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多夫死后不到一个月，莫斯科在审判托洛茨基以前的政敌布哈林等人的所谓“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时，再次判处托洛茨基死刑。可问题是怎样来执行这个已被判了几次死刑的人的死刑呢？
托洛茨基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5年11期，作者：徐隆彬(文史学者)
托洛茨基被多次判处死刑
列宁逝世后，在联共(布)党内斗争中失败的托洛茨基于1927年10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两个月后，在联共(布)十五大上又被开除出党。次年1月他被流放到阿拉木图，但在那里他并未停止领导反对派的工作，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遂于1929年1月把他驱逐出境。托洛茨基一行先是定居于土耳其，后移居法国和挪威，1937年1月又迁居墨西哥，住在小镇考约阿康。流亡期间，托洛茨基一直没有放弃反对斯大林的活动，并拼凑了所谓的“第四国际”。而斯大林也把托洛茨基看成了一个必须除掉的瘟神。
1936年8月19日莫斯科在公审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列宁格勒总部案”时，被带上法庭的虽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但托洛茨基被指控为该案的罪魁祸首。8月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一方面宣布判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名“罪犯”死刑，另一方面宣布：“现在留居国外之托洛茨基及其子谢多夫确系暗杀苏维埃政府和联共(布)领导者的暗杀团之主谋者，曾直接参加与亲身领导这些暗杀工作，如遇在苏联境内发现该父子之行踪时，应立即逮捕，要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审判之。”
1937年1月莫斯科在审判皮达可夫等人的“托洛茨基平行总部案”时，再次指控托洛茨基父子是各种阴谋、破坏、暗杀活动的主谋者、指示者，并宣布判处该父子死刑。
5个月后，托洛茨基从墨西哥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发来一封电报，电报说：“斯大林的政策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导致了彻底的失败。唯一挽救的办法是激进地转向苏维埃民主，从公布最新的诉讼程序开始。在这条道路上我将给予完全的支持。”斯大林见到这封电报后恼怒地在上面批示：“奸细的嘴脸。希特勒的厚颜无耻的奸细。”
1938年2月15～16日夜间，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突然在巴黎的一家医院神秘死亡。关于谢多夫的死因尽管迄今仍未明确，但人们大都怀疑他是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暗杀致死。托洛茨基本人同样持这种怀疑态度。
然而，曾成功组织了对托洛茨基刺杀的苏联内务机关官员苏多普拉托夫将军指出，谢多夫并非死于暗杀。他说：尽管谢多夫的死因非常蹊跷，“但无论是在他的档案中，还是在托派的共产国际材料中，我都未找到任何证据来证明这是一起谋杀。如果谢多夫是被谋杀而死的，那么就会有人获得政府颁发的奖赏，要不也会有人争功请赏。”苏联特工“在向叶若夫报告谢多夫死于巴黎这一情况时只是提及了他的自然死亡原因”。
谢多夫死后不到一个月，莫斯科在审判托洛茨基以前的政敌布哈林等人的所谓“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时，再次判处托洛茨基死刑。可问题是怎样来执行这个已被判了几次死刑的人的死刑呢？
斯大林下令干掉托洛茨基
在叶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境外侦察处副处长施皮格尔格拉斯就受领了干掉托洛茨基的任务，但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一直没得手。1938年11月贝利亚取代叶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后，决定起用苏多普拉托夫来组织实施暗杀任务。
