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清初，思想家颜元就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文弱，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最大的差别之一。日本“读书人”居然身佩双剑，曾经给来访的大清学者们极大的震撼。
魏源的《海国图志》并未引起国人的重视，却成为日本的畅销书。作者：雪珥
一个“日奸”的启示
1863年5月10日傍晚，马关海峡。
日本长州藩军舰庚申丸、癸亥丸向美国轮船“彭布罗克号”(Pembroke)发起突然进攻，掀开了日本式“义和团”运动的序幕。此时，距离日本在美国武力下被迫开国正好十年整。
十年来，这场被动的“改革开放”，造成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的极大混乱，以批判幕府开国政策为主的“攘夷派”，结合以孝明天皇为首的朝廷，对幕府发起挑战，“尊王攘夷”(日本式的“扶清灭洋”)运动风起云涌。攘夷派“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渐占据上风，迫使幕府宣布攘夷，攘夷派占主流的长州藩便成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
马关炮响后两天，5月12日的深夜，五名年轻人受长州藩藩主密令，在横滨躲过了幕府官吏的检查，悄悄登上了怡和洋行的商船基鲁雪基号，转道上海前往欧洲秘密留学并考察。
大上海的繁华令这些第一次出国的日本青年大惊失色，动摇了他们的攘夷观念。他们看着如此众多的“洋船”，感慨到：“这些船一旦都闯进日本来，究竟日本该怎么做才好呢？攘夷吗？那不可能！”
这群年轻人中，就有后来著名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
就在这些年轻人徜徉于繁华的伦敦，醉心学习英语和西方技术的同时，他们的家乡正在遭受着剧烈的变化。
日本长期的锁国政策，最终激怒了在日本有着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1864年，英国驻日公使阿尔托克提议，与法国、荷兰及美国联合采取军事行动。“四国联军”很快组织了十七艘军舰，准备大举进攻长州。
身在英国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得知消息，深为国内局势担忧，认为日本要与四国抗衡，绝对是以卵击石。他们遂决议返回日本，试图运用自己与英国和藩主的联系管道，既阻止攘夷这样的“义和团行动”，也阻止“四国联军”的军事行动。
伊藤和井上两名“日奸”的游说最终失败，“四国联军”发起强攻，长州藩大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约，拆除下关的炮台及赔偿三百万元。
但在这场战斗中遭受惨败的长州藩，与败在英军手下的萨摩藩一样，痛定思痛，转而亲近英国，实行全面改革开放，随后成为倒幕运动的主力。而被“爱国志士们”追杀的“卖国贼”伊藤和井上，也随后成为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推动了日本帝国的扩张，自己又被朝鲜和中国的“爱国志士们”视为最凶恶的敌人，伊藤最后更是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身亡。
而更为吊诡的是，在伊藤和井上留学英国之前，作为坚定的尊王攘夷派，他们甚至还多次策划了针对外国公使的刺杀计划，包括纵火焚烧法国使馆。
从不惜暗杀的“义和团”，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卖国贼”，再到明治维新的大功臣，伊藤和井上的跌宕心路，正是那个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写照。在这个心路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剧烈变化面前，顺应潮流，放下身段，改变了自身。
日本文化的综合性和杂交性，令日本知识分子没有中国士大夫那种优越感，所以在承认差距、改变自身方面，他们相当的痛快和彻底。几乎在西方文明传入的同时，他们就认为日本不但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而且在国家制度、人民的独立自主精神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种认识，推动了日本引入更彻底的君主立宪制，实现更为根本的改革。
而类似的“变脸”功夫却在中国罕见。即使早在1840年就开始遭受“夷狄”的侵凌，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士大夫)却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前，甚至都没能形成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魏源“睁眼看世界”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日本比在中国更受欢迎。吉田松阴曾手抄《海国图志》，奉为至宝，而其师佐久间象山更是直称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而在中国，《海国图志》却迅速地绝版了。
在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海国图志》这种书显然是多余的，中国的落后，无非是在“船坚炮利”等物质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实在是太优越了，“政教礼仪超乎万国之上”，自己并不需要“变脸”。
号称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就这样开始了悄悄地分道扬镳。
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崇文与尚武
那支在对抗“四国联军”中诞生的“奇兵队”，随后也成为倒幕战争的主力，被称为日本第一支近代化军队。这支军队的缔造者高杉晋作，是一位文武全才的知识分子，阳寿虽短(28岁)，却在日本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高杉晋作幼读私塾，精通剑术，并在“军舰教授所”学习航海术，大力提倡西学。就在长州攘夷运动前一年(1862年)，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高杉晋作随船前往。
在上海期间，高杉晋作深入了解中国情况，大量购买西学书籍，就是他发现了《海国图志》居然在清国绝版，并为此深感不解与遗憾。
当时的日本还相当落后，中国则已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即将进入“同治中兴”，但日本使节却从上海一个剖面，轻易地看透了中国的内在问题。他们触及到了一个相当严峻的事实：中国社会、尤其知识分子们有着病态的“崇文抑武”。
早在清初，思想家颜元就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
文弱，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最大的差别之一。
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弱，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始于宋代。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
其实，早在宋代之前的盛唐，当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进士们“缀行而出”时，很自得地说了句大实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深刻地昭示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甚至还可以推溯到更早，在“六王毕、四海一”的秦始皇年代，赢政大帝借着新政权的专政威力，干脆把天下利器尽行收缴，邻里乡亲不仅在法律上连坐，在生活上也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真正亲如一家人。梁启超更将此概括为“一人为刚万夫柔”。
同样作为牧民之术的科举，在政治技巧方面，显然比始皇帝收菜刀要更有技术含量。“万人争过独木桥”，不仅为磨折精英阶级的棱角提供了砂轮，也为廉价赎买知识分子提供了硬通货，用 “给出路”的方式换取了忠诚，并建立了对权力和利益共享的默契。
甲午战争期间，大量西方记者跟随日军采访，他们惊讶地看到貌似强大的清军居然如此羸弱。
虽然拜洋务运动的开放成果，清军精锐部队淮军的武器装备甚至强过日军，但依然战斗力低下，而且军纪极其败坏，几乎没有后勤供应，“中国皇帝好像忘了士兵们要吃军粮、发军饷”。一些西方报道说因为清军实在纪律太差，扰民太甚，朝鲜人将日军当做解放者来欢迎。西方记者也马上看出了门道，Good iron is not beaten into nails; good men are not made into soldiers(“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便成为当年西方读者耳熟能详的中国成语之一。作为社会精英和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则被有意识地导引到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彀中”了。
日本的知识分子就似乎没有这么好的行情，他们缺少像中国皇帝那样的大主顾，可以对士人进行“统购统销”，因而还是不脱“野蛮”，保持了尚武的旧习，即使在很想学学中国老大哥建立中央集权的德川幕府眼中，“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日本“读书人”居然身佩双剑，曾经给来访的大清学者们极大的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