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可读尸谏:清末官员自杀事件
“吴可读事件”提出的难题,终以集思广益的方式基本解决了困扰朝局数年的大统之争,使此前模糊不清的继统立嗣关系得以理顺,使政局渐趋稳定,意见暂得统一,也为慈禧的垂帘听政和光绪的继位传绪找到了平衡点,更使朝野官绅之愤懑得到舒缓。
作者:王学斌
1879年4月29日清晨,一条来自蓟州知州刘枝彦的奏闻,打破了这个暮春暖日本该有的静谧祥和。刘知州的折子,牵涉一桩命案:当月11日同治帝奉安典礼结束后,有一名叫做吴可读的吏部主事未随大队人马返京,而是滞留于三义庙内。25日夜,吴氏先是准备悬梁自尽,孰知房梁太高,且朽败不堪,于是取出事先准备的洋药,服毒身亡。
一个区区的六品京官,在荒郊野外自杀,乍一看似无八卦可挖,亦无卖点可言。按常理判断其隐情无非仕途失意、畏罪自尽、病魔缠身之类。然吴氏之死很快便传遍朝野内外,一时间形成巨大的轰动效应。
一件轰动朝野的事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武死战文死谏”乃报国忠君者的至高境界。
“吴可读事件”之所以轰动,缘由有三:
第一,吴之死确实属于自杀,但他临死前“遗有封存密折一匣,遗书嘱为转呈吏部代递”,明摆着将肉体消亡作为载体,其真正意图在于劝谏君上。换言之,吴这是尸谏!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武死战文死谏”乃报国忠君者的至高境界。当君臣关系恶化到有话不能好好说、有事不能细细谈的地步时,便会有人豁了出去,以命相搏,以期唤醒天听。
第二,吴之遗折言语堪称火爆。若循常例,部署呈递的代奏折件,应先由该部堂官共同开启查阅,如无违悖字样,才能转呈皇上。但鉴于吴可读采取尸谏,且遗折密封,吏部官员料到此折一定牵扯重大且敏感的政治问题,于是违背规定,不拆视就径报朝廷。如此做法,既可免责,又能保证遗折内容不外泄,可谓一举两得。当慈禧打开折子一瞧,不禁勃然大怒。吴氏写道:
罪臣涕泣跪诵,反复思维,窃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
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吴氏临死之折,不仅满纸忠心,更堪称生猛,居然径直指责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此举在帝制时代实属罕见。吴可读行为极端,言辞激烈,自然引来士林一片哗然,想必当时不少官绅心里暗暗为其竖大拇指。
第三,吴氏遗折中心在于光绪帝之承嗣大统问题,这恰恰点中了晚清政治体制之要害。咸丰逝后,清廷政治运作便进入非常态。先是两宫太后垂帘,宠信太监,接着实现叔嫂联手执政,之后又出现同治早夭无嗣之窘境。宗祧继承的原则是“有子立嫡,无子立后”,无子时,以人为方式弥补自然血缘之缺憾,以其作为继承人续承宗庙世系。故帝嗣的选立,不仅攸关皇脉延续,更关乎国运。当时慈禧选立同治帝同辈载 为皇位继承人,而未从“溥”字辈中寻觅,明显违背祖宗之法。慑于慈禧之权威,众臣大都敢怒不敢言。吴可读遗折挑明此事不合祖制,为众人提供了再度于朝堂内掀起立嗣承统大讨论之理由。
回望彼时政情,或许除了尸谏,短期内似无他策能耸动视听,那为何践行此举的单单是吴可读?
