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涌进租界的难民达60000人。从那天开始，上海的租界内外变成两个世界。“一线之隔，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地狱里面的人饥寒交迫，天天幻想着天堂。”《劫后的上海》，1938年出版的，一本记录上海淞沪抗战始末的书这样形容。
1934年，上海滩闻人的聚会。前排自左至右为青红帮巨头杜月笙、外商鲍氏、外交家蒋廷、上海市长吴铁城、上海市保安处处长杨虎作者：王恺
租界内外的难民
1937年8月13日，涌进租界的难民达60000人。从那天开始，上海的租界内外变成两个世界。“一线之隔，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地狱里面的人饥寒交迫，天天幻想着天堂。”《劫后的上海》，1938年出版的，一本记录上海淞沪抗战始末的书这样形容。
“租界和华界本来也没有什么区别，就是租界的地段在市中心，房子昂贵。一般市民愿意到华界生活。淞沪抗战爆发前，报纸上租界的空房子招租的多。”研究租界生活的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吴健熙说。但是，10月4日的报纸上，招租的广告几乎绝迹。战争期间的租界房子显示出它的金贵。
本来，在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之间，就有大大小小的牢固的铁栅门50多座，法租界与华界的南面边界本来是干涸的一条河流，经常有人走来走去，“法国人为了省去南边来的麻烦，在战争爆发后雇佣了几百名工人，筑了一道4华里的砖墙。只在里面开了几道铁栅门。”上海社科院的研究员郑祖安说。
除了8月14日、23日毁灭性掉落在大世界、南京路上的炸弹，租界里的生活是相对离开了战争火光的。《申报》上刊登的《租界安全日益巩固》的文章给租界里的人一剂定心丸。表示将沿着苏州河建立第三道防线，“英美防兵达一营以上，所有沪西及中央区只防卫，概由英军接任”。
10月开始了继8月13日后的第二次难民潮。随着战争加剧，闸北、江湾、真如一带战区的难民恐慌到了极点，沿着沪杭铁路滚滚而来，想通过公共租界西边防御线进入。但是8月13日后涌进的大批难民已经在租界里缺乏容身之处。于是，铁栅门紧紧关闭，在铁栅门外的难民挤在一起，又要逃避头顶飞机的轰炸，又要央求把门的巡捕，“难民比前更多，箱笼被褥，木器家具，千车万担，绵延数里”。按规定，行李是不能带进租界的，所以沿途丢弃的行李很多。
“天空里出现一架日机，就会引起很大的骚动和纷乱，后面的人尽力往前涌，男的哭，女的叫，夹杂着被挤倒在地上的孩子的被践踏的惨叫声。”
实际上，“遵守严格之中立”的租界在8月底已经接纳了70万左右的难民，“当时租界有100万左右居民，现在每人要接纳0.7个难民，环境要崩溃了。”郑祖安说。报纸报道：“在法租界大马路两旁商店门前露宿者，亦不下数百人，大都狼狈不堪，日来仅赖一二热心人士，购买大饼馒头，此外并无给养。”即使是在收容所里面的难民，日子也照样狼狈，“记者曾望中央收容所看过一次，把龌龊的玻璃门推开，把脚步跨了进去——我们如同打开了一个地狱的门。”
“外滩公园里，永远有一群人聚集，在谈论每天发生的状况，‘为什么打仗的地方云不同呢？’有人问。‘那不是云，是黑烟，是房屋被烧毁时的黑烟。’”
租界的铁门关闭后，大批难民聚集在租界铁门外，租界内的各种团体机构，以及个人购置大量的馒头烧饼，送至各铁门口，由巡捕代为抛送。后来难民日多，于是沿路各商店店主、住家开始在自己的窗口抛送食物，“纷纷如雨滴而下”。
在南市区紧邻法租界的地方，由国际救济会和法国神父饶家驹成立了一个收容20万难民的难民区。饶神父的一只胳膊在欧战中失去了，他说着上海话和法语，安慰难民，布置工作。对日本人他则说简单日语：“这是你们军队批准的难民营。”在这里参观的彭启一看见：“角落里一个刚生了死婴的妇女在拼命多要一个馒头，而被难民营救出的、从浦东过来的四天没吃饭的难民千余人像‘一群冤魂’一样移动过来。”难民营周围的民房在火焰中继续燃烧。
