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列宁和斯大林不同的是，毛泽东不仅是个政治冒险家，也是个民族革命家。他不仅发动了激进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也给此前半殖民地的中国带来了一场民族革命，正是在毛的统治下，中国最终成为世界主要的地缘政治中心之一。
潘佐夫记者：陈舒扬
“如此虚掷时光，令毛(泽东)极为恼怒。当然，最让他生气的不是医生，而是斯大林对他的冷遇。‘你们请我来莫斯科，但你们什么也不做。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他冲着柯瓦廖夫怒气冲冲地嚷道，‘我来了这里，一天到晚什么事也不办，就是吃饭、睡觉、拉屎。我是干什么来的？’他给斯大林打电话，但是被告知斯大林不在家，他应当见的人是米高扬。‘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屈辱，’毛后来回忆说，‘于是我决定什么都不做，就在别墅里干坐着。’苏方提出请他到苏联各地走一走，他‘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说他宁愿‘抓紧时间睡觉’。他不假思索地认为在他的住所里有窃听设备，因此他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
这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间、毛泽东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期间受到刻意冷落而大发脾气的一段记录，来自美国首都大学历史学教授亚历山大·潘佐夫所著的《Mao:The Real Story》。
今年8月，该书的大陆中译本《毛泽东传》面世，厚达900多页，书中大量参考了此前从未被公开使用过的档案资料，讲述了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往来，描绘了苏联方面与中共及毛泽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潘佐夫本人是俄罗斯血统，拥有西方教育背景和长期的中国研究经历，主要从事中俄关系史研究、当代中国研究和毛泽东诗词的俄文翻译以及注释工作。围绕《毛泽东传》，时代周报记者采访了潘佐夫。
有关毛泽东的十五卷档案
时代周报：从书中我们知道，你的外祖父就是专门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你算继承祖业吗？
潘佐夫：他不是我的外祖父而是我的祖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毛泽东传》中，将汉学家奥尔基·鲍利索维奇·爱伦堡称为潘佐夫的外祖父，应是翻译有误)。他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1967年病逝之前很深地影响了我。1923年，他在中国工作，是共产国际的代表。1925-1930年，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该校是国共合作时期由苏联出资创办的中国学校，俄文全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工作。
1990年，我在苏联共产党档案馆(当时还叫做“中央党部档案室”)看到了毛泽东的资料。那时是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我作为一名学者才能够接触到这些已经被保密几十年的档案。
我也算是第一位接触到苏联档案中有关中国共产党和中共党员个人全部档案的学者。同时，我也看到了其他一些档案，包括布尔什维克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文件、共产国际的文件以及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其他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文件。
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就开始组织档案室。打从一开始，它的主要职责就不只限于搜集与布尔什维克党史有关的文件，也负责搜集与国际劳工及共产主义运动史有关的文件。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所有的文件资料全部移交给中央党部档案室。1950年代，共产党情报局的档案也都存放在那里。1999年6月，前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档案也并入这档案室里。今天，这些整合起来的档案被统一称为“俄罗斯社会暨政治史国家档案”。
我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些档案的内容，就可以知道它们为何是我写这本毛泽东传记努力挖掘新资料的重要来源。
中央党部档案是全世界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苏联共产党党史文件最大的收藏所。它们收藏大约200万份书面文件、12105份照片材料和195部纪录影片，分为669个主题。档案的核心部分是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丰富文件，包括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卷宗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种账册及财务收据，共产国际和布尔什维克党给中国的指令，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派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秘密报告，许多重要的中国革命家的个人资料。其中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私人文件，特别有意思。
不像其他许多档案材料，即使在1990年代初期，这些文件也不向大多数学者开放。它们一直被锁在档案室的最高机密部门—即使今天，民众要借阅这些档案也受到高度限制，只有极少数专家才会获准借阅这些材料，而且必须要与馆方人士及当今俄罗斯学者私交甚笃。
这些管制材料包括3328个卷档，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王明和其他许多中共高阶党员的相关资料。
