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与塔夫脱之间旧日情谊的修复——决定权在罗斯福而不在塔夫脱——不是一个简单的私人问题，“现代政治中，没有其他友谊对美国人民更具影响，”威廉·艾伦·怀特写道，“因为这段友谊使两位最重要、最尽责的公仆变成更睿智、仁慈和有益于人民的人”。
威廉·塔夫脱
本文摘自《罗斯福与塔夫脱：白宫讲坛与新闻业的黄金时代》，作者：[美] 多莉丝·基恩斯·古德温 译者：沈英，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在第二届任期即将结束时，罗斯福亲手从内阁成员中挑选了他信任有加的朋友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作为继任者。两人在30多岁时相遇，当时罗斯福领导着文官委员会，而塔夫脱是美国的司法部副部长。“我们住在华盛顿的同一个地区，”塔夫脱回忆道，“妻子彼此熟悉，一些孩子差不多是同时出生。”岁月累积，这段友谊不断加深，变成了塔夫脱所说的“亲近而快乐的紧密关系”。在罗斯福第一任期时，他就已经邀请时任菲律宾群岛总督的塔夫脱担任他的战争部部长。起初塔夫脱不愿意离开总督这个十分适合他才能的职位，最终他被打动，加入老友的行政管理班底，成为罗斯福内阁“最重要的成员”，作为日常的“军师和顾问”，共同参详摆在他们面前的“所有重大问题”。
罗斯福全力以赴推动塔夫脱成为总统。他曾对塔夫脱说：“我对你的竞选活动感到很紧张，就像我自己要竞选一样。”他编辑校订塔夫脱的讲稿，一条接一条地给出建议，让自己巨大的支持团体站在塔夫脱这个候选人身后。当塔夫脱当选时，罗斯福为这个胜利而陶醉，为“挚爱的”朋友感到高兴，也确信美国选择了一个最适合执行他所捍卫的进步主义目标的人，更公平地分配国家财富、管制巨型公司和铁路、加强劳工权益、保护国家的自然资源免受私人的剥削利用。
1901年罗斯福刚刚担任总统时，大型商业集团已经大权在握。尽管整个国家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繁荣，移民居住的贫民窟却到处脏乱不堪，工厂工人和矿工在没有安全法规保护的情况下辛苦劳作，农民为运费同铁路公司苦苦争斗。有人发出声音，抗议公司财富的集中和贫富分化，然而自由放任主义的信条阻止了人们采取集体行动来改善社会条件。在罗斯福“公道政治”的倡议下，美国醒悟过来，意识到缓和工业化所引起的问题需要政府行为。一群具有调查精神的优秀记者所带来的披露性报道，部分地促成了这一觉醒。众所周知，罗斯福称他们为“耙粪者”。
罗斯福在任期结束时已然完成很多工作。濒死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重获生机，大片土地得到保护从而免被开发利用，铁路摆脱了长期持续存在的滥用，国会通过《雇主赔偿责任法》、《纯净食品和药品法》以及《肉类检验检疫法》。然而，仍需要去做许多事情，罗斯福的未竟事业依靠继任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行动。“同所有曾登上总统宝座的人一样，塔夫脱是个好人，”罗斯福在选举结束后不久对朋友说，“当我想到我一直坚信的工作将由他执行下去，我难以表达那种无尽的满足之情。”
