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在接受日本媒体访问时居然宣称，70年前台湾不存在抗日的问题，“台湾在战争时与日本同属一国”，而他自己，当时是“为祖国而战的日本人”。此语一出，引来轩然大波。
台湾抗日志士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5年10期，作者：钟兆云(文史学者)
2015年8月，台湾媒体报道，李登辉在接受日本媒体访问时居然宣称，70年前台湾不存在抗日的问题，“台湾在战争时与日本同属一国”，而他自己，当时是“为祖国而战的日本人”。此语一出，引来轩然大波。台湾各界奋起批驳李的悖逆言论，马英九在参加抗战纪念活动时，特意停下脚步，面对媒体气愤地以罕见的重话表示，李登辉的话出卖台湾、羞辱人民、作践自己，他对此感到震惊、痛心、遗憾。
台湾人民有没有抗日？这个问题，要用血的事实回答李登辉。日本统治台湾50年间，残酷压制从未放松。而台湾人民也从未放弃抗争，前后约有60万人民为抗日而牺牲。不能不承认，台湾人民的抗日，开始得更早、更艰苦。“光复台湾，回归祖国”的信念促使一代又一代台湾人走上抗日的道路！推开历史幽深之门，林正亨、李友邦、连震东、丘念台、翁泽生……这些爱国台胞们的抗日身影正鲜活地向后人走来——
林正亨：“抗日要紧，没有国，哪来的家！”
1945年11月，一封家书穿过抗战硝烟散尽的天地，飘到了厦门鼓浪屿东北侧的“宫保第”(三丘田林公馆)。这是从缅甸参加中国远征军归来的林家少爷林正亨写给母亲的长信。信中详叙了自己参加抗战和为国残废的经历，结尾写道：“在这神圣的战争中，我算尽了责任，台湾的收复——父亲生平的遗志可算达到了。他要是有知，一定大笑于九泉。我的残废不算什么，国家能获得胜利、强盛，同胞能获光明和自由，我个人粉身碎骨也是值得的……我现在成了林家第一勇敢和光荣的人物。”
林正亨1915年出生在鼓浪屿林公馆，是台湾雾峰林家的后代。台中雾峰林家和台北桥林家，是彼时台湾最富有且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家族。林正亨祖父林朝栋，1895年统领“军”抗击日本侵略军，后来奉旨举家内渡。林正亨父亲林祖密(原名资铿)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又屡屡随父于军旅，胆识兼具，在林朝栋内渡不久即回台管理庞大产业。1904年，林朝栋客死上海，临终遗命子孙：“台湾是在我任内丢失的，我的家人一定要收复台湾！”林祖密借奔丧之机，全家迁回闽南祖家，几经周折，终于在1913年撤销了日本国籍，成为辛亥革命后第一位正式恢复中国国籍的台胞，此后矢志追随孙中山，在孙中山逝世后不久被北洋军阀孙传芳所部杀害。台湾义士丘逢甲之子丘念台撰文称颂：“革命不难，舍富贵而革命为难；舍富贵而革命不难，能审国族、辨忠节，而舍富贵以革命为尤难。台湾林祖密者，乃能此尤难者也。”
林祖密为革命牺牲时，林正亨还在厦门读美术专科学校，决心肩负父辈未酬的壮志。抗日烽火起，血气方刚的他愤然投笔从戎，报考南京陆军军官学校。军校毕业后，林正亨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军部当见习官。1940年，他随部队前往广西昆仑关对日作战，其间他以铮铮豪气，在寄给家人的照片背面写下誓言：“饥餐倭奴肉，渴饮倭奴血，砍下日寇头颅当球踢！”4年后参加赴缅甸抗日远征军，任步兵团指挥连连长，时逢妻子临产，长子刚满两岁，妻子为此发愁，他却态度坚决：“抗日要紧，没有国，哪来的家！”
关于林正亨在远征军的战斗经历，其子林为民回忆：“在缅中最后的战役中……父亲身负16处重伤，在刺死最后一个敌人后，他再也支持不住了，倒在血泊之中。”林正亨从死神手里得以逃生，左手残废。
李友邦：黄埔将领里的“台湾流浪者”
全面抗战爆发后，一支由台湾同胞组成的抗日队伍，在连天烽火中辗转万里，这是台湾革命党人李友邦在闽浙创建领导的台湾义勇队。
李友邦祖籍福建同安，生于台北芦洲，自幼痛恨日本的殖民统治，1924年在台北师范学校就读时，联系后来成了台湾共产党领导人的林木顺等进步同学，夜袭殖民派出所，随后渡海回大陆，经中国共产党人任剑若介绍，入黄埔军校二期就读，由此走上传奇的革命生涯。七七事变后，鉴于个别台民的不良表现，国民党福建当局担心台民在沿海做日特间谍，乃将散居在福建沿海的500多名台胞强行迁往崇山峻岭的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在“台民垦殖所”集中管理。爱国台胞们不甘“坐享太平”，向当局提出为祖国抗战服务。李友邦为此亲赴福建组织队伍，中国共产党派党员张一之(后改名张毕来)担任其秘书，随行协助。