一位憨直冲动的人
吴氏所言,冲动有余,谨慎不足,实在不智。
不妨先从吴可读其人其事说起。
当吴自殒时,已68岁。粗看其近七十年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宦途沉浮,值得大书特书者,着实寥寥。
吴可读,字柳堂,甘肃皋兰人,自谓“家谱自前明始迁祖以来,三百载椒房之亲,二百年耕读之家,十八代忠厚之泽,七十岁清白之身”。其科考之途实在坎坷。他天资还算不错,24那年即考中恩科举人。之后吴寓居京城达八年之久,一心博取功名,却屡屡名落孙山。旁人落榜往往因水平不济或怀才不遇,而吴氏不中,则另有原因。吴在其尸谏前留给子女的《诀儿书》中,对自己之荒唐早年并不讳言:“我少好游荡,作狎邪游。”原来,吴在京城备考时,迷上了一位叫做翠花的姑娘。翠花虽貌仅中姿,但略解诗书,谈吐不俗,吴可读是个至情至性之人,动到情感,一往不复,万死难回,索性把考篮丢在墙脚,积得好厚的灰尘,因此得了个极不雅的外号:“吴大嫖”。待春闱榜发,沉溺于温柔乡的吴可读果然落第。翠花为他大哭一场,吴可读倒觉得她这一副眼泪可贵,不输于金殿胪歌。便以兰州道远,不如在京读书作为托词,依然迷恋京华烟云,日日与翠花缠绵。直到一日吴千金散尽,深受妓家冷落。他的同乡便劝他回九天庙住,与风尘女子一刀两断。吴可读无奈,只得依从。当时恰好四大徽班之一的四喜班,重新由余三胜掌班,大事振兴,便有人拿这两件事做了一副对联,说是:“余三胜重兴四喜班,吴大嫖再住九天庙。”这百般蜜意,千种柔情,耗去了吴氏整整七年的光阴。自此吴浪子回头,终在道光三十年金榜题名。
迷恋妓女数年,之后又能幡然醒悟,潜心科考。可见吴可读性格之中蕴含着放浪不羁与倔强执拗的两个方面。
进入政坛后,几经辗转,吴可读出任御史,掌谏诤之权。于此期间,吴以弹劾成禄的两折扬名宦海。成禄时任乌鲁木齐提督,不仅作威作福,还虚报军功。有一年由于天灾,肃州高台县百姓无捐可输,成禄竟借口百姓聚众谋反,滥杀二百多人,反报平定叛乱有功。如此倒行逆施之行径,令个性憨直的吴可读忍无可忍,他先是上《陈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罪状疏》,列举其罪可斩者十,不可缓者五。很快,成禄被押解进京,接受朝廷审讯。按清律“诬告叛逆,被诬之人已决者,诬告之人逆斩立决”。然而法外总会有各种人情,成禄是满人,且醇亲王乃其靠山。经过一番桌面下的运作,朝廷降旨成禄斩监侯。按清律秋审应处决重犯,“过了冬至到斋戒日仍牢固监禁者,俟次年秋审。”吴可读深谙刑律,知道个中猫腻所在,成禄若躲过了秋审,就会逍遥法外,此显然是朝廷大佬为其开脱之计。故向来执拗的吴可读再上《请诛已经革提督成禄疏》,苦劝同治:“若姑息,成禄鬼蜮百端,将来生死用命正有不可知者,臣愚以为等此一斩,与其宽以死,使其狡猾者得复施其伎俩,何若速加戮使观听者咸共懔。”
虽然吴可读动之以真情,晓之以大义,却未能说服两宫,最终同治皇帝驾崩后,光绪即位大赦天下,成禄避过惩罚,保全性命。与幸运的成禄结局判若霄壤,清廷以“吴可读坐刺听朝政”为由,降其三级,调用为兰山书院山长。
倏忽间,吴可读输得几乎一无所有。
在弹劾成禄的第二折文末,吴曾留下一段狠话:
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于藁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之头悬之于成氏之门以谢成禄。
这番慷慨陈词,在平头百姓看来堪称忠肝义胆,但在两宫眼中,则颇有不识时务、以命要挟的意味,冒犯天颜难免招致其反感。故吴氏所言,冲动有余,谨慎不足,实在不智。
至于先斩成禄之头以谢百姓,再奉上自己脑袋以谢成禄的过头话,反映出吴氏性格中易走极端的特征。当然,每个人在一生中总会在某个时刻于脑海中涌现出自杀的念头,甚至表达过生不如死的想法,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会去实践。故这往往仅是闪念。对于吴可读而言,此乃“潜意识”。
倔强、执拗、憨直、冲动,如此个性的吴可读,再也经不起任何大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