然而当他在国外时，罗斯福从进步主义的朋友那里收到了无数封令人不安的信件。罗斯福在环境保护运动中最亲密的盟友、林业部长吉福德·平肖特被塔夫脱免职的消息传来时，他目瞪口呆。“我不知道谁像你一样在公共生活中曾做出如此贡献，”罗斯福在给平肖特的信中写道，“看起来，这份声明中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真实的东西。”当消息被确认时，罗斯福邀请平肖特到欧洲与他会合，想听听他的第一手说法。平肖特带来进步主义伙伴的信件，所有信件都表明，他们认为塔夫脱已经同国会山上的老牌保守主义者站在一起，逐渐地妥协了罗斯福艰苦挣来的进展。
罗斯福很难相信，他如此错误地判断了塔夫脱这位老朋友的性格与信念。在欧洲的最后一天，他与爱德华·格雷爵士在英格兰南部的新森林中远足，寻找几种他只在书中读过的英国鸟类的身影和歌声，罗斯福吐露了他的困惑。“罗斯福因为他离职后国内发生的事情倍感烦扰，”格雷回忆说，“他充满感情地谈起同塔夫脱一起工作的情景。他一直希望塔夫脱接任，因而支持塔夫脱，为塔夫脱让路。他现在怎么能同塔夫脱决裂并攻击他呢？”然而他那些进步主义朋友众口一辞地敦促罗斯福这么做。
在1910年的整个春天，随着罗斯福归国日期的临近，主宰了所有政治讨论和思考的问题是：“罗斯福将怎么做？”日渐加剧的斗争业已将共和党分成老牌的保守主义者和人数持续增加的“反叛者”——当时进步主义派系被人如此认定。罗斯福会站在哪一边？意识到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帮助一派伤害另一派，罗斯福决定保持缄默，直至他能全面地了解和分析局势。“我想要一件事，那就是绝对的隐私。”在当天的庆典活动结束时，他如是告诉记者，“我想像牡蛎一样紧闭……有你们在这里，我很高兴，但……我无可奉告。”
罗斯福归国前的几周对塔夫脱而言尤为艰难。“他看起来忧虑而憔悴。”巴特上尉对他的嫂子克莱尔说道。塔夫脱标志性的红润面色变得病态地苍白，体重吹气球般地激增至145公斤，不复和善乐观的性格而整日伤心沮丧。巴特猜测，“看到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另外一个人，这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都是很困难的。全国人民都关注着罗斯福”。然而巴特承认塔夫脱的情绪低落无关嫉妒。他从未听到过塔夫脱“私下抱怨命运”将他“这样一个自身具有非凡人格的人”置于前任的“阴影之下”。令巴特赞叹的是，他“胸怀如此宽广，从未因自己的次要地位而显露丝毫不满”，相反，他认为塔夫脱的焦虑来源于“他热爱罗斯福”这一事实，他们的友谊可能破裂的兆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情感痛苦。
在塔夫脱刚刚就任总统时，根本没有这些麻烦的苗头。罗斯福曾预言：“作为总统，塔夫脱将深受爱戴。”“他有着我所有遇到过的人当中最亲切友好的人格。”一个具有宽广胸怀的大人物、湛蓝的双眼、体贴入微的天性，塔夫脱被描绘成“美国化身——厌恶虚伪、勤奋工作、善于自嘲、从不炫耀却又尊贵得体……一位伟大的、大男孩般的、健全的、无瑕的、精明的、忠诚而和善的绅士”。
即使是罗斯福最狂热的崇拜者也认可是时候换一种不同类型的领导者了—— 一位更安静、更少争议性的领导者。罗斯福的火爆脾气、永不枯竭而引人入胜的俏皮话以及蛊惑人心的呼吁，给予进步主义运动强有力的声音。罗斯福的记者朋友威廉·艾伦·怀特认为，现在美国需要一个可以完成罗斯福所开创的“事业”的人，同国会合作，巩固在动荡的前几年中产生的不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总统令。怀特承认，尽管塔夫脱“几乎什么都不说，但他能做很多”。另一位记者写道，罗斯福的思维是由“突然闪过脑海的念头、心血来潮的奇想和不期而至的冲动”所推动的。不同于罗斯福，塔夫脱的思维是“直线的”，由稳定的效率、“长期而富有逻辑性的习惯”所支配。
