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7月2日，日本修史馆史官宫岛诚一郎到清朝驻日公使馆访问。那时，中日两国刚刚建立邦交不久，中国使团还没有使馆，暂时借住在东京的一座僧院里。参加座谈的除公使何如璋外，还有同是广东人的参赞黄遵宪以及沈文荧二人。主客双方语言不通，但都认识汉字，便以笔代舌，纵谈天下。
黄遵宪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5年11期，作者：杨天石
1878年，清政府向日本派出以广东人何如璋为公使的外交使团，这是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次，因此，迅速受到日本朝野的注意。7月2日，日本修史馆史官宫岛诚一郎到清朝驻日公使馆访问。那时，中日两国刚刚建立邦交不久，中国使团还没有使馆，暂时借住在东京的一座僧院里。参加座谈的除公使何如璋外，还有同是广东人的参赞黄遵宪以及沈文荧二人。主客双方语言不通，但都认识汉字，便以笔代舌，纵谈天下。
谈板垣退助，谈与政府“异议”
何如璋、黄遵宪与宫岛的话题从日本的维新史谈起，渐次谈到西方的“民权”“自由”学说，谈到日本社会正在流行的“欧化运动”，以至欧洲的共产国际。可以看出这几位刚刚走出“黑屋子”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识。
首先谈到的是日本维新名人、政治家板垣退助。板垣出生于1837年，出身土佐藩，曾率兵勤王倒幕，参加明治政府。1875年创立爱国公党，建议成立民选议院，创办学校教授民权学说，被称为“日本的卢梭”。黄遵宪问道：“有板垣退助者，亦维新功臣，闻已退居，其为人何如？君知其人否？”
板垣是宫岛的好朋友，共同参加维新运动，因此宫岛回答说：“其为人忠实，且有忧世界之慨，尤多军功。今与政府异议。”
黄遵宪当时正在准备编写《日本国志》，听说板垣和日本明治政府意见不一，很关心，便问：“其与政府异议者如何？”
宫岛回答：“板垣认为，维新之初，天子下诏说‘万机决于公论’，因此，现在应该让国民参与政务，但政府不同意。政府方面认为，全国士民知识未开，还不能参与政务，朝廷应该先立国宪而后施行政治。这就是板垣与政府的异议之点。”
“看来板垣为人，忠实果断，大可兼收并用！”黄遵宪很开明，不认为与政府的意见不一致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兼收并用何义？”宫岛不太明白黄遵宪的意思。
“虽与政府不合，但必定有可以补偏救弊之处。朝廷用人，不必专以一格也。”黄遵宪进一步阐明他的主张。
“无为权首，必受其咎，此公之谓也。”另一个参赞沈文荧认为板垣当一派领袖，将来一定出事。
“此人现在何处，又何所作为？”黄遵宪对板垣充满兴趣。
“现在土佐国高知县，新结一社，名曰立志社，听说此社主张扩张民权。”
黄遵宪虽然开明，但囿于中国传统，听说板垣在当地结社，就不赞成了，立即表示：“士大夫退居，最好理乱不知，黜陟不闻。自立一社，往往多事。明季士大夫喜欢立社，其弊至于乱国，可以作为殷鉴。”明朝末年，东南文人成立东林党、复社等社团，引发朝野纷争，黄遵宪以此为鉴，表达了对板垣的不满。
“敝人所见大略相同，也替板垣担忧。”宫岛赞成黄遵宪的意见。
“为板垣担忧的岂止先生一人！”黄遵宪附和宫岛说。
“极是！极是！不过，板垣主张废藩为县，解除武士常职，扩大庶民权利，废刀剑以建设新式海陆军，解除各藩之军备以归朝廷，这些事，以板垣之力居多。”宫岛不愿意完全否定自己的老朋友，为板垣评功摆好起来。
“板垣的作为都对，但他现在主张民权，近于美国人的自由之说。这不妥。大邦二千余年，一姓相承，为君主之国，民权说岂可流行！”中国传统学说中有“民本”说，意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又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说，劝告统治者认识人民在维护天下、社稷安定中的重大作用。但是，从来没有明确主张“民权”与“民主”者。黄遵宪刚到日本，初次听到“民权”二
字，觉得不能接受。
宫岛同样反对“民权”，他表示：“崇尊帝室，则吾邦固有之习风，乃国民固有之良习，万世不易之国体。”不过，他也对日本“武士”专政七百年，因而“全国士民气风大屈”的情况表示不满。
谈教育，谈“议论纷纭”
黄遵宪主张先从教育入手。他表示：“是事万不可求急效。当先多设学校以教之，复定取士之法以用之，则平民之智识渐开而权亦暂伸矣！”他主张，在“民智”未开之前不可使其骤然有“权”，而只能在“民智渐开”之后，才能让“民权”得到“暂伸”。
