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都城营造上，秦人一开始就展现了其摒弃传统的一面：相对于《周礼》的中规中矩，讲求实用的秦更倾向于《管子》顺应自然的营城思想——“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及至秦一统天下，帝都咸阳更被构想为“象天法地”的宇宙之都，兴极而亡。
秦建筑顺应自然环境，讲求实用，建筑结构简单、样式粗犷、风格大气，与秦人气质相符。图为大战前夕，秦惠文王在咸阳城鼓舞士气。作者：贾冬婷
九都八迁：实用主义建都之源
在有史实记载时，秦人已经迁移到西部了。这段历史和非子有关，此人是一个高明的牧马人，为周王室牧养马匹，在公元前897年被周王赐为附庸，得到了一块封地，位于现在甘肃天水礼县附近的西犬丘，这也是秦的第一个都城所在地。考古对礼县境内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确认也支持了这一点，在此发现了属于诸侯级的中字形墓葬及其他陪葬坑。此后秦人与周王朝关系逐渐贴近，秦先祖从附庸到西垂大夫，再到秦襄公因护驾周平王东迁而被册封为诸侯，才得以越过陇山进入关中地区。自西犬丘始，秦历经九都八迁，秦、汧、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和栎阳、咸阳。迁移方向非常明确，一路向东，最终回归东方，而且取“文王作丰，武王理镐”的正统周都城而代之，完成了一个历史大回环。
秦为什么频繁迁都？曾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主任的王学理认为，其原因不是出于外族威胁或其他外部因素的干预，而完全是随着内部经济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采取的主动措施。在秦成为诸侯国后，虽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诺，若秦打退控制岐以西之地的戎狄，便将此地赐予秦，但当时连周天子也被逼得东徙洛阳，这无疑是一张空头支票。因此当时还被东方各国以“戎狄遇之”的秦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办法，每前进一步都扎根下来，建立都城，扩展领土。从实际结果看，在秦越过陇山后，从汧河岸边，到汧渭之会，再到渭河岸边，八百里秦川，其都城的地形越来越开阔，土地越来越肥沃，交通越来越发达，迁都其实也是一个不断选择和利用地利的过程。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徐卫民认为，雍城以前的陇东地区秦都城，还处在探索阶段，秦当时的国力还弱小，其都城的规模，仅有一两个宫殿或宗庙而已，只是拉开了发展的序幕。而经反复选择定都雍城后，在此安居长达327年，才逐步确立了逐鹿中原的强国梦想。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田亚岐自80年代就开始主持雍城考古。在他眼中，这片位于凤翔县城南的区域较秦之前的几个都邑有显著优势：定都雍城前，临时都城平阳地处渭河盆地，地势低洼，而且夹在渭河、秦岭和凤翔原之间，地窄路隘，无论是东进还是西守，或向南北扩展都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凤翔一带位于关中平原的西部，南为雍水，北为汧山，是当时通往西南、西北地区的唯一交通要道，而且土壤肥沃，易于农业发展。
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剥蚀，故都雍城的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从上世纪30年代起，经文献探寻到考古勘探、试掘、发掘，雍城遗址的轮廓范围逐渐显现：由城址、秦公陵园、国人墓葬区、汧河流域早期秦文化遗址和郊外秦汉行宫建筑遗址组成，总面积约为51平方公里。其宫殿的奢华，从《史记》中的一则记载中可见一斑。秦穆公时期，戎族的由余来到尚在修建的秦都城，不禁感叹：“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