塔夫脱认同对他所面临的局势的评估。他将罗斯福政府比作“一支伟大的十字军”，已经唤醒人民，使其意识到需要联邦政府更多管制经济，现在他的政府的工作是“以法律的形式永久化”这些扩展出来的权力。罗斯福作为一个“专注于达成实用目标”的职业政客，偶尔会因“法律方法的限制”而恼火。与罗斯福正相反，塔夫脱接受过作为律师和法官的培训，“法律方法的必要性”已经植入他的准则中。
罗斯福的总统生涯在同国会的“一场丑恶的战斗中”落下帷幕，他绕过国会直接向人民发出呼吁。塔夫脱拥有与罗斯福不同却互补的脾气，他坚持必须同“手边……现有的工具与人员”合作。在共和党内部出现尖锐分歧时就任总统是塔夫脱的不幸，进步主义者把同保守主义者的妥协视为背叛。
塔夫脱从未公开追逐过总统职位。自从29岁被任命为高级法院法官时，他就渴望有一天成为美国的大法官。他在司法体系升迁很快，32岁成为美国司法部副部长，34岁成为联邦巡回法院法官。当总统麦金莱请他前往菲律宾时，暗含的承诺就是当他返回时将进入最高法院。当罗斯福成为总统时，他尊重前任的承诺，给塔夫脱提供了两次最高法院的任职机会。塔夫脱都极为不情愿地谢绝了。第一次是因为他不能在菲律宾的工作未完成时离开；第二次是因为他的妻子，也是他最亲密的顾问奈莉劝说他，不要在此时将自己埋葬在法院中。那时担任战争部部长的塔夫脱，在全国都被宣传成罗斯福最有可能的继任者。确实，如果不是他妻子的白宫梦，塔夫脱永远不会同意参加总统竞选。
在1908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塔夫脱几乎毫无乐趣可言。对于每次被迫要去发表的演说，他都感到“巨大的不安”。数月以来，接受提名的演讲像“噩梦”一样挥之不去，他害怕自己在某些问题上创造中间地带的努力会“让许多人发疯”。不同于罗斯福定期研读关于自己的文章并在反击批评中找到乐子，塔夫脱承认负面报道让他“非常非常沮丧”。一段时间过后，尽管有奈莉的督促，他还是彻底拒绝读那些令人不快的文章。奈莉警告说他的演说过于冗长。“但我生而如此，我没别的本事，”他对奈莉说，“你嫁的就是这种又老又慢的教练员。”他的“竞选经理”(他对奈莉的称呼)陪伴在他身旁，为他编辑讲稿、提出建议、抚慰鼓励他，他最终大败威廉·詹宁斯·布莱恩。
1909年塔夫脱入主白宫时，喜忧参半。“我每隔一会儿就掐自己一下，让我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真的。”他对一位朋友说，“如果我现在是担任最高法院的大官，我将感到非常自如。但想到挑选内阁成员的麻烦和修订关税的困难，我就像一条离开水的鱼。”过了一年多，这样的恐惧不安仍未消退。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做总统时，他的回答是“宁愿是大法官”，因为最高法院“平静些的生活”被证明“更符合我的秉性”。然而，他反思说：“考虑到我将作为总统被载入史册，我的孩子还有孩子们的孩子因此将会有更好的社会地位，我愿意相信，成为总统将补偿一个人为此所不得不忍受和经历的所有考验与批评。”
