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为了抗议国民党政权的新闻审查制度，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其版面上开天窗。这是一场发生在国统区看不到硝烟的宣传战。
1939年“五一”劳动节，重庆举行国民公约宣誓典礼，矢志抗战救国。图为《新华日报》发动劳工组织参与群众集会。作者：段宇宏
“新华扫荡中央，新华扫荡中央了……”
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听到这样的叫卖声，就知道《新华日报》的报童来了。
“扫荡”指的是《扫荡报》，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中央”指《中央日报》，国民党的机关报，这两份报纸与《大公报》是抗战期间闻名全国的三大报。《新华日报》刻意给自己的报童设计如此卖报口号，自然语义双关，还起到较好的广告效应。
75年前，也就是1940年元月6日，读者拿起当天的《新华日报》，发现社论栏内只有八个大字——“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其他地方均为空白，仅有一行附注，告知读者这两篇社论被新闻检查机构扣留。
这就是《新华日报》著名的“开天窗”抗议事件，报纸从武汉迁往重庆一年半来，首次付诸最激烈的方式抗议新闻审查。
《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1938 年元月在武汉创刊，至1947年2月被查封，历时9年。报纸从出生到终结，一直生存在国民党治下。用共产党的话说，它是一面“插在国统区的红旗”。
在国民党新闻审查机关看来，《新华日报》无疑是“频生事端”的报纸；在我党老一代报人眼里，这些引以为豪的“新闻斗争”却是一段传奇。
为《新华日报》办“准生证”的艰难过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当天，周恩来飞抵上海。“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要做的事很多，我们要办张党报，昨天已经决定了，由潘梓年和章汉夫负责。” 三天后，周恩来召见“左联”剧作家夏衍，向他传达指示。
紧接着，周恩来约见一个月前刚出狱的潘梓年，说服他放弃去延安的愿望，着手在国统区筹办党报。有着“中共第一报人”之称的潘梓年被钦点为《新华日报》首任社长。
《新华日报》不可能横空出世，它的诞生自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博弈过程。在国统区创办报刊，只有共产党单方面意愿不可能落实，必须获得国民党首肯，这仍需周恩来继续对国民党公关。
自打国民党“清党”起，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合法活动空间丧失，红军开始长征后，国统区组织活动更陷入停顿。
近代世界，没有任何政党像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那样，视组织、宣传、统战为生命线，将之提升到战略高度。没有合法的组织活动，则宣传与统战工作无从谈起。
尽管国民党时期，民营新闻出版业始终占据大半江山，若没有获得合法地位，党就发不出声音。这正是周恩来强调“公开合法”的原因，抗战爆发使打开缺口出现了转机。
正如周恩来所说，此时的他担负着两大重任：与南京方面谈判，频繁拜访国民党军政要员，为中共争取到最好的合作条件；领导恢复在国统区已濒于熄灭的组织和宣传活动。
周恩来不仅约见潘梓年等文化人，布置办报任务，还约见了潘汉年，下达逐步恢复公开和秘密组织活动的命令。
到8月份，蒋介石密邀周恩来赴南京谈判，迎来大转机。在蒋介石的首肯下，政府同意共产党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
在南京期间，周恩来拜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商讨中共在国统区办报事宜，邵力子签署文件，正式批准中共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周恩来相当机智，又去探望时任监察院院长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请他题写报头，于右任欣然允命，提笔写下“新华日报”四个字。
拿到“准生证”，潘梓年、章汉夫立即组织人马于10月份开始筹办《新华日报》，但因为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报纸的筹备工作转移到汉口。
武汉的筹备工作万事俱备之后，向政府登记注册却遭遇了点小插曲。报社派人去湖北省政府注册，拿着邵力子签字的文件，对方半信半疑：“你们共产党要在我们省办报，我们得向中央请示。”这事被暂时拖了下来。
12月21日晚上，周恩来、王明、博古与蒋介石会谈时再提到《新华日报》出版问题，蒋表态“完全支持”，湖北省方面只得打开绿灯。
1938年元月上旬，《新华日报》举行隆重的创刊大会，汉口市长吴国桢及党政军诸多名流应邀赴宴，可以说一出生就相当荣耀。
报社还在《大公报》、《武汉日报》显要位置刊登广告，宣称《新华日报》是“非常时期人人必读的报纸”。就这样，1938年1月11日，第一期《新华日报》在汉口面世，“红旗”终于又插在了国统区。
“红旗”不倒，《新华日报》资金充裕。
当年中国报馆的体制，通常在社长之下设经营和采编两大块，分别由总经理和总编辑执掌；总编辑下辖采访和编辑两部门，实力较大的报馆会另设“主笔”掌管言论。
《新华日报》与各报的体制皆不同，主要采用苏联报纸体制。它设有“党报委员会”，隶属中共长江局，委员会由周恩来、博古、王明等人构成；报馆还有“董事会”，王明、邓颖超等人为董事会成员。武汉时期，王明任董事长，到了重庆时期才由周恩来兼任董事长。
报馆还引入苏联报纸特有的“编委会”，由潘梓年、章汉夫等人领导日常编辑事务。自《新华日报》始，后来的党报都沿用了这套体制。
办《新华日报》，党不惜投入最精锐的文化和经济人才。熊瑾玎到位后，潘梓年让出暂代的总经理职位去当社长。
熊瑾玎是个务实型经营之才，“要做事，就要有钱”是其一贯主张，他经常能为党筹集到活动经费。他在上海搞地下活动，开了三家酒店，一个钱庄，跟毛泽民共同经营印刷厂。为了不让“熊老板”的身份令人起疑，周恩来给他调来一个19岁的干练女党员朱瑞绶任会计课课长，二人伪装成夫妻(后来弄假成真)。
《新华日报》既然要在国统区生存，风格不能办成延安那种百分百的苏维埃报纸，自然重视“市场营销”，重视“大众路线”。但它毕竟不是市场化报纸，而是承担着统战和宣传重大任务的党报：向读者传播党的理念和政策；介绍苏联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对群众团体、国民党中高层和美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行统战，为党的生存发展营造良好舆论空间。
因此，《新华日报》的广告难以企及《大公报》这类市场报纸，无法靠广告收入维持庞大开销。《新华日报》具体的发行和经营状况至今没有公布过档案，但从不少相关史料能窥叶知秋。
每卖一份报纸，要赔本五厘至一分，《新华日报》还向各机关、团体赠阅大量报纸，《新华日报》发行量一度达到了3万份，发行越多，亏损越大。
办报经费来自党的拨款，党员不定期捐助，还有不多的办报收入。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人在国民政府或参政会任职，薪水不菲，经常拿出工资来捐给报社，但这点钱对一个报馆来说杯水车薪，尤其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止给八路军发放薪饷，党的经费也不宽裕。
《新华日报》这面“红旗”长期不倒，四川最成功的大资本家任宗德功不可没。每当报社难以为继时，任宗德总是慷慨施予援手，明面上“借钱”，实际上“赠予”，少则数百万，多则上千万。
作为《一江春水向东流》、《三毛流浪记》、《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电影制片人的任宗德，是当时的进步商人。用熊瑾玎的话说，任宗德的“国防动力酒精厂”就是《新华日报》的金库，随用随取。
因为资金充裕，《新华日报》自办造纸厂，解决了战时纸张短缺问题；自办发行，不受制于他人。抗战期间大多数报纸为纸张和资金发愁时，《新华日报》从来不会被这种问题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