宫岛慨叹，当时的日本“议论纷纭”。
黄遵宪不了解议论纷纭有时是好事，可以促进思想解放，而鸦雀无声则肯定是坏事。他担心议论纷纭的状况影响社会稳定，表示说：“若以素日不学无术之人，遽煽自由之说，又大国武风侠气渐染日久，其不为乱者几希！故仆私谓教士、取士为今日莫急之务；如铁道等事，其次焉者也。”“教士”，培养人才；“取士”，选拔人才。黄遵宪认为，这比建设铁路还重要，宫岛表示，愿意听取黄遵宪所称“教士、取士之法”。
黄遵宪答道：“教士之法，须使知忠义大节，则尊君爱上，风俗归厚；若教之以趋利、求利之法而不知大义，则作乱者多矣！”在黄遵宪看来，首先必须使知识分子懂得“尊君爱上”的伦理道德。
沈文荧同意黄遵宪的意见，对当时日本提倡“欧化”的做法不满。他说：“贵国近尚西法，西人言，利与民权，皆致乱之道也。人皆争利，不夺不餍。民苟有权，君于何有？”
何如璋到达日本时，正值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各阶层意见不一。他说：“贵国维新之治已逾十年，上下之际，议论不一，情意不通，是宜亟定取士任官之法，不妨多分科目，以收罗通国之英俊，则彼为平民者，知进身有阶，气愤自平。此制与倡民权自由之说者有其利而无其弊，次第行之，国本始固，否则上下不一心，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卓见以为然否？”何如璋认为“民权自由之说”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也赞成从“取士、任官”入手，慢慢改革。
谈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谈“第一国际”
谈着谈着，何如璋就谈到了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他说：“顷闻欧美有所谓贫富贵贱一致之教，入其会者不论何国人皆同志同心，此将来皆各大乱之道也，不出三五十年矣！”
19世纪中叶，欧洲工人运动日渐发展。1847年，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1948年2月，《共产党宣言》以单行本的形式问世。在斗争中，各国工人阶级逐渐认识到，分散的斗争必然失败，无产阶级必须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去对抗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1864年，英、法、德、意四国的工人代表在伦敦成立国际工人联合会，简称“国际”，后来通称“第一国际”。何如璋所说“贫富贵贱一致之教，入其会者不论何国人皆同志同心”，可能指的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或“第一国际”。
何如璋，广东大埔人，早年关心时政，常往返天津、上海之间，与中外人士接谈，向各国传教士询问西方国情政务等。进入翰林院后，留心外事，通晓洋务，受到李鸿章的赏识。1877年，何如璋39岁，得到李鸿章推荐，充当出使日本大臣，成为中国首任驻日公使。因此，他一星半点地得知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是可能的。何如璋既然对“民权自由之说”都表示不满，自然反对“贫富贵贱一致之教”，视为“大乱之道”。何如璋虽然比较开明，但他是清朝官吏，自然要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这是必然的。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贫富贵贱一致”是早期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却并不一定是共产主义的真谛。
何如璋没有想到的是，“三五十年”之后，即1905年至1925年之际，不仅“民权”自由”之说早已喧腾于中国，连被他认为提倡“大乱之道”的“贫富贵贱一致之教”，也已经搅动了世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本刊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