塔夫脱深知他有多么幸运，他忠诚而聪明的妻子是一位天生的政客，她超强的判断力和政治敏锐度能帮助他“逾越目前看起来难以应付的障碍”。在辛辛那提早期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就已经结成了伙伴关系。同罗斯福和伊迪丝一样，塔夫脱和奈莉在同一座城市长大。他们的姐妹是“校友”，奈莉写道，他们的父亲“在同一家律师事务所共事了四十多年”。在他们成为朋友六年后，这段友谊深化为爱情。
年轻的奈莉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女性。从青少年早期开始，她就渴求更广阔的天地。她喜欢抽烟、喝啤酒、打牌赌钱，酷爱阅读和古典音乐，是一位有天赋的作家和尽责的教师。奈莉在二十几岁的时候组织了每周一次的沙龙，威尔a和他的弟弟贺拉斯是固定的参与者。每周六晚上，他们六七个朋友阅读散文、讨论文学和政治。“情绪如此饱满，热情如此高涨，”奈莉回忆道，沙龙的历史“成了我们那段生命的历史。”威尔告诉父亲，同奈莉在一起的时间越久，“我就越发地尊重她，我们的友谊更加温馨，直至它无意识地成熟，我感到没有她我将不再快乐……她对各种知识的迫切追求令我惭愧，她的工作潜力让人叹服。”
对于奈莉而言，她在威尔身上发现了一个爱她并极为重视她才智的丈夫。他们的结合为她提供了一个实现抱负的渠道，她想在生命中完成一些至关重要的事情。威尔也是罗伯特、海伦和查尔斯的慈父，当他成为总统时，他们分别是18岁、16岁和11岁。在他们的婚姻中，威尔将奈莉视为他“残酷无情然而充满爱意的批评家”，依赖奈莉在每一个关键转折点给出的建议。他们一起钻研讲稿，在一位旁观者的回忆中，他们像“两位有着亲密朋友关系的男士”一样讨论政治策略。他们的伙伴关系给予塔夫脱自信，他将学会如何在总统这个神秘水域航行。
《纽约时报》预测，有奈莉·塔夫脱作为第一夫人，“塔夫脱政府将会比美国社会史上任何相似的时期都更为精彩”。数年来，奈莉建立起民主夫人的崇高声誉，她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在菲律宾时，她的行为令顽固的军队保守派很是震惊。她拒绝严格地隔离白人与当地菲律宾人，在总督官邸坚持“完全的种族平等”，身为第一夫人，为这个位置带来了同样的平等主义意识。她出言反对政府雇员不健康的工作条件，并开展了若干次公民活动。她帮助设计潮汐湖畔的美丽公园，夏季来临时，每周都可以在公园里开音乐会。她做出安排，在华盛顿种植自己非常喜欢的日本樱花树。
奈莉很快成为历史上最受爱戴和最有权势的第一夫人之一。然而，仅在总统宣誓就职十周后，可怕的不幸粉碎了这些美好的开始。同丈夫和一些客人在总统的游艇上时，奈莉突然遭受了毁灭性的中风，导致她暂时瘫痪和丧失语言能力。看着年仅47岁、半昏迷的妻子，塔夫脱“面如死灰”。阿奇·巴特寓意深深地说：“塔夫脱的灵魂被黑暗重重包裹。”虽然奈莉逐渐恢复了行走能力，但在余生中她都一直同语言能力做斗争。
在奈莉中风一年后，罗斯福即将返回美国前，塔夫脱提笔给罗斯福写了一封哀怨的信，权衡他作为总统的成败。“我度过了一段艰难时光，”他坦承说，“我不知道我的运气是否比其他总统坏，但我知道，到目前为止我所取得的成功要远远逊于其他总统。我一直尽职尽责地试图执行你的政策，但我的执行方法没能顺利发挥作用。”在信的结尾处，他告诉他的朋友：“如果在牡蛎湾安顿后你能来华盛顿，并在白宫逗留几天，这对我来说，将是莫大的乐事。”塔夫脱曾跃跃欲试前往纽约欢迎罗斯福归乡。