件衣服时，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当时看到给总理他老人家穿的旧衣服，我就火了，只是想到人们的传统做法，而没去想这是周总理，总理一生廉洁、生活简朴。韩宗琦最后说，你们做得对。我说，我与张树迎也向邓大姐说过你当时的话，她安慰我们说，以后他们会理解这一做法。
是邓大姐的思想境界高尚，她最了解周总理。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一教诲。
把周总理骨灰撒向江河大地
周总理去世的当天，邓大姐向党中央提出了总理生前的请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
早在1956年，总理即在火化倡议书上签字。《倡议实行火葬》的主要内容如下：
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人死以后，应当给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悼念，寄托哀思，这是人之常情。我国历史上和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种安葬死者的办法，其中主要的办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广。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置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认，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后实行火葬。……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
总理和大姐早已约定死后火化，不保留骨灰，要求把他们的骨灰撒掉。总理说：“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到地里可以作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他多次说，“死人不要与活人争地盘。”从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也是一场革命。
1976年1月12日上午，邓大姐把张树迎和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对我们说：“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今天叫你们二人来，赵炜也参加，就是要研究一下把骨灰撒在什么地方。”“你们二人跟随恩来同志（周总理去世后，大姐就不称呼总理了）工作多年，已向中央请求并得到批准，由你们二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是你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大姐的声音哽咽了。我强忍多时的泪水夺眶而出。大姐克制住她的悲痛，反而安慰我们：“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高兴。高兴的是，恩来同志说过，他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可以办成，就要成为现实了。咱们要共同为实现他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我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条件还不允许我去做。再说天气太冷了，我年岁也大了，出动目标大。恩来同志是党的人，我委托你们二人去办。你们二人是党支部委员会的成员，我们靠基层支部。我相信，你俩会很好地做好这一工作的。”
听了大姐的这一番话，我们更理解大姐此刻的心情。这是对我俩多大的信任啊！我们当即表示：“请大姐放心，一定完成好。”大姐问我们有什么话要说。我简单地说了一下，总理去世后的这几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非常悲痛，人们冲破各种戒律，用各种方式悼念总理，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为了给人们以安慰，给广大群众更多的悼念机会，是否可以把总理的骨灰多保留几天，然后再撒。大姐摆了摆手说：“我的请求，中央已批准，已有了安排，就不要再提了。我再向你俩重复说一遍过去多次说的话，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死后骨灰也不保留，也请党支部负责。这是我和恩来同志的一次革命啊！你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我们的邓大姐站得高，看得远。这是一场革命，这是向旧的传统势力的一次宣战。