遵循了《管子·乘马》中的营城思路，“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雍城可以作为秦都城顺应自然的一个样本，首先是借助水源的多重城防体系。田亚岐告诉本刊，初期雍城以四周的雍水河、纸坊河、塔寺河，以及凤凰泉河环围，由于当时的河水丰沛，河谷纵深，自然河流便成为“以水御敌于城外”的主要城防设施。这种情形与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子山秦西犬丘城的防御体系如出一辙，也是对文献所载“城堑河濒”的实景解读。而到了战国时期，列国形势突变，攻伐谋略上升，秦国在原“以水御敌”基础上再构筑城墙，加上因筑墙取土所形成的沟壕，增加了多重防御屏障。田亚岐说，之前关于早期秦国是否筑了城墙一直无实例佐证，去年他们通过对雍城所有城墙遗迹点梳理，最终探知了城墙的基本走向，而且在墙体夯土内发现了秦早期陶片，从而初步推断如《史记·秦本纪》“悼公二年，城雍”记载的可靠性，即秦国在都雍城近200年之后才正式构筑城墙，土源分别取之于城内和城外开挖的护城河。
通过对城址及其周边地理环境考察，考古学者们发现，雍城城内布局也顺应了当时的自然环境。因为雍城西北高，东南低，加之从北部雍山一带的水流通过白起河及多条河流穿城而过，使当时的雍城成为“水”中之城，从而形成了当时城内布局“顺河而建，沿河而居”的情景。在都城内，除众多人口所居，推断有农田耕作，加上雍城数条河流构建的丰沛水资源，以及城外植被茂密的林区环境，提供了富实的渔猎经济，多元经济结构壮大了秦国国力，成就了秦公让“子孙饮马于河”的东扩愿望。
雍城的建筑形态也呈现出向秦“重天子之威”的转折，正从周宗法社会的宗庙中心制向秦的宫殿中心制过渡。田亚岐在去年主持的对雍城城址区的大规模调查中发现，姚家岗建筑遗址区初步显现出秦早期传承周制，为寝庙合一模式；而在马家庄春秋宫殿、宗庙区则发现，庙、寝分开且平行，说明这时的秦人已不把宗庙看得那么至高无上了，人的地位在上升。后来到了咸阳，则发生了进一步演变，为突出天子之威，朝寝处于国都中心，而宗庙已经降至次要地位，置于南郊。
公元前305年，商鞅进行第二次变法的一项重大措施，
收复河西失地，已经由雍城迁都至泾阳，继而又到“北却戎翟，东通三晋”的伐魏前线栎阳，但这些都是战略指挥中心性质的临时都城。泾阳，考古上尚未发现踪迹；栎阳，平地起夯，不挖机槽，便是有力证明。某种意义上，也表明了秦的实用主义建都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雍城仍是一座“圣城”，那里折射着秦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轨迹，而且是先王宫殿和陵寝的所在，是祀天的中心，以至于直到迁都咸阳的100年后，嬴政的加冠典礼仍要到雍城去举行。
陕西省凤翔县的秦公一号大墓。春秋战国时期的雍城就位于今日凤翔县区域内。咸阳宫：“高台榭，美宫室，以鸣得意”
只有站在咸阳宫遗址上，才能体会秦孝公和商鞅当年迁都于此的深意。这片遗址位于咸阳窑店镇一带，13号公路覆压原宫城西墙而过，几个经发掘为宫殿遗存的夯土台基被等高的荒草包围。登上夯土台，一片豁然开朗：向南远眺，是浩浩荡荡的渭水，向北望去，则是峰峦起伏的北陵。王学理在上世纪60年代初和70年代两次来到这里进行考古发掘，他告诉本刊，窑店镇一带的地形由渭河台地、黄土台原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二道原”组成，前有泾渭交汇，环绕东壁，形成天然屏障，后有广阔平原赖以资助，守在中央、居高临下的原上，确实具备“据山河之固，东向以制诸侯”的战略条件。更大范围看，战国时期流行一种对关中的笼统比喻，即“四塞之国”：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再加上又是以土壤肥沃著称的“陆海”，可以想象地处关中平原中央的咸阳的优势，是理想的建都之地。
窑店镇牛羊村这块引人注目的夯土台基是王学理他们1973年发掘出来的，现存东西长60米，南北宽45米，残高6米。经后来的发掘复原才发现，这块土台只是西端的一部分遗存，原来的基础部分占地还要大得多，是个多层次、多居室构成的高台宫室建筑，考古学者称之为“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王学理解释，这一建筑平面应为地跨今牛羊沟的“凹”字状，东西长177米。两端各有一个高台建筑，南北进深45米，可惜东端台基早年遭到破坏而不存。中间的门道，自然成了东西两部分建筑的南北轴线，也已被后期的牛羊沟水所破坏。
“咸阳宫一号宫殿遗址”是流行于战国到西汉时期的高台建筑的典型代表。曾为之绘制复原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鸿勋在他的《宫殿考古通论》中指出，所谓高台建筑，是以高大的夯土台为基础和核心，在夯土版筑的台上层层建屋，木构架紧密依附夯土台而形成土木混合的结构体系。通过将若干较小的单体建筑聚合组织在一个夯土台上，取得体量较大、形式多变的建筑式样。这种建筑外观宏伟，位置高敞，非常适合宫殿建筑的需求。东周时期，势力壮大的各诸侯国不按礼制行事，以独立王国自居，在都城营造上互相攀比，筑台之风盛极一时，“高台榭，美宫室，以鸣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