据《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的一篇报道所说，塔夫脱的顾问曾建议：“罗斯福上校将会感激这样的善意之举，也会驱散似乎有根有据的、怀疑总统同前任之间关系紧张的言论。”然而，塔夫脱再三思虑之后得出结论：“如果他‘跑向跳板，第一个同前任总统握手’，这将贬低总统办公室的地位。”他对副官的解释是自己“身负执行官的尊严”，下定决心“不去说任何会给这个伟大的职位带来瞬间轻忽的话”。无论他多么想当去欢迎朋友西奥多的威尔，但他现在是总统塔夫脱。“而且我想(罗斯福)会理解我的这种感觉，”他总结说，“他将是第一个憎恶使总统职位哪怕是最轻微地屈尊于任何人的人。”
塔夫脱为自己规划了那天的旅程——乘火车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维拉诺瓦，为那里的天主教大学发表毕业典礼讲话，然后参观西彻斯特的小镇，在著名的黑人学院林肯大学再次发表毕业典礼演讲。塔夫脱解释说：“当你不仅遭受媒体，而且还遭受到华盛顿本党成员的连番抨击时，感到做什么都不对，走入乡村、走入二十年没有见过总统的城市，他们为总统的到来而大惊小怪，向他证明仍有些人不知道他的缺点，这种快乐是我不能放弃的。”
早上7∶00，他在华盛顿联合车站踏上列车，出发前往费城。在同一时刻，罗斯福的远洋游轮抵达纽约。有人注意到，在火车离站前，塔夫脱“认真地阅读有关上校罗斯福归家的最新消息”。快到10∶30的时候，塔夫脱达到费城，转乘专列前往维拉诺瓦，在那里迎接他的将是五百多名教授和学生组成的代表团。大学努力动员“所有能够来火车站的教职人员和学生，镇上居民乘坐马车、汽车或者步行赶来”。当总统踏出专列时，“维拉诺瓦乐队演奏起《向统帅敬礼》，大学学生发出集中的、长时间的、巨大的欢呼声”。被振奋人心的欢迎仪式所感染，塔夫脱笑容满面。在维拉诺瓦的整个参观过程被证实是令人愉悦的宽慰，让塔夫脱从总统职位的麻烦缠身中解脱出来。毕业典礼在大学礼堂举行，里面喜气扬扬地装饰着彩旗和旗帜。礼堂仅能容纳两千五百名客人，所以安排塔夫脱在室外发表演说，从一大早就聚集在场地上的五千多人都可以听到。然而，赐予前任总统纽约欢迎仪式以晴朗天空的“罗斯福运气”并未庇佑塔夫脱，当他就要开始演说时，雷雨云遮空蔽日，天色变黑，不得不决定在室内发表讲话。
尽管发生了突变，塔夫脱的演说仍得到热烈回应。他赞许了奥古斯丁会在菲律宾的传教工作，充满怀念地谈起他作为总督的岁月——也许是他政治生涯中最成功的经历。每次涉及天主教堂，听众都报以掌声。当塔夫脱结束讲话时，全体听众起立，大声欢呼。情绪高涨的塔夫脱登上专列，前往西彻斯特民主党国会议员托马斯·S。巴特勒的家中。在塔夫脱总统任期内的艰难时光里，巴特勒始终对他忠心耿耿。现在塔夫脱“短暂地访问”这座小镇，发表两次简短讲话，颂扬他坚定的支持者，以此慷慨地回报巴特勒。“在我刚刚组建管理班底时，他就来到我身边，”塔夫脱谈起巴特勒，“并宣布他将站在我身边直至最后——他可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镇上的人们为见到总统而欣喜若狂。“银行、办公大楼、住宅和邮局一片彩色，”一位记者写道，“一些建筑物上展示三米高的字母T-A-F-T。”总统继续前行，赶往林肯大学校区，正好遇上“一场可怕的狂风暴雨在头顶肆虐”，两千人不顾一切，耐心地站在倾盆大雨中，甚至不打伞。“衷心地感谢你们出来迎接我，”塔夫脱谦卑地对欢呼的人群说，“我知道这是献给美国总统的，我以此身份接受它。”在他大受欢迎的演说中，塔夫脱谈起“本世纪最伟大的人之一”布克·T。