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后的300年间，西班牙式的骑士探险精神更多只有在艺术领域展开，由塞万提斯、维加与委拉斯凯兹造就了一个西班牙文化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由于西班牙帝国的衰落，更反衬其伟大与灿烂。
西班牙民族英雄熙德雕像作者：朱步冲
一个国家疆域内的气候和地理可以造就人民的性格。西班牙平均海拔600米，北部受海风的影响，中部是粗犷干燥的山区，南部又是酷热而雨水丰富的热带气候，严肃刻板，宗教狂热又富于想象力、舞蹈、斗牛、绘画和戏剧都表现了这一矛盾的丰富结合——严格准确的细节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总体上的奔放与夸张。
熙德，斗牛士与光复运动
西班牙性格中的双重矛盾早在穆斯林文化到来之前就早已存在。法国史学家让·德科拉在《西班牙史》中说，这些古代伊比尔人和凯尔特人的后裔，混合了前者的想象力、暴躁、敏捷，又有后者的坚韧与孤僻。在加泰罗尼亚山区随便打量一个牧牛人或农场工人，都可以从他身上看到西班牙第一个民族英雄比利雅特的形象和气质——身材粗壮，棕褐色的脸蛋，鹰钩鼻，高颧骨和倔强的下巴，他们用来抵抗罗马军队的武器是梭镖、投石器和一把被称为“Media luna”的月牙形双面砍刀，既用来砍断骑兵的马腿，也用来砍杀野牛，后来也成为圆形竞技场上斗牛士的装备。确实，从布匿战争时代开始，西班牙人就习惯于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园，同时对抗多个敌人，从罗马人、迦太基人到周边仇视自己的部落，在伊比利亚半岛这块形状怪异的羊皮纸上书写自己特立独行的故事。
几乎所有的以西班牙为背景的传说都会牵涉到塞维利亚。在塞维利亚大学，昔日卡门的浪漫风流故事发生地卷烟厂附近的大街上，矗立着西班牙骑士精神的化身——熙德的铜像。他出生在10世纪初期卡斯蒂略重镇布尔戈斯附近的小村比瓦尔。这里是西班牙地理和精神的中心。即便原籍塞维利亚的首相腓力·冈萨雷斯为这里修建了四条发达的公路，以及链接马德里和欧洲其他大都市的高速铁路，旺盛的旅游业和甜瓜、麝香、石竹等特产种植业也日渐普及，今日的塞维利亚人似乎仍然保持中世纪的悠闲格调，甚至困扰整个安达卢西亚地区的经济迟缓也不能改变——失业率高达20%。这里的人们以一种半蔑视、半忽视的骑士风度来对应生活，一如他们身上穿着的传统亚麻衬衫、斗篷和蓬裙，即便破旧，仍然被仔细熨烫，体面地穿在身上。正如华盛顿·欧文所说：“生活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一个漫长的假日，无需做事，也无事可做。”
商铺、酒馆和饭店从12点歇业至17点，而晚餐从21点一直延续到深夜，在著名的圣克鲁斯区，兴高采烈的当地居民成群结队，出没在那些墙壁雪白、以精致的锻铁窗格装饰的小酒馆里，不时停下来喝上一杯，酒里还要加上茴香、胡椒与生姜增加刺激。导游告诉我们，他们喝的是倒数第二杯，因为俗谚说“西班牙人喝的酒永远不是最后一杯”。斗牛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一个宗教节日，又是一个食宿节日，在塞维利亚斗牛场的博物馆里，那些绣着繁复花纹、加缀以纯金丝线滚边，价格高达上千欧元的华丽斗牛制服却是修道院虔诚的修女缝制的，而在光线昏暗、高大宽敞的斗牛士入场通道尽头，还有一间不大但富丽堂皇的斗牛士专用祈祷室，供奉圣母玛利亚。
不过在一片升平背后，我们不能忽视此地孕育的好斗剽悍性格：西班牙的历史本应与欧洲历史融为一体，然而它又与非洲大陆仅有一海之隔，阿拉伯人的征服与统治持续了8个世纪，纳瓦尔、卡斯蒂略、阿拉贡交替领导着这场被称为半岛十字军的光复运动。自884年开始，巴伦西亚就是卡斯蒂略王国抵抗摩尔人的重要堡垒，始建于1221年的布尔戈斯大教堂被认为是熙德的陵墓。与罗兰、兰斯洛特等其他浪漫传说中的骑士不同，本名罗德里戈·迪亚斯·德·维瓦尔(Rodrigo D az de Vivar)的熙德生平既复杂不定又矛盾重重，仿佛流传至今的几十个《熙德之歌》的不同版本，仅仅看看他的名字，就体现了摩尔文化与欧洲半岛传统的奇妙纠结：“熙德”源于阿拉伯语中的尊称“sidi”。在史诗中，熙德第一次在战场上扬名立万居然是帮助卡斯蒂略国王桑什讨伐自己的表兄纳瓦尔国王，后来又被新国王阿方索六世所驱逐，负气之下投靠了萨拉戈萨的阿拉伯埃米尔摩克塔迪尔，在麾下聚集了一帮无法无天的勇士，最终占据了穆斯林西班牙最繁华的城市巴伦西亚。