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治中而言，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和平的努力，蒋对此不寄希望，几乎已无话可说。而他回到南京的报告依然充满乐观，3月30日下午，立法院开全院秘密谈话会，邀请六个和谈代表来交换意见，只有邵力子和他两人发言。
张治中与毛泽东合影
作者：傅国涌
“国民党廿年的统治，真同一场梦境，又譬如一戳戏，我们都是剧中的一些脚色。如今戏完了，梦也完了，心中有说不出的悲伤。”1949年到来的时候，南京充满了惊慌的气氛，国民党这只大船要沉了，不少跟随这个政权，有点地位和身份的人难免陷入沮丧当中。当年据说曾呈请通缉鲁迅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时为立法委员的叶溯中，1月12日对立法院秘书长陈克文这样说。那一刻，石头城内，到处弥漫着这样的情绪。1月19日，南京行政院作出派人求和的决议，与这种情绪是有关联的。(《陈克文日记》下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1192、1194页)
要和谈，自然会想起张治中，让他出来做和谈代表。他曾三上延安，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就是先到他家歇脚，他是“双十协定”上几个签署人之一，在国共问题上他一直是个主和派。在和谈的大戏中，他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历史的亲历者、也是研究者左舜生即把他看做是三国时东吴的鲁肃。在野的傅斯年却看出和平已无指望。他在这年2月写给李宗仁的信中就说，张治中等先生的谈和平，“毫无办法，只是投降而已”。(《傅斯年遗札》第三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1861页)
3月28日晚上，陈克文参加李宗仁那里举行的一个秘密谈话会，研讨和谈代表到北平后应该注意的各项问题，“邵力子对和谈前途表示悲观，张文白是相当乐观的。”(《陈克文日记》下册，1212页)
这一天张治中致电蒋介石，要去溪口当面报告南京政府所定的“和谈腹案”，蒋对儿子蒋经国说：“他来不来无所谓。”次日，蒋经国日记说：
“今天他竟然来到溪口了。父亲对他的态度非常冷淡，只邀他游览溪口附近的风景。我对张的理解也很深，他是一个没有立场的投机人物，一切已经成了定型，所以也不愿同他多谈。
“张治中的准备投降，我们是老早预料到的。他前在南京曾托人向父亲转陈建议：希望父亲早日‘出洋’。……张之此种建议，好像是为共产党借箸代筹，不但是毛泽东所乐意的，……像这样的人，到北平后，如不投降，那才是奇迹呢！”(《蒋经国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222-223页)
对张治中而言，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和平的努力，蒋对此不寄希望，几乎已无话可说。而他回到南京的报告依然充满乐观，3月30日下午，立法院开全院秘密谈话会，邀请六个和谈代表来交换意见，只有邵力子和他两人发言，他的讲话时间最长，也最精彩，博得不少的掌声和笑声。他最后说，刚从溪口回来，蒋对他表示，绝对不干预和谈的事，决定以在野身份协助李宗仁、何应钦两先生实现和平。“这一番话，尤博得全场的兴奋。”(《陈克文日记》下册，1212页)
1945年10月，他在重庆就是乐观的，当毛泽东即将回延安前，他在主持欢送大会时说：“总之前途是乐观的，可以圆满解决的，毛先生日内要回延安，过去曾奉令迎来，这次仍将奉命送回，以表最高的敬意。”毛泽东留意到了他的“乐观”，在告别词中也说：“团结和建国的问题，诚如文白(张治中)先生所说是乐观的，必须解决的一直在友好空气中商谈……”这些话白纸黑字，都登在当时的报纸上。(《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文汇出版社2000年，208页)
这份“乐观”要从1945年一直保持到1949年，熟悉那段史事的人可以想见那是多么不容易。他曾是蒋介石所信赖的人。1949年4月13日，他还给蒋来电说：“到北平后，共党言论态度，意在逼降”，并劝蒋“毅然放下一切”。蒋经国当天日记说他这个电报，“完全是替共产党说话的。”不出蒋氏父子的预料，他最后留在了北平。4月23日的蒋经国日记说：“和谈代表邵力子、张治中等投共”。(《蒋经国日记》，228、233页)而在邓颖超看来，他则是“在历史转折关头作出正确选择”。(《张治中回忆录》序)
他生平经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从不同角度去看，也会有不同评价。与他多年共事的王世杰对他在新疆主事时的作为就颇为不满，1947年5月19日的日记说：“予觉新省之事因张治中之无能无胆，日趋于不可收拾”。又在6月9日说：“一年以来，张文伯主持新疆，对苏联一味迁就，在军事、政治方面均然。”(《王世杰日记》上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862、866页)这些私下的非议，他本人未必知道。他其实也很看重别人对他的评价，比如抗战时期的那场长沙大火，吞噬了至少三千多人的生命，将一个老城几乎变作了焦土。郭沫若的回忆录《洪波曲》涉及长沙大火的责任在他，当时他是湖南省主席。他就接连给郭沫若写了二封信，要分清责任，把1938年11月12日接到蒋介石的“文侍参”电都拿出来了，并以其他事实证明此事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他为此背负了沉重的包袱，包括到上帝面前寻找安慰。无论责任在谁，在这件事上，他是一直乐观不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