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死后，他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陈担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周则掌握伪政权外交、金融、财政、军事和特务大权。抗战胜利后，陈公博作为汪伪政权的第二号汉奸，被判处死刑。
汪精卫作者：吴丽玮
高陶事件
高宗武和陶希圣在1940年1月4日突然失踪了，汪伪集团当即猜测，大抵是逃去了香港。果然，5日清晨陶希圣提前写好的辞别信就送到了愚园路，6日他又从香港发来电报：“际此意志迥异之时，未得先生之许可，遽尔引离；但，至此时止，我等对于一党的机密，决不向外宣泄，尚祈放心。”
“这不过仅仅是一种安慰而已。”汪精卫虽然生气，但正忙于与日方筹备青岛会谈，分身乏术。带着积郁的汪精卫还是如期赶赴青岛，纠集“华北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这几个全国最大的汉奸政权，协调汪伪中央政府成立之后各自的利益分配问题。
孰料高、陶二人的家人通过杜月笙的帮助安全抵达香港之后，他们最终选择了公开汪日秘密协定。1940年1月22日，两人的联名信和汪精卫与日本准备秘密签署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在香港《大公报》上公开发表，震惊全国。信中写道：“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蓰。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直言汪日密约的丧权辱国，比日本与袁世凯所签的“二十一条”还要恶劣数倍，甚至也与1938年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为诱胁国民党所提出的“中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相去甚远。
在日本人眼里，这是汪氏集团成立后所遭受到的最大危机，曾仲鸣遇刺，高、陶“变节”，此时汪精卫身边参与对日谈判的核心成员只剩下周佛海和梅思平，《朝日新闻》报道听到这个消息的汪精卫“仰胸号叹，为这一背德的污辱而哭泣”。在青岛负责主持会议的犬养健则在回忆录中写下汪氏集团第一时间的反应：午饭时，周佛海匆匆赶来，拿着《大公报》给在场的人看。“周佛海对大家说：‘我对不住你们。’因此大哭，矢野君便说：‘这不是真正的原文，不过他根据每日会议情形所写出的……周君，你只是哭，无非承认自己战败了。’”
诱降汪精卫的日本负责人之一今井武夫也回忆说，“最伤心的是周佛海”。整个1月份，周佛海一直在为高、陶二人而烦忧。4日得知二人失踪后，他在日记里写下“感触万端”四字，因为1月1日，周佛海才与高宗武推心置腹地详谈一番。高宗武是汪精卫与日本谈判的穿针引线人，在汪伪集团的人事安排中却只被任命为“外交部次长”，周佛海为了安抚他，温言相劝。8日他又因汪精卫为陶希圣开脱而生气：“陶某阴险成性，实无可恕也。”直到1月22日，汪日密约果被公布，周佛海终于大骂二人“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1月27日又与犬养健谈起了“高陶事件”之后的补救措施，并详细记录在日记里。
两人走后，汪氏才从接近高妻的人那里探悉，自从高宗武夫妇离港赴沪后，高妻一方面受宋美龄派人引诱，另一方面又被军统分子威胁，心理早已承受不住。陶希圣受到的是来自汪伪特务总部“76号”的威胁。从1927年大革命时期起，陶希圣始终追随汪精卫，但在汪日密约最终签字之时，陶希圣称病拒签，“白纸写上黑字”，要借中国人之手去实现日本全面控制中国的野心，是“断不可能的”，他的态度也使汪精卫、周佛海等大起疑忌。最终高宗武通过在香港的杜月笙向蒋介石投诚，和陶希圣一起由杜月笙安排逃离了上海。
“高陶事件”之后，汪氏集团自然要有所回驳。除去青岛开会的人，留在上海的只有陈璧君、丁默邨和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陈璧君马上要求陈春圃以“汪主席随从秘书长”的名义发表谈话辟谣，陈春圃对此颇感迟疑：“只有曾仲鸣生前用过这个名义，我怎好自封秘书长？但陈璧君却坚持己见，说非如此不可，否则不够分量。”