1939年2月，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成立，同时成立的还有台湾少年团。李友邦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命为台湾义勇队队长，授少将军衔(后升中将)。在大陆的三四百名台胞通过各种途径加入台湾义勇队。这支在抗日战斗系列中唯一由台湾人组织并以“保卫祖国，解放台湾”为宗旨的队伍，被全国各界看作是台胞参加祖国抗战的代表。李友邦根据义勇队的实力优势，制定了对敌政治、医务诊疗、生产报国、宣慰军民四大任务。其中抗战医务工作开展尤为出色。
台湾义勇队在宣慰军民中，重视舆论宣传，先后创办《台湾先锋》和《台湾青年》等报刊。李友邦在《台湾先锋》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台湾要独立，也要归返中国》一文。陈诚、冯玉祥、陈立夫、孙科、邵力子、郭沫若等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和社会名流，纷纷发表支持台胞回国抗战、携手光复台湾的文章和题词。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的英勇事迹，传到了台湾和海外，激励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
抗战胜利后，李友邦委派台湾义勇队副总队长张士德，携带国旗一面，搭乘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上将的飞机飞抵台湾，于1945年9月4日在台北升起了第一面象征中国收复台湾的国旗。李友邦率义勇队渡海回台前，在厦门南普陀题写“复疆”两字(刻于寺后摩崖)，并自豪地宣称：“我们为了不当日本顺民而在大陆度过了一二十年的流浪生活，饱尝了人生的甜酸苦辣而幸存下来，今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爱国的台湾同胞，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去见父老兄弟。”
情报机构的台湾志士
八年抗战期间，中国有个叫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谍报机构，不仅提供了许多可靠的敌友情报，还对德军进犯苏联、太平洋战争爆发及日本投降等重大事件，提前作出准确判断，其出色的情报工作为世侧目。这个谍报机构背后，站着众多台湾志士。
全面抗战爆发后，著名的“日本通”，前驻日大使馆参事官，曾准确预测“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的交通部次长王芃生，受蒋介石之命组建隶属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以下简称国研所)，专门从事搜集日本情报并做分析研究的工作。国研所大量罗致了台籍抗日志士。
他们中，李万居负笈巴黎大学，学成归国，投身抗战，“为觅灵方振国魂”，是诗言志，更是真实写照。他以才德被王芃生视为心腹，委以建立粤港、越南一带情报收集及情报网络的重任。李对汪精卫叛国投敌罪行予以无情鞭挞和揭露，认为“汪氏的出走，犹如毒菌已去，中国内部的团结更加巩固，抗战的力量愈益增强”。李万居接替谢南光(中共党员)担任国研所港澳办事处主任后，演绎了一出出没有刀光剑影的“香江谍影”。
国民政府借重抗日台胞擅长中日文双语的能力，在香港从事对日情报工作。英国政府在殖民地香港的邮政总局内设立邮电检查处，对经转的各国邮电书刊进行检查。尽管日本尚未对英国开战，但感受到日本强烈威胁的英方特别加强搜集日本情报，将日文邮电书刊列为检查重点。秘密加入国民党并参加国研所的台籍人士谢东闵(后曾任台湾“副总统”)，就在邮电检查处担任日文函电书刊的检查工作。港英当局事先交给谢东闵一份黑名单，列入黑名单的往来日文邮件，一律拆封检查，至于其他日文邮件，则由其自行决定是否检查。谢东闵每遇有参考价值的日文邮件，就密抄一份，转交给身在香港的李万居，李万居再将该情报转往重庆国研所处理。1941年日军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即由李万居取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