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很少是农民。那些领导农民造反的革命领袖大都从事何种职业？其最热门的职业又是什么？本文选取古代十二次农民起义为样本，揭开起义领袖职业的秘密。
瓦岗军开仓散粮作者：唐元鹏
在我们熟知的历史教科书关于古代农民起义的章节里，朝代更替的基本模式是这样的——封建统治者贪婪又残暴，导致土地集中，民不聊生；然后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最后农民起义动摇了封建王朝的根基，完成朝代更替。
比如在高中历史的教案里，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苛捐杂税繁多、土地兼并严重、皇帝昏庸腐朽，等等。
按理说，农民起义应该由农民领导，但实际上大多数的起义领袖并非农民，“农民起义”确切说是因为起义主体是农民而得名。
那么，领导着农民造反的“革命领袖”们，大都从事何种职业？最热门职业又是什么？
本文选取古代十二次为人熟知的农民起义作为样本，为大家揭开农民起义领袖职业的秘密。
中国古代十二次农民起义依次是
秦末农民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么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
朱元璋打的大算盘：将造反高危人群商人、吏员踩在脚下。
当朱元璋击败各路竞争对手，驱逐北元统一华夏之后，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管理他的臣民，如何避免过去朝代更替的老路，如何千秋万代，国祚永存。
在古代王朝中，没有铁路、汽车、电报、电视，更没有互联网，帝国对处于统治末梢的百姓，控制极其不易。朱元璋决心改变这样的情况，他仿照前朝的户籍制度，建立了大明朝的户籍，“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
最后一句话解释了明朝户籍的奥秘，以职业作为基础信息，固定人群的分布，从而达到便于管理的目的。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继承了古人“士农工商”的重本抑末的政策，推崇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农为重为本，对商人诸多歧视、限制。
除此以外，在公务员序列中，朱元璋也把“吏”限制在公务员系统的最底层，从而产生了“胥吏”阶层，这些官府的办事人员不可参加科举考试，一朝为吏，不得为官。朝廷固执地对吏员死死压制，宁愿容忍他们的子弟世袭吏员，也令其永世不得翻身。
朱元璋将吏与商人两种职业限制在各自序列的最底端，让其名声差，地位低，对这两类职业人群极其提防。
如果以十二次古代农民起义中可稽考职业者35人为统计样本就可发现，从事吏与商人职业的达到17人，占了48.6%，将近一半的比例。
不知道朱元璋是否也做过类似的统计，但他的实际做法，却冥冥中为探究历史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线索。
“吏”——古代农民起义领袖高危职业之最。
所谓官吏，古代长官称官，属官称吏。明朝以前，官吏之间并无明确鸿沟，由吏员走上宰相高位的也有。直到元朝，因为蒙汉有别，汉人在吏员的位置上占据绝大多数位置，产生了胥吏阶层，这一阶层到明朝固定下来。
但就是这样一群不上不下的下级公务员，在中国古代十二次较著名的农民起义中翻云覆雨、独领风骚。
刘邦是众多由下层公务员成长起来的农民起义领袖中的佼佼者。《史记》中记载这位大汉开国皇帝的成长经历：刘邦自幼就是乡里的二流子，他不事生产，四处结交豪杰义士，为人仗义疏财，在四里八乡颇有些人脉。
成年后刘邦通过了考试，成为泗水亭长，正式晋身公务员序列。《史记》里说：“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当了亭长，他也不消停，经常跟猪朋狗友饮酒作乐，依然保持着过去仗义疏财的“名士”风范。
在这方面，刘邦闹革命前的形象和另外一位落草聚义的人物宋江，是如此相似。对了，宋江这位传说中的农民起义领袖也是吏员出身。
在这个职业里还有一些鼎鼎大名的人物：瓦岗军的创始者翟让是东郡法曹；窦建德是里长出身；红巾军的大当家刘福通是一介巡检；跟朱元璋争夺天下的陈友谅曾为县吏；清朝嘉庆年白莲教起义的重要领袖徐天德是一名差役。
还有一些史书中没有明说，但可以推断为吏员出身的领袖，比如西汉末年绿林起义的领袖王匡、王凤两叔侄。这二位在史书中的职业信息非常少，《后汉书·刘玄传》有这么一句：公元17年(天凤四年)，“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今京山县东北部三阳镇一带)人王匡、王凤为评理诤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
虽然没明说，但在没有帮人打官司的“讼师”的时代，能为老百姓评理诤讼的，只能是官府的下级公务员。
还有李自成，这位长期以来被推崇的起义领袖是驿卒出身，就是驿站里负责传送公文的小吏。到了今天可能是铁路公安，又或者是政府里司机班的司机。
官府吏员为何成为起义领袖的第一号职业呢？
首先，吏员地位虽低，但把握着大量社会资源，为地方一霸，甚至被顾炎武称为“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胥吏也”！古代吏员是连接官民的纽带，他们借助朝廷之权，从事征粮征税、诉讼等工作，并且利用身份结交各方人士，经营自己的势力。
其次，吏员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比如刘邦、评书中的宋江，利用自己的职位仗义疏财，广交朋友；另外因其工作性质，经常要下基层，与群众打交道，虽然胥吏中不乏鱼肉乡里之辈，但总有王匡、王凤这样帮助底层百姓打官司，从而在民众中拥有人望的正直小吏。这些底层公务员出身的农民起义领袖，无一不在民间拥有很高美誉度，都是可以一呼百应的牛人。
最后，作为吏员，还可以掌握一定的财富，比如刘福通是巨富之家出身，后来当了巡检，便有了仗义疏财的经济基础，而且到了起事的时候，招兵买马也需要大量金钱。
有此三点，下级“公务员”便成为了造反的急先锋。
商人以有财有势成为第二号高危职业。
难怪朱元璋那么讨厌商人，因为在跟他一起争夺天下的各路豪杰中，就有张士诚和方国珍是商人出身，张士诚是盐商，方国珍是海商(因为同时也是海盗，所以不列入商人职业)。
第一位以商人职业“闹革命”的，是“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黄巢。这位撼动了大唐根基的枭雄，是盐商出身，据说他那一身武艺是在贩卖私盐的过程中，通过与朝廷官兵的战斗而练就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巢不是合法商人，只是个贩私盐的走私贩子。黄巢也曾因此自惭形秽，想通过考科举脱离黑道。只是天不遂人愿，几次应试都名落孙山。屡次受挫，却让这位非法商人的胸中充满了对功名的渴求——你不给，老子自己来取。
某次落榜之后，黄巢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字里行间分明就是反诗。
公元875年，黄巢的同行王仙芝(也是盐商)带头造反。看时机已到，黄巢召集自家八个亲戚子弟，聚集数千人，造了大唐的反。
盐业在古代从来是朝廷的垄断产业，因此走法律空子，经营私盐的商人，大多数成为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除了黄巢，元末的张士诚也干这桩买卖。
盐商在历史上的“斑斑劣迹”，也被穿凿附会到其他一些著名造反人物身上。性格可爱的程咬金，就被评书生生造成“卖私盐的”。但真实历史中，老程却是正儿八经的将门出身，正宗高富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