华盛顿，号召黑人社区培育自己的教育领袖，以帮助解决国家的种族问题。尽管塔夫脱全程受到发自内心的欢迎，媒体还是难以抗拒两相比较：罗斯福在阳光明媚的海岸归乡所昭示的纯然的快乐，塔夫脱在雨水浸泡的室内表现出的得体的认可。此外，罗斯福在一天结束时仍同他登岸时一样容光焕发、生气勃勃，而塔夫脱乘火车返回华盛顿时业已风尘仆仆、筋疲力尽。一位记者甚至描述超重的塔夫脱“汗水横流……炎热让他心浮气躁，衣服都穿不住”，使他都不能好好穿着大衬衫。在回家的路上，塔夫脱阅读了那天下午关于罗斯福归家欢迎仪式的新闻报道，毫无疑问地注意到上校的言论——他一直“乐于并渴望”为医治国家的顽疾而发挥自己的作用。
晚上10∶00刚过，总统到达白宫时，有消息传来，他扩展政府权力、限制随意提高铁路运费的法案在那天被国会通过，只待他签署。他的疲惫一扫而空。即使在最糟糕的时候，因为愿意同国会的保守派集团做交易而被反叛者的报纸猛烈抨击，塔夫脱仍坚持“恒久的信念”，相信如果他能争取到国家所需的法律，“这些功绩最终将会自己证明自己”。现在铁路法案获得通过，他可以允许自己乐观一会儿，庆祝一下，将这个作为“走向国家监督大型公司之路的积极的第一步”，同时也是《州际商务法》的一项修正案。该法案“首次赋予委员会制止掺水股的权力”。
除铁路法案之外，还有两项重要的进步主义举措等待他的签字：第一项首次确认了总统收回百万亩土地用作保护区的权力；第二项是邮政储蓄法案，“同强势的利益集团步步争斗”，给穷人提供一个安全存钱之所。事实上，就在那天下午，《费城晚报》的杰出主编认为，塔夫脱“毫无疑问地在过去三十天中强化了自身在公共评价中的位置”，因为美国“开始更清楚地意识到他安静而衡一的方法背后蕴藏的本质力量……他的政策从头到尾都在坚定地捍卫公众利益，他更愿意不炫耀、不卖弄地工作”。
晚间入睡时，塔夫脱振作起来，相信罗斯福也会承认同保守派打交道的必要性。他用自己独特的方法以及和罗斯福一样的热忱在完成进步主义目标。在罗斯福到达纽约的那天早晨，他派巴特上尉给罗斯福送去了第二封亲手写的信。信中他再次热情地重复三周前向罗斯福发出的邀请，请他来白宫会面。一旦再聚，他们可以重温旧日同僚情谊，就像罗斯福的妹妹科琳所记得的那样，他们非常喜欢彼此的陪伴，“笑声交织在一起，回荡在走廊和房间，然后伊迪丝会说：‘他们两个在一起时就是这样。’”
他们之间旧日情谊的修复——决定权在罗斯福而不在塔夫脱——不是一个简单的私人问题，“现代政治中，没有其他友谊对美国人民更具影响，”威廉·艾伦·怀特写道，“因为这段友谊使两位最重要、最尽责的公仆变成更睿智、仁慈和有益于人民的人。”
《巴尔的摩太阳报》一篇具有先见之明的社论指出，“整个国家都在等待和观望”。罗斯福“手中似乎握着他的党派的未来，塔夫脱指望他施以援手。反叛者知道如果他们能赢得他的支持，正规军将一败涂地；老牌领导者战栗不安，野心家心生希望。他的决定对国家很重要，对他自己更重要。许多人曾大受欢迎，然而一日之内就跌落尘埃。罗斯福是否已经达到声望的顶峰，或是他将继续前行征服更多？这取决于他。他处于精神和身体的最佳时期，他对众多国民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样的权力是惊人的武器，可为善，可为恶。他要如何运用它呢？”
然而，为了理解这段友谊后续的复杂路径，我们须逆时而上，分析将他们吸引到一起的相似经历，以及现在要使他们分崩离析的性格中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