按照让·德科拉的说法，熙德是西班牙精神的缩影——不由自主地卷入了一场崇高的独立运动，在他漫长的征战中，既讨伐过穆斯林统治下的托莱多，也曾把矛头指向巴塞罗那。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他在墓碑上镌刻“一个罗德里格丢掉西班牙，另一个罗德里格将把它光复”的豪言壮语。1099年，熙德去世的那一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宣布胜利终结，来自法国的戈德佛罗瓦德布永公爵当上了东方耶路撒冷王国的国王。西班牙的基督教王国终于不必孤军奋战了。
在距离塞维利亚大学不远的西班牙广场，这座为迎接1929年伊比利亚——美洲博览会而兴建的绵延的半圆形拱门下，58幅镶嵌彩瓷壁画描绘了西班牙历史上的风云变化的历史事件，其中一幅即是被历史学家们大事描绘的“三王之日”：欧洲骑士的尚武、友爱、忠诚和对抗异教的狂热在1212年7月16日表露无遗。在距离托莱多不远的德斯佩纳佩罗斯隘口附近，阿拉贡的皮埃尔二世，纳瓦尔的桑什五世和卡斯蒂略的阿方索八世组织的三国联军，再加上相应教皇英诺森三世号召，前来助战的法兰西、德意志骑士，大败阿尔摩哈德王朝的埃米尔亚库布的非洲柏柏尔军队。尽管如此，光复运动仍要延续200年之久，原因很简单，各公国地域乡土观念强烈的统治者像熙德一样巧妙地把理想和现实考虑结合起来，不止一次地与穆斯林暗中结盟，对自己的手足邻邦挥兵相向
自此，在欧洲同僚的示范教化中，西班牙的骑士精神逐步建立，一如奥迪斯·霍华德在《卡斯蒂略文学中的西班牙与西方传统——从熙德到绿衣卡尔德》中所说的那样：“骑士精神在西班牙贵族身上达到了狂热的极致，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永远浸泡在无休止的光复运动战争中，更是因为这场战争背后的信仰。”半岛的光复是一个缓慢，然而始终前进的过程，双方的疆界从巴伦西亚一线缓缓向南变迁。位于塞维利亚大教堂附近的阿尔卡萨宫殿就是见证者之一，这座在10世纪初，由杰出的叙利亚建筑师阿卜杜拉·本·辛南设计的建筑，最先是阿巴德王朝的哈里发们享用的行宫，随即它的主人变成了穆瓦希德王朝的朝廷所在地。在1248年，卡斯蒂略国王费尔南多三世占领塞维利亚后，它又成了西班牙独特的莫德哈尔艺术风格的源流典范，囊括了阿拉伯风格的圆顶拱廊和灰泥镂空天井，以及地道的卡斯蒂略风格的走廊、大厅与碉楼，当然，也有一些宝贵的真迹由于信仰上的狭隘而被湮没、涂改，直到今日，考古学家们仍然在宫殿中发掘复原近9个世纪前阿拉伯工匠们的奇妙构想，诸如在中庭中的一道精巧的流水渠。这种艺术风格上的混合伴着光复运动的征服一路前进，终于在1492年1月2日降临到了摩尔人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天主教双王伊莎贝尔和斐迪南率领浩浩荡荡的骑士大军进入了城门，最后一位摩尔国王保布迪尔被迫向与阿尔卡萨一样壮丽的阿尔汉布拉宫投去最后的依恋目光。
光复运动胜利了，然而摩尔人的影响却构成了西班牙民族性的最后一块主要拼版，“西班牙文明因为吸收了回教文化，以及受战胜古老敌人之鼓励，自信与鉴赏力得以充分发展。萨拉戈萨大学里能够学到来自东方的科学与艺术，马形铁弓不仅用来支撑清真寺，也用来加固巴塞罗那大教堂，最终又被高迪使用”。威尔·杜兰在《信仰的年代》中总结说，“音乐、舞蹈、史诗，不仅成了王庭的消遣，更是普通民众发自内心的感受。欧洲骑士与摩尔人的骄傲混杂在一起，就是爱好荣誉，尊重女性，以正直为美德。最终使得西班牙成为13世纪欧洲文明景致中最独特的一面”。
查理五世和堂吉诃德——帝国骑士的最后代表
在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中，至今保存着西班牙历代国王的肖像，其中著名画家提香所绘制的查理五世像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幅。画布上的皇帝身穿华丽闪亮的米兰式铠甲，手持长矛，正是他在1547年易北河畔的米尔贝格之战中击败了德意志新教诸侯的联军后志得意满的风貌。然而，他本人乃至整个西班牙的命运却跟画布上夕阳日落背景一样黯淡。查理五世无疑和塞万提斯及其文学狂想世界中的替身堂吉诃德一样，是个单枪匹马踯躅冲杀在一个不合时宜世界中的孤独骑士。