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革命是革命派、北洋派、立宪派之间达成共识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只要这三派在这个目标上达成共识，他们就可以坐下来，用和平谈判、彼此妥协、退让、博弈，没有一家全赢，也没有一家全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的方式付出的社会代价最轻，成本最低。
武昌起义后，上海街头挂起五色旗。作者：傅国涌
民国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对出来的。这在中国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既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迄今所无的。 这样一种结果，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当中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 在帝国到民国这一轮转型中，我们看到中华民族也曾经有那么一刻，有那么一幕，历史竟然不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不是用暴力逻辑来决定。
百余年前中国的社会大变革，最关键的一个结点与武昌有关。有的时候一个地方可以影响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命运。武昌首义确实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在此之前的中国是漫长的王朝专制时代。在此之后，开启了中国第一个共和——中华民国时代，这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放在整个世界上也是比较早的共和国。共和国和帝国最大的区别就是帝国是有皇帝的，一家一姓进行统治；共和就是大家来统治，是众民来治理。政治是什么？孙中山讲“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众人之事就是要由众人自己来管理，共和其实就是由民众自我管理。
当然，我们知道在中华民国的历史当中，我们的第一轮共和政治的实践和尝试失败了，这个失败有很多原因。本来我们已顺利的从帝国进入到了民国，但是民国又成了实际上的军国。1927年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就是一个党国，党在国上面。中国经历了从帝国到民国，军国之后又是党国，一部百年史至今震荡不息。
三派同源——甲午之辱
百年前的那次大变革，我想从几种主要的社会政治力量讲起。在晚清，帝国转向民国的过程中，产生了三种可能影响中国走向的力量：第一种力量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第二种力量是我们一贯认为比较保守的，甚至有点反动的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派，后来发展为北洋军阀；第三种力量就是长期被忽略的，实际上在当时非常重要，以国内的张謇、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这三种政治力量表面看上去是那么的不同，他们之间好像很难有基本的共识，实际上三派同源，都起源于同一个起点，就是改革或者说改良。无论是革命派的孙中山、北洋派的袁世凯、立宪派的张謇、梁启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就是要改良、要改革。他们的起点在时间上都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甲午战争对中国的震动比这之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要大，都要深远。
1842年结束的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中国的近代史揭开了序幕。1860年又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烧掉了中国的圆明园，但是两次鸦片战争，无论是英国人还是英法联军都没有把中国人打醒，中国人觉得没有什么，输了也就是割了一些不重要的地，比如香港。香港当时在英文里是叫“一块不长毛的石头”，也就是一个荒岛，是一个不毛之地。是英国人用了100年时间把香港建成世界的一个自由港，亚洲的金融、贸易中心。原本交给英国人的只是一个荒凉、没有人烟的小岛。所以国人当时并没有觉得割让了香港有什么问题。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间跨越50年，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特别是有科举功名、作为社会支柱的士大夫阶层，没有人认为我们遇到了危机，需要改变什么，所以该考秀才的还是考秀才，考举人的照样考举人，该种地的还是种地，朝廷没有变，民间没有变，什么都没有变。事实上中国的变化真正开始启动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我们被日本人打败了。被英国人打败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屈辱，因为英国人是我们所陌生的，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甚至他们从哪里来我们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代我们的地理知识非常贫乏，不知道中国居然不是天下之中心。在我们的观念当中一直认为中国就是天下的绝对中心，我们的概念就是天下概念，不是国家概念，民族、国家的概念也是在甲午战争之后逐渐形成的，此前国人认为我们是真正的天朝大国。
1792年，英国派出来的使臣到中国朝见乾隆皇帝时，乾隆还不愿意见他，他送给乾隆的礼物，乾隆还不愿收下，乾隆说我们天朝大国、物产丰富，什么都有，你们送给我的东西我不稀罕。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支配了中国非常漫长的时期，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前的50多年也没有改变。但是甲午战争不一样，日本在中国的观念里是一个邻邦的、不起眼的小岛国，人口比我们少，文明比我们低。唐代的时候，日本海派了大量遣唐使来学习我们的文化，他们竟然打败了我们，所以我们觉得非常的丢脸。
这个时候，读书人、士大夫阶层开始懵了，学生何以打败老师，一个比我们国力更弱、这么小的邻邦，居然把我们强大的北洋舰队一举歼灭。北洋舰队的实力比日本海军还要强一点，但是我们战败了。我们败的不是军事，我们败的是政治制度。我们的政治制度比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所建立的君主立宪制要落后。我们是绝对的君主专制，人家是君主加立宪，已经是一个现代政治制度，我们还是一个传统的古代政治制度。包括康有为、孙中山在内，很多的中国读书人开始反省，要改变中国就要从制度的变革开始。中国的第一轮真正意义上的变革，不是从洋务运动开始。洋务运动就是学人家，你造枪，我也造枪，你造船我也造船。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学习人家的制度，才有了戊戌变法，才有了后面的晚清新政。
梁启超、康有为这些人登上历史舞台就是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鼓动公车上书开始的。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也是在那个时候。袁练的新式陆军请的教练有很多德国人，完全是模仿西方样式建立的一个新式军队。最初招募的7000士兵就是后来北洋军的基础，这支军队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化军队的基础，袁的崛起就是他手里掌握了中国最新式的军队。也就是同一年，1894年考中状元的一个读书人张謇，没有做官，而是回到了故乡江苏南通，因为正好他的父亲生病死了，按照清朝的规矩要在家守制三年。第二年，张之洞看中张謇，要他办一个新式纺织企业，“状元办厂”，这在中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事，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实业家，然后影响社会，影响政治。
另外一个人物，就是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1894年他是一个医生，可是他的兴趣不是治病救人，他想医国。他的第一个举动不是去革命，而是要改良。他写了一封《上李鸿章书》，送到天津，但李鸿章正忙于跟日本人打仗，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孙文。他失望的南下，这个失望就让他完成一个人生的转型。既然改良的路走不通，万言书都递不上去，那只有革命。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最大的意义就是它的口号里面已经有创立合众政府这个词，这是一个新的东西，直接导致后来民国的出现。
广东咨议局遗址。三派共识——有限革命
三派不同力量的代表人物，都已在1894-1895出场，无论是张謇、康有为、梁启超，还是袁世凯、孙中山。我说“三派同源”，三派都是同一个源头，起源于甲午战争之后的民族危亡的刺激。但是他们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个是组织军队；一个是闹革命；一个是或倡导改革，或实业救国，再去推动中国改革。但是他们最终殊途同归，走到了一条道上。也许今天我们很难理解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的实力派为何能走到一起？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命名他们的话，袁世凯代表的是实用，他很功利，很投机，他选择的是出将入相之路；张謇、梁启超们要推动中国改革，希望走一条渐进变革的道路，他们所选择的路径是稳健。孙中山则是激进。激进、稳健和实用这三者之间看似没有共同点，很难找到最大公约数，而社会的基本共识就是要找到最大公约数。如果没有共识，什么事都干不成，最后只能彼此火并，有你无我，从秦始皇之后我们看到项羽、刘邦楚汉之争以来，历朝历代都是如此。中国的历史向来只有一条逻辑，就是暴力的逻辑。无论土匪，黑社会，还是王朝更迭，他们的逻辑都是一样的，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用我们现代的说法，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