邓大姐让赵炜和我们二人一起找一找，看哪个地方可以撒，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我们先后去了八一湖、玉泉山、京密引水渠等几个地方。1月的天气，很多地方都结了冰，没有选中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还是邓颖超大姐报请中央安排，党中央与邓大姐共同选定了骨灰投放的地点，由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汪东兴同志具体布置这次任务，由空军政委张廷发全权负责。他选了撒骨灰用的飞机和执行这次任务的机组人员，对飞行航线和投放地点也先行试飞，指定由周恩来治丧办公室的罗青长（长期担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郭玉峰（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张树迎和我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并对我们说：已经确定了投撒骨灰的地点。什么时间撒，听从机长的命令。
1月15日下午，追悼大会结束后，晚7时半左右，邓大姐带着我们走进大会堂西大厅内的中间小厅。总理的骨灰已暂时安放在这里。我们肃立在大姐身后，向总理遗像默哀，然后张树迎和我帮助大姐打开骨灰盒。邓大姐双手抚摸着骨灰，她的手在颤抖，双眼含满了泪水。她坚强地说：“恩来呀！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要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
在场的人都放声大哭。
“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这是邓颖超在总理去世后，多次说出的一句话。这豪迈的语言，包含着多么深刻的意义。我们的邓大姐，几十年来就是这样做的，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白色恐怖的时期，她都置生死于度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岁月里，她仍不停地工作。今天，她又以坚强的革命信念，成为化悲痛为力量的表率。大姐的话，代表了我们的心愿，是代表我们向周总理发出的共同誓言。
追悼大会虽已结束，在人民大会堂东西两侧、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路，直至八宝山的道路两旁仍然站满了人。他们等待着运送总理骨灰的车从这里经过，最后向总理告别。
我俩从邓大姐手里接过已分装在四个塑料袋里的骨灰，放入总理日常装文件的黑色皮包里，穿过人民大会堂地下室，坐上总理生前乘坐过多年的苏制灰色吉姆车。今天再一次坐在总理的专车上，我不禁感慨万千。以前都是张树迎和我坐在这辆车上护送总理参加会议、接见外宾，可从今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总理了。他的音容笑貌在我眼前一一掠过。我不会忘记，即使我们的周总理乘车时，还是为他人着想。由于他工作繁忙，珍惜分秒，乘汽车外出，时间卡得紧，司机开车技术高超，不会误时。就是这样，总理总是提醒司机：慢些，不要抢。在路口人多的地方，总理不准猛按喇叭，以免人们受到惊吓；遇上雨天，总理嘱咐司机不要把泥水溅到行人身上。总理想得多么周全啊！
邓大姐则由她的秘书赵炜、保健医生陈士葆、护士刘新莲陪同，乘另外一辆车紧随在后，空军政委张廷发同志亲自领队，离开人民大会堂，向东驶去。
晚8时许，我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一架平时作为撒农药用的安—2型飞机已停在那里。因为天色很黑，我们分辨不出它的颜色。我们迈着沉重的脚步登上飞机，同先于我们登上飞机的罗青长、郭玉峰二人坐在唯一的一条长凳上。飞机起飞了，大姐挥手向总理作最后的告别。
北京的上空，天幕低垂，乌云笼罩，这既如人民怀念总理的心情，又如当时沉闷的政治氛围。可是人间自有公道，“四人帮”不能扭转人心的向背，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悲壮之举，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四人帮”无声的抗议、对总理默默的支持！
坐在飞机上，我的心总不能平静，脑海中闪过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一幕幕：总理的举止言谈，总理的亲切面容，总理健壮的身体，总理开会、总理办公、总理……我把总理的骨灰紧紧地抱在胸前，紧贴着我的心。周总理啊，回想起15年前，我刚到您身边工作，您握着我的手，几句问话，就驱散了我紧张的心情。多年来，您到各地视察，我跟随着您，同坐一架飞机；您出访亚非欧各国，我们也跟着您，同坐一架飞机。今晚，我们还是同在一架飞机里。我多么想再看您戴上眼镜批阅文件，再听到您谈话的声音。可是，已不可能了，您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机长“准备”的喊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按照计划，在北京城区上空撒下了总理的第一包骨灰。
总理的第二包骨灰撒向密云水库。这是按照邓大姐原来设想的，把骨灰撒向有水的地方，选定密云水库，既有水，骨灰又可飘向长城内外。然后向天津飞去。天津，有总理中学时就读的南开学校。天津，也是总理参加革命的起点，更是他与邓大姐相识、相恋的地方。总理对天津有着深厚感情，常常把天津称作第二故乡。
此时，我高声喊着向机长提议，能否在投放骨灰时把飞行高度降低一点。机长回答说，飞行路线、投放地点、飞行高度都是中央决定的，我无权改变。
机舱内的温度不断下降。我们虽然穿上了机上备好的羊皮大衣、皮帽和皮靴，但也挡不住刺骨的寒气。随着飞机的抖动，我们全身发抖，四个人紧紧地依靠在一起，相互鼓励着。飞机临近天津，借着月光，把总理的第三包骨灰撒向海河。