与困窘的拉曼恰绅士吉哈那截然相反，查理五世在1520年继承的是一个欧洲最庞大富庶的帝国，从阿拉贡、加泰罗尼亚、瓦伦西亚到西西里，并且由于他父亲的血统，他的领地还囊括了荷兰、卢森堡、洛林、奥地利和德意志。J.H。埃利奥特曾在《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里说，查理五世是在与所有周边国家作战——法国、德国、英国和新近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权力斗争、国家利益和宗教信仰的分歧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尽管查理五世和整个西班牙凭借狂热的骑士精神和信仰热忱取得了一系列战争的胜利，场景都被织成了富丽堂皇的巨幅挂毯，悬挂在塞维利亚阿卡沙王宫中的拱顶大厅里——1525年在帕维亚战役击败法国国王佛兰西斯一世，1535年击败了海盗“红胡子”哈伊尔·埃德丁和驰援而来的土耳其军队，以新一次十字军的姿态夺取了突尼斯，迫使苏丹穆莱哈桑称臣。但是这些胜利带来的实利远远不如它带来的表面荣耀，一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里强调的那样，查理五世为了保卫这个过度扩张的大国无处不在的权益，耗尽了资源。骄傲的卡斯蒂略贵族轻视工商业的传统，以及它狂热的天主教信仰使之投身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和国内仍然停留在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都迫使查理五世只能通过从新大陆搜掠的贵金属、为数不多的税款和向荷兰、英国、意大利金融家借贷维持常年的战争，而此时欧洲出现的“军事革命”，从楞堡的普遍建造，炮兵，工程兵的壮大，常备海军的维持到管理招募一支大规模常备陆军，都使得战争比封建时代更加昂贵，查理五世的境遇一如企图依靠自己的英名，而不必支付旅费的唐吉诃德一样尴尬。更糟糕的是，他的帝国如同一件百衲衣，只不过是四分五裂的西班牙的放大，各块领土各不相邻，根本谈不上支持一个抽象的帝国利益，就连皇帝自己的直辖采邑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都享有自治，乡土气息浓厚的绅士可以在议会上投票否决增税，以支持看起来跟自己毫无关系、发生在意大利或弗兰德斯的战争。
如此令人愁烦的局面，只能使西班牙最敏锐的头脑和心灵更加对现实不满。西班牙往日的浪漫与英勇不仅是怀念的目标，更被当做治疗的良药。出生在马德里以东35公里的阿卡拉赫纳雷斯的塞万提斯就是其中之一，参加过辉煌的勒颁多之战，并目睹了无敌舰队覆灭的他是西班牙帝国由盛及衰的见证人。堂吉诃德并非像有些评论家所论断的那样，是“用微笑摧毁了西班牙骑士制度”，而是在用庸俗粗粝的现实反衬理想和浪漫主义的宝贵。有趣的是，在小说结尾，当堂吉诃德(吉哈那)似乎终于从疯癫中清醒过来的时候，现实主义的桑丘却又有所醒悟，开始理解主人为之奋斗的价值。
然而，无论是堂吉诃德，还是查理五世，都不能扭转帝国的命运。最终，查理五世跟其他虔诚的骑士一样，决心放弃世俗的权力与荣誉，通过信仰追求心灵上的宁静与完满，1556年，56岁的查理五世在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位和西班牙王位分别让给兄弟斐迪南和儿子菲利普二世，隐居到位于埃斯特雷马杜拉最偏僻的巴图埃卡斯山尤斯特修道院中，他留下的几乎是一个窘迫的辽阔帝国，国债高达2000万金币，审慎而理性的菲利普二世在1557年，也就是查理逝世的前一年，竟不得不宣布自己破产，在此之后，西班牙终于筋疲力尽地衰落了，奥迪斯·霍华德曾充满惋惜地说，西班牙人在帝国最辉煌时期的地理征服、政治扩张都是一种带有浓烈信仰色彩的骑士冒险，哥伦布、皮萨罗和科尔特斯的探险只为两个目的：为天主教寻求更多的信徒以及获取更多的金银来维持一场讨伐欧洲异端的战争，“国家利益”这个字眼被查理和菲利普二世轻蔑地略过。自此后的300年间，西班牙式的骑士探险精神更多只有在艺术领域展开，由塞万提斯、维加与委拉斯凯兹造就了一个西班牙文化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由于西班牙帝国的衰落，更反衬其伟大与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