有关毛泽东的卷档最令人叹为观止，它包括15卷非常独特的文件，有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私人信件，毛泽东和斯大林、斯大林和周恩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会谈速记记录，由苏联医生汇整的毛泽东病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和共产国际特务的秘密报告，有关毛泽东妻儿子女的个人资料—包括早先大家都不知道的第九个小孩在莫斯科出生的证明，还有许多苏联大使馆和KGB特务从1950年代末期至1970年代初期就中国政治局势呈报的密电。
我是首个可以利用所有这些材料的毛泽东传记作者—这些材料在重新评价毛泽东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时，乃是无价之宝。
时代周报：接触如此大量且罕见的一手资料后，如何将其编辑成书？
潘佐夫：2005年，我接到了莫斯科Molodaya Gvardia出版社的电话，这是俄罗斯最古老最有名的出版社，从19世纪中叶开始就以出版严肃传记著名。他们让我写一本毛泽东的传记。
我很激动，我的祖父就是一个研究毛泽东的人，这意味着我要继续他已经开始的工作；其次，我已经拥有很多从那些档案里找到的文件；再者，作为一个汉学家，写一本关于毛泽东的书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的学校给了我一年的假期，我在这一年里写了1300页的书稿，这份书稿太长了，出版社不得不砍掉一些。这本书在2007年出版，首印卖得非常快，2013年出版社又重印了一版。
2007年，我的美国朋友Steven I. Levine提出他愿意把这本书翻译成英语，我同意了。他翻译了长达1300页的原稿，我又增加了一个后记，美国西蒙·舒斯特出版社也说这太长了，于是我删减了一些在俄文版中保留的内容，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所以俄文版和英文版稍有不同，台湾版本则完全是依照美国那本翻译的。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找到我，说愿意翻译这本书，我就把1300页的原稿给了他们，他们全部翻译了出来，出版的时候删去了一些。
大陆版里有很多台湾版、美国版甚至俄文版里没有的材料，比如很多蒋经国在俄罗斯的事、斯大林的事、中国托派分子的运动。这些故事都基于档案资料而来。在大陆版中，我还加入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文件全文，比如苏联特务关于毛泽东的秘密情报、毛泽东的医疗记录、贺子珍撰写的毛泽东简历、毛泽民写给共产国际的有关毛泽东问题的答复等。
以斯大林为导师
时代周报：相对以前的研究，这本书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潘佐夫：我的研究表明，过去很多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以及苏联关系的认知是错误的。事实上，正如最新解密的苏联和中国档案显示的那样，毛泽东是斯大林忠实的追随者，他努力地向斯大林表达诚意，并且只敢在斯大林去世后偏离苏联模式。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帮助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获得权力，我也证明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有“俄罗斯根源”，是斯大林促使毛泽东在1930年代晚期接受了新民主主义政策，而且不允许毛泽东放弃它，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
毛泽东将赫鲁晓夫视为一个不值得信任、愚蠢的人，并且故意轻视他。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个人恩怨是中苏分裂的一个主要原因。
而且，相较于传统观点，我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为了争夺最后的权力，而是为了在一个崭新的理想社会中创造出理想公民。
在书中，我引用了许多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通信。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把斯大林当作导师，并且听从他的建议。例如，毛泽东在1949年时甚至询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应该建在南京还是北京，斯大林回复说北京。
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我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立以来到1950年代早期在经济上对莫斯科的持续依赖。当我们细致考察毛泽东的一生，就会发现，只有考虑到中共持续依赖莫斯科提供的权威政策指导和方向，才能真正理解这一时期的中共历史。毛泽东和斯大林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间的会谈证明了这一点。
这同样可以解释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不寻常的关系。当时，斯大林没有试图统一朝鲜，而是更愿意把美国拖进同朝鲜和中国的冲突中，从而达到削弱美国的目的。通过这种方式，斯大林试图挑起全球革命。毛泽东不想出兵，但斯大林迫使他参加朝鲜战争。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才与苏联新的领导人逐渐拉开距离。
时代周报：从你的书中，比较容易得出的一点结论是，毛泽东是一个始终保持生命力和激情的政治家？
潘佐夫：毛泽东是一个政治家，他坚韧、目的性强、雄心勃勃，但同时谨慎、耐心。他拥有强大的意志力，当然，还有感召力。
时代周报：如果把毛泽东和斯大林、列宁放在一起比较，你会如何评价他们的相同和不同？
潘佐夫：跟列宁和斯大林不同的是，毛泽东不仅是个政治冒险家，也是个民族革命家。他不仅发动了激进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也给此前半殖民地的中国带来了一场民族革命，正是在毛的统治下，中国最终成为世界主要的地缘政治中心之一，政治上处于两个超级大国中间，因此能够在世界公共事务中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