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2月28日，刚满44周岁的民国著名公知梁启超，遭遇了其他公知们的强烈“吐槽”。原因是：梁启超居然鼓动中国对德国绝交乃至宣战，加入世界大战，为国家挽回利权、获取更大利益。
梁启超作者：雪珥
1917年2月28日，刚满44周岁的民国著名公知梁启超，遭遇了其他公知们的强烈“吐槽”。
原因是：梁启超居然鼓动中国对德国绝交乃至宣战，加入世界大战，为国家挽回利权、获取更大利益。
围殴梁启超的公知，以原国民党党员(该党已于1913年被解散，孙文另组了中华革命党，到1919年才改组为中国国民党)、36岁的参议员马君武为代表。他联合了300多名参议员，联名通电，不指名地攻击梁启超为“阴谋小人”，“欲借此在国内滋生事端，耸情政府，断绝国交，加入战团，祸害种种。”
另一原国民党党员、36岁的文人叶楚枪，也在《民国日报》上撰文，谴责梁启超想率中国人民入于“市井下流”之境。
早已分道扬镳的梁的老师康有为，也在不久后(3月13日)发表“元电”，认为对德绝交将导致德国的反攻，甚至套用伍子胥的语录说：“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
这些都仅仅是言辞攻击的一部分，马君武甚至公开要求政府将梁启超“驱逐出京，以绝祸源”——尽管马本人从来都反感这个政府对他的任何钳制。
在公知们可以畅所欲言、毫无顾忌、甚至喊打喊杀的民初舆论场，“鹰派”的天空似乎并不宽广……
文攻武斗
围绕着是否对德绝交、宣战，各种利益集团的争斗都到了关键时刻。
其实，梁启超还算是幸运的。在他遭遇文攻之前，已经有支持中国参战的参议员，在议会大厅内遭遇了马君武的武斗。
那位倒霉的参议员，名叫李肇甫。在议会讨论中，李肇甫赞同中国应该对德国断交、宣战，被马君武破口大骂，说他“放狗屁”，而后跳将过去，用手杖猛揍李肇甫，连说“打狗、打狗”。
据李肇甫的后人记载，当时李肇甫边退边辩，马还追着打，后来议院的警察过来干涉，李肇甫反倒为马君武解围说：“这是我们议员之间的辩论，你们不能干涉。”据说从那时候开始，为了防止议员在辩论时动武，议院的墨盒砚台都钉在桌上。李肇甫回家后，其妻打水给他洗脚，看到他的腿都是青紫色，一问才知是被马议员打的。
马君武与梁启超，曾经是保皇党的同志，后来马改投孙文的革命党，他还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翻译者。马君武其人脾气暴烈，一言不和便会动手，且无论是对外人还是同志。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内部无法就实行集权的总统制还是分权的内阁制达成一致，在孙文的高压下，最后认可了总统制。一向主张分权的宋教仁，依然继续推销他的内阁制，马君武为此指摘宋是“自谋总理”，在内部会议上狠劈了宋一个耳光，令宋的左眼流血不止。
对于主战的梁启超，马君武并没有仅仅发了个通电就放过，而是继续痛打。
围绕着是否对德绝交、宣战，各种利益集团的争斗都到了关键时刻。
一旦中国成功参战，则对段祺瑞政府权威的树立、资源的获取等，都将有极大的作用，这绝非原国民党一派所乐见的，也绝非总统黎元洪所乐见的；即便中国参战，黎元洪希望的是靠美国更紧，而段祺瑞或许更容易得到日本人的支持。
至于以孙文为核心的中华革命党(原国民党)，虽在国内还属于地下党，但原国民党在国会内的班底仍在，断不容北洋政府继续壮大。参战与否，不仅关系到国家利益，更关系到这些党派的自身利益，马君武敢于以在议会会场亮剑的方式、反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亮剑，也正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表现。
总统黎元洪原本是主张对德强硬的，在得知总理段祺瑞倾向对德绝交后，立即掉转立场。当时的著名记者陶菊隐在《督军团传》感叹：
“中国人最不可恕的一件事，对外问题常带有对内的一种作用，而不以国家利害为其出发点。……黎(元洪)恨段(祺瑞)达于极点，段的政策没有一件事对的，倘段朝东他就得朝西，决不与段走着相同的路线。黎在历史上也许不失为好好先生，而以国家安危所系的一件大问题，受着私人意气的支配，实在太儿戏国事了。”
除了有“组织”必须服从的党派议员之外，一般的议员，面对掺杂着内部复杂权争的复杂外交，也都退避三舍、明哲保身；至于各省手握雄兵的督军们，对这种出国作战、无地盘可抢的生意，也都不愿意亮剑了。
其实，当党派利益、小团体利益高于一切时，“儿戏国事”几乎是必然的选择。此时的中国政界，除了极少数的“鹰派”、少部分的“鸽派”之外，大多数其实是“鸡派”——为了一点米，随时待价而沽，抱持的都是“转盘式”立场，随时可以更改。
中国武士道
在行动上，除了推广体育救国之外，梁启超还成为保皇派推行暗杀、建立武装的主要执行人。
“公知”梁启超当上“鹰派”，并非自此时起。
早在其1900年写就的《少年中国说》，已经是“鹰气”外露：
“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
1904年，梁启超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中国之武士道》一书，成为其“鹰派”观点的宣言。《中国之武士道》一书，通过中日的对比，希望重新唤起中国人尚武的民族天性，以使中国趋于富强。他在该书的《自叙》中说：
“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呜呼！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吾故今搜集我祖宗经历之事实，贻最名誉之模范于我子孙者，叙述始末而加以论评，取日本输入通行之词，名之曰：中国之武士道，以补精神教育之一缺点云尔。”
在这本书中，梁启超列举了秦、汉以来“我先民之武德，足为子孙模范”者之事迹，列出18条之武德典范：“要而论之，则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
造成中国人“不武”的根本原因，梁启超认为是“一人为刚万夫柔”的体制，“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
同一年(1904年)，梁启超亦出版《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入传的多是被官方所不屑的“海盗”、“海贼”。他在开篇中就感慨：“近数百年来，泰西各国竞言辟地殖民，阿利安种之国旗辉映全球，以中国方之诚远不如也。泰西之殖民皆以国力盾其后而中国无此者，所恃者我民族之天然膨胀力而已。”
梁启超自豪地说：“我民族固有一非常之特色，为泰西所不如者。泰西豪杰若摩西之君犹太、哥伦布之开美洲、克雷飞之并印度，其人大都旷世不一遇，而中国乃时时有焉。”然后他举出一大堆开疆拓土的先驱们，希望“我华人所应永永不忘也”。(参阅雪珥著作《大国海盗》)
在行动上，除了推广体育救国之外，梁启超还成为保皇派推行暗杀、建立武装的主要执行人。不过，在清末的环境下，这个“鹰派”鹰爪向内，在内战内行的中国式“斗鸡”中，雄鹰和公鸡并不容易分别。而当世界大战一开，面对外部，鹰就有机会和鸡分别出来了。
国之立于天地
梁启超勉励儿子“国之立于天地至不易易，而长思尽瘁以报也”，其爱国情怀溢于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梁启超就敏锐地看到，这对中国来说，未尝不是个好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