总理，您安息吧！1月8 日，人们把这一天看成是国丧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各阶层的人们冲破左一个通知、右一个规定的限制，以各种方式悼念的活动没有停息。人们涌向天安门广场，花圈布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孩子们高举冻红的小手，高声宣誓：周爷爷，您安息吧！您的子孙、革命的后代，永远听您的话，把革命进行到底。儿子搀扶着老人，站在您的像前，捶胸顿足，仰面高喊：总理呀，我们不能没有您！天安门广场虽大，哪能容下悼念您的人群，从清晨到深夜，呼唤您的声音，响彻祖国大地。
我们的好总理，您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您那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您平易近人，光明磊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永远铭记在人民心里。您的骨灰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您的光辉业绩将和祖国的江河大地一样永存，万古长青。您是真正地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人。
在黄河入海口，我们撒下了总理的最后一包骨灰，于16日零时45分返回机场。经过近四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间没停留，按照选定的投放点，没有再惊动其他什么人，更没有再搞什么仪式，在罗青长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共同完成了总理生前的愿望和邓大姐的重托。当晚我们回到三○五医院。我们几个人在治丧期间，都住在医院，总觉得仍在陪着总理。今晚怎么也睡不着，觉得医院真的空了。
1月16日上午9时，张树迎和我去西花厅向邓大姐汇报。大姐早已等候在客厅门口，我俩快步走向她。她张开双臂就像母亲迎接归来的孩子一样把我俩紧紧地抱住，不停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俩为恩来同志服务，保卫恩来同志到最后。”我强忍着泪水，说不出一句话。我们三个人抱得更紧了。
邓大姐这几天，不，更准确地说，是几十年来，为使总理有更多的时间工作，承担着总理的全部家务；为总理的健康，费尽心思，妥善安排衣、食、住、行。50年代邓大姐就指导我们制定了保安全、保健康、保工作的“三保”措施。在总理患病期间，大姐日夜操劳，预感到总理病情的结果，又以革命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疾病，全力组织治疗，想尽办法，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的指示。在总理为人民的一生中凝结着邓大姐多少心血啊！大姐一直默默无闻地为总理服务，总理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去。总理病情加重，卧床不起，大姐想得更细、更周到，每天守在病房。谁也不知道她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她的头上又增添了不少白发，明亮的双眼布满条条血丝。
我俩随大姐走进她的办公室，汇报昨晚撒骨灰的经过。大姐摆手止住了我们说话，她说，撒骨灰的过程，空军已经让赵炜跟我说过了。大姐接着说：“你们的飞机起飞，我想的不仅是恩来，我是想你们和机组的安全。恩来已经是骨灰了。我回来为你们担心，一直睡不着，知道你们安全着地了，我又加服了安眠药才睡的。”我俩听了大姐的一番话，止不住地流泪。她接着说：“我和恩来共同立下不保留骨灰的誓言，他说如果我死在前头，他可以替我做到，因为他是总理，如果他死在我前面，就把握不大了。我为恩来同志做了一件大事。今天完成了，他也应该得到安慰。我们也都为这件事高兴。我死后，骨灰也要撒掉，由我所在的党支部负责，能不能叫我革这场命，还要靠你们去完成。”
邓大姐说，总理治丧活动到今天结束了，我已摘掉了黑纱，你俩也摘掉吧，悼念死者不在形式，在这个问题上，咱们家先带个头。我俩当着邓大姐的面，摘下了戴在左臂的黑纱。我把它收藏至今，作为永远的怀念。
1992年7月邓大姐去世后，她的骨灰全部撒入天津海河入海口。
总理、大姐死后都把骨灰撒在了祖国的江河大地，他们这种终生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无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伟大革命壮举，给全党、全国人民作出表率，受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敬仰，并成为学习的榜样。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有多少人学着他们，也把骨灰撒向江河大地。天津、青岛等一些城市，每年都举行公祭活动，把几百人的骨灰，由亲属撒放在大海里。这些举动，正如邓颖超大姐生前对我们说的，“这是一场革命，从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死人不要与活人争地盘，中国的土地就这么960万平方公里，每个死了的人占1平方米，多少代以后，还有多少土地留给子孙后代呢？”“我们还有那么大片的海域，足够用了。”
周总理、邓大姐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多么宽广的思考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