匆忙之中，陈春圃发表谈话狡辩：“高宗武、陶希圣所发表之文件，只是交涉中间日方片面提案，既非日方最早之要求，亦非最后折冲之结果，而为断章取义之片断记录，对于我方同志数月以来之折冲争持，及日方最近让步所作成之和平方案基础，只字未曾道及，显为抹煞事实。其所以如此者，不出二途：一则故意取媚于渝方当局，一则最近交涉结果，未为高、陶所全知，二者必居其一。就本人所知，最近数度之折冲，高、陶已未参与，因此最近之文件高、陶即使蓄意摄存，已为事实所不许。总之，吾人与日方所商订之和平条件，断不损害我国之生存与自由独立，且信必能因此而奠定东亚永久和平之基础，以谋两国之共存共荣。”
从重光堂协议到“卖身契”密约
1940年1月6日，高宗武和陶希圣从香港联名致电汪精卫夫妇，阐明反对成立伪政府的几点原因，其中包括：“密约条件如此苛刻，新政府没有独立自由之前途，即有前途，亦荆棘遍布，何不自动放弃组织政府，单纯做和平运动，等待两国更进一步的觉悟及国际时局更明显的变化。”
但此时的汪精卫丝毫没有因高、陶的言行而有所动摇。
今井武夫回忆说，日本方面早已经决定了草案，“但是由于权益思想在作怪，政府各省乘机另行追加上去的条款是不少的。我敢大胆地说，这个草案不过是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国主义设想的要求而已”。
高、陶二人在《大公报》上公布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虽不是汪日双方最终签署的版本，但与最终内容相比并没有本质变化。在这份条约中，曾经令汪精卫下定决心出走重庆的“重光堂协议”已不见踪影，汪伪的权力范围也被限制在苏、沪、皖、湘、鄂、粤、闽等省的部分地区，和南京、汉口、上海、厦门等几个特别市而已。除了要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与“华北临时政府”之间依然会保持密切的联系，曾经承诺过的日本在两年内撤军，也变成了为了防共，“日本将所要之军队驻屯于华北及蒙疆之要地”的永久驻军。按照陶希圣的说法，这份条约“无异于一个大蓝图之内的小蓝图……即日本把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海南岛划分为五种‘地带’……海南岛是和台湾一样的日本的军事基地”。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志毓这样判断：“即便汪精卫已经意识到会做日本的傀儡，可除了签订条约，他无路可走。”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乘飞机秘密离开重庆，来到云南军阀龙云控制下的昆明，19日又从昆明飞往越南河内，脱离了国民党中央，也脱离了自己在抗战中的国家。汪精卫终于下定决心离渝开展“和平运动”，序幕开始于这一年外交部日本科科长董道宁与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的先后访日之行。
近卫文麿在1938年1月中旬发表“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后，又发出了“如果国民政府屈服，放弃过去的抗日政策，可以加入新政权”的言论。为了探寻日本方面的真实意图，董道宁和高宗武先后潜访日本，到东京与日本高官密谈，探得日本“期盼中国有一大政治家出马，并且这位大政治家就是汪精卫”的消息，这极大地鼓舞了汪氏集团。
1938年11月12日，汪精卫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主和派的主要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犬养健、西义显等人，在上海重光堂进行秘密会谈，约定，在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放弃内蒙地区、出让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所有在华经济特权的前提下，日本将停止侵略并“尽快”撤军。同时还约定了汪精卫的逃跑路线和今后的合作步骤：汪精卫逃出重庆，到达昆明，宣布与蒋介石断绝关系。日本政府在获知消息之后，即公布调整中日关系的根本方针。然后汪精卫转至香港，发表收拾残局和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作为回应。同时，云南、四川的军队宣布独立。汪精卫召集国民党内亲汪派系，在云南、四川和广西、广东四省日军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军队。
最终汪精卫逃往了河内，并在12月29日向国民党和蒋介石发出了著名的“艳电”，这是汪精卫“和平运动”最重要的文件，完全代表了他本人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