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后，世人多以为此乃洋务自强之败，殊不知，吾中华数千年积重难返，拨乱反正、变革图新岂能一蹴而就？如无恭王之开创、醇王之维持，则吾中华今日或许早已被人瓜分豆剖亦未可知。
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作者：雪珥
易中枢以驽马，
代芦服以柴胡。
“甲申易枢”，恭亲王为首之军机被全体罢斥，皇上(光绪皇帝)之生父醇亲王自此当国。时人多以为醇王庸碌，才干不及乃兄恭王，遂有此联以讥讽。
自英法联师入寇京师，恭王临危受命，缔结城下之盟，嗣后痛定思痛，倡变法、兴洋务、图自强，乃有同光中兴之景象，直至甲午战败。此三十余载中，前二十余年恭王执政，后数年醇王当家。醇王之于恭王，可算是萧规曹随，继往开来，并无改弦更张，却是锦上添花。只是醇王韬晦，精明不外露，世人多所误解而已。
少年亲贵
醇王乃宣宗(道光皇帝)第七子，文宗(咸丰皇帝)、恭王之弟。文宗即位时封为醇郡王，年仅十岁。至文宗驾崩，恭王联通两宫太后发动辛酉政变，正是醇王领兵，排闼直入，将权高倾朝的肃顺于床榻上擒获，一鼓荡平顾命八大臣。此时，醇王年方二十一岁。
因穆宗(同治皇帝)年幼，国家又值内忧外患之际，不得已，乃设垂帘听政，并亲王辅政。此二者皆为权宜之计，祖宗成法所不见。朝中大权，实操诸辅政之亲王手中，两宫太后只有否决之权。恭王以“议政王大臣”任军机领班，下以数大臣辅之，凡事均由恭亲王做主，商之大臣而定。每日上朝，必由恭亲王将军机所商定者上奏请旨，太后多应允，虽偶有更动，极为罕见。世人及后人以为垂帘听政乃是太后一手遮天，实为无知妄言。
醇王本为天潢贵胄，又娶西太后之胞妹为福晋，且立辛酉拥戴之大功，议贵、议亲、议功，自然亦成朝廷栋梁。两宫及恭王遂委醇王执掌京师“神机营”。“神机营”源出前明旧制，为御林军精锐，清一色火器，内卫京师，外备征战。咸丰初年重设，由僧格林沁统率，军士皆由八旗及绿营中精中选精而来，配备火器，充作天子亲军。醇王接掌后，更将原健锐营、火器营等，一并归入“神机营”，步军、骑兵之外，亦有炮兵，光绪年间更习练海军，实为京师内卫、外防之第一主力。
醇王掌兵，位虽不显，权却极重。同治三年，醇王赏亲王衔(以郡王的爵位享受亲王待遇)，同治十一年实封亲王，为“亲王辅政”之关键人物之一。
同治四年，翰林院编修蔡寿祺弹劾恭王贪墨、骄盈、揽权、徇私，责其应归政朝廷，退居藩邸，别择懿亲议政。西太后亲笔草诏，切责恭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中胡谈乱道”。
不料，此举遭到惇亲王(道光皇帝第五子，咸丰之弟，恭王、醇王之兄)竭力反对。惇亲王上奏道：“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劣迹，惟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
太后无奈，遂将处分之事，交由王公大臣公议，惇亲王等亲贵与倭仁等大臣，针锋相对。醇王闻讯，星夜回京，亦为恭王不平。至此，朝中“拥恭”与“倒恭”者几乎势成水火，而“拥恭”者中以王公亲贵为主，名为“拥恭”，实乃捍卫“亲王辅政”之权威。激荡之下，两宫太后让步，恭王最后仅被“略示薄惩”，摘去“议政王”头衔。
此番风波之中，醇王之协调斡旋，功不可没。
激流勇退
穆宗(同治皇帝)崩逝，年仅十九岁。时值夜漏三下，两宫太后临视，痛哭失声。少顷，西太后对东太后道：“事已如此，哭亦无益。我们回去歇歇罢。”荣禄跪奏：“此间尚有宗社大事，须两宫主持，万不能回宫。请召军机、御前并近支亲贵入见。”
两宫遂命荣禄传旨。恭王到时贸然说：“我要回避，不能上去。”世人多以为恭王此举，乃是误以为其子载澄或可承继大位。盖因载澄与穆宗极为密切，飞鹰走狗、眠花宿柳，穆宗病中亦曾有言或可传位于载澄。不料，懿旨下，乃是册立醇王之子即位，此即当今天子(光绪皇帝)。
醇王闻之，当即惊惧失常，昏扑倒地。两宫太后令宫监将其扶出，横卧殿角，无人看顾。御前大臣夤夜迎圣驾入宫，圣驾此时年仅四岁。其母虽是西太后之胞妹，此时亦是不舍，却又无奈。本是身登大宝的喜事，闹得阖家凄惶。
新君即位，赏醇王“亲王世袭罔替”，醇王力辞，太后不准。此时，醇王以皇帝本生父之尊而为臣子，如仍厕身机枢，不仅自招嫌疑，亦于礼节上难以周全。醇王遂上奏，言：“臣侍从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昊天不吊，龙驭上宾。仰瞻遗容，五内崩裂。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昏迷，罔知所措。独犯旧有肝疾，委顿成废。唯有哀恳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
王公大臣集议后，太后恩准，开去一切差使。礼部专订醇王礼仪，遇皇帝升殿、皇帝万寿，均毋庸随班行礼，唯每年东陵、西陵应行致祭，每月朔望及元旦各节，及列祖忌辰诞辰，诣奉先殿行礼。
醇王所掌多年之“神机营”，改派伯彦讷谟祜、景寿管理，但懿