1939年3月的一天，贝利亚带着苏多普拉托夫面见了斯大林。他向斯大林报告了自己的意图，并请求任命苏多普拉托夫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局副局长。
斯大林表示同意，并强调了除掉托洛茨基的意义：“托派运动中除了托洛茨基本人外，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政治人物。如果结果了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威胁也就随之消除。”斯大林强调，一年之内必须解决托洛茨基，趁着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尚未爆发。不消灭托洛茨基，我们就不能保证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时，国际共运的盟友们会支持我们。
接着斯大林叮嘱苏多普拉托夫，他的任务是领导一个战斗小组执行刺杀任务，他要直接向贝利亚报告情况，而不必向任何其他人报告，但执行此次行动的所有责任由他承担；他必须亲自将特别行动小组从欧洲派往托洛茨基侨居的墨西哥。最后斯大林鼓励道：这次行动一旦成功，“党永远也不会忘记参与行动的人，党将不但会关怀他们本人，而且还将照顾他们的所有家庭成员”。
在这次会见之前，贝利亚已把苏联驻西班牙情报站站长艾廷贡召了回来。艾廷贡与苏多普拉托夫关系密切，在工作上能配合默契，当时正在法国开展活动。这次会见之后，贝利亚告诉苏多普拉托夫，艾廷贡将是参与此次行动的一名重要人选。随后苏多普拉托夫和艾廷贡开始具体研究行刺计划。
艾廷贡向苏多普拉托夫建议，这次行动的代号叫“鸭子”。先在巴黎建立两个互不知道对方存在的独立的行刺小组，然后分别将它们派遣到墨西哥。第一个小组代号为“骏马”，由戴·阿·西克罗斯领导；第二个小组代号为“母亲”，由卡里达德·梅尔卡德尔领导，她的儿子拉蒙·梅尔卡德尔应是这个小组的重要成员。
这里略微介绍一下拉蒙·梅尔卡德尔，因为后来正是他亲手杀死了托洛茨基。
早在1938年夏，艾廷贡就把已成为苏联间谍的拉蒙从巴塞罗那派往巴黎。这年9月，拉蒙经人介绍认识了当时也在巴黎、与托洛茨基一家交往很深的女青年西尔维亚·阿格洛夫。根据艾廷贡的指示，拉蒙当时扮演的是这样一种形象：一位冒险猎奇、挥金如土的年轻商人，有时向朋友或是自己所同情的人提供资助，但对这些人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又表现得毫无兴趣，更不接受加入他们的组织或参与他们活动的建议。由于拉蒙在西尔维亚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种形象，又长得机灵而帅气，再加上他对西尔维亚的热烈追求和舍得在她身上花钱，两人很快坠入了爱河，成为情侣。
苏多普拉托夫对艾廷贡的上述建议表示赞同，随后他们将商定的计划向贝利亚作了汇报。
刺杀小组进入墨西哥
1939年6月，苏多普拉托夫和艾廷贡一同来到了巴黎。苏多普拉托夫着重考察了西克罗斯小组，艾廷贡着重考察了卡里达德及拉蒙小组，并对该小组进行了训练。
同年8月，卡里达德及拉蒙小组被转运到了纽约，10月艾廷贡也来到了这座城市，并在那里开办了一家进出口公司，以作为这次刺杀行动的秘密指挥部和联络中心。这个时候，西克罗斯小组已被直接送到了墨西哥。1939年末，拉蒙以商业上的理由和署名为“弗兰克·杰克逊”的伪造的加拿大护照，也来到了墨西哥。
艾廷贡给两个小组分别下达的任务是：西克罗斯小组用直接攻占托洛茨基住所的方式将其杀死；卡里达德小组则要以拉蒙为主角，他应利用与西尔维亚的恋爱关系逐渐接近托洛茨基，伺机行刺。
西尔维亚在拉蒙之前就从巴黎回到了她的出生地纽约，拉蒙在墨西哥落脚后不久，1940年初，西尔维亚也来到了此地。通过西尔维亚的引见，拉蒙与托洛茨基周围的人员有了一些接触。在这些人面前，拉蒙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既不对他们从事的事业产生兴趣，也不设法赢得他们的信任。他仍然装扮成一名有钱的生意人，并向托洛茨基等人的活动提供资助，而他之所以要提供这种资助，似乎是“出于自己性格怪癖”，而不是因为他是托洛茨基的忠实信徒。
起初，艾廷贡和他的上司苏多普拉托夫及贝利亚把重点放在了西克罗斯小组。苏多普拉托夫把曾在托洛茨基身边工作过的苏联女特工玛丽亚·德·拉斯·埃拉斯提供的托洛茨基住所各个房间的平面图、她对托洛茨基保镖的鉴定，以及对托洛茨基秘书处活动的分析资料，一并提供给了西克罗斯小组。贝利亚则把在西欧执行秘密任务的特工格里古列维奇召回，让他到墨西哥去加强西克罗斯小组。1940年1月格里古列维奇到达墨西哥，不久他和托洛茨基的一名保镖谢尔登·哈特交上了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