10月4日夜，日本军队在进攻郊区罗店时使用了毒瓦斯。战争结束后，一名叫枫叶的学生回到故乡罗店：“海滩附近的房屋，成了一片瓦砾；田野里躺着许多死尸，面目都已模糊不辨，臭味从地面蒸发起来，跟着风吹来阵阵浑浊的腥臭。”
也在此日，上海市政府创办平民儿童医院，救济难童，战时，每天平均死亡难童100人左右。报纸上连篇发表着儿童难民营的消息。
伴随难民脏乱的生活而来的是瘟疫。
10月4日，中山医院已经收治了租界里的2000名瘟疫患者，上海流行霍乱已经近一个月，被香港等地宣布为“疫区”。该院从当日起由伤兵医院改成了专门的“时疫医院”，由红十字会管理，但是，这在平时理应轰动的大新闻和战争的新闻相比就显得轻微了，几家报纸在角落发表了这消息。
海上闻人的“抗战生活”
10月4日，杜月笙自己花钱在各报纸上做广告，说他当晚要在电台演说，劝募棉背心，支援前方。这个当年水果行的学徒曾经在寒冬挨冻，受人耻笑为“腊光月生”。
随着天气渐寒，战场上最需要的是棉衣，“军事委员会来电征募御寒品”的消息已经在昨日报纸上刊登。10月4日《大公报》报道普通市民周镜辉先生捐献了价值1000多元的羊毛衫裤给空军；而苏维明先生也在报纸上刊出文章，怎样“费时短、用料少、最适用地制造棉背心”。海上闻人杜月笙当然不会落后。
“当时在文化上最有影响的是郭沫若他们办的‘救亡日报’，但是在具体事物上，做出贡献最多的应该是担任上海地方协会会长的杜月笙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邵雍曾经对杜月笙在淞沪抗战间的行动做过钩沉，得到这样的结论。
早在1931年日军侵占东三省之后，杜月笙就和日本人结下了梁子，东北有人大量销售假冒其所有的长城公司的唱片，但法庭无法受理，因“当事人利用日伪之力量破坏司法”。此事助长了杜的反日情绪，“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和杜很有交情的上海行政长官宋子文力主抗战，对他也很有影响，在当时，他和地方协会就募集了大洋27万元交送十九路军。
“他在30年代，已经逐步摆脱了帮会生意，转做正经生意，大量投资于工商业和金融业，比较著名的有浦东商业储备银行、中汇银行、大达轮船公司、长城唱片公司等，经济利益已经和日本人有所冲突了。这也是他在30年代一直大力提倡用国货的原因，当然也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邵雍说。
此次淞沪抗战一起，杜月笙就忙碌起来，“他是个爱面子讲义气的人，喜欢说‘闲话一句’，表示自己能力超强。加上蒋介石看得起他，他就更卖力了。”8月19日，他在报纸上发表征募救国捐和金银物品的告示，仅月余时间他主持的募集会就募集到了救国捐150万元，对抗战帮助很大。
留存下来的杜的讲话颇有正气：“从‘九一八’到现在，这七年间，备受敌人的压迫，我们常常卧薪尝胆地刻苦自励，同时期待着世界的公论。”但是现在“我们绝不能依赖人家帮忙，救国完全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杜自担任上海商界劝募队副队长以来，利用自己上上下下的影响力，上海共认购了救国公债7500万元，占全部发行量的1/6。“他有当时国民政府都没有的广泛的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而且肯出力。像黄金荣就贪财，只拿进不拿出，做不到像他这样。”邵雍说。
10月，他除了募集棉衣，还个人向晋北前线的八路军捐献了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1000套；花万余元购买了装甲汽车捐献给了右翼军司令张发奎。
当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部队缺乏食品的消息传出时，一天之间，杜就送去了20万个烧饼。面对这过多的烧饼，谢晋元致函杜表示过于充足，让他转告继续捐赠的市民：“希望最好购买救国公债，或捐助现金，做全国抗战牺牲官兵之抚恤，以免浪费。”
11月26日晚，杜秘密乘船赴香港，走前购买了大量《西行漫记》、《鲁迅全集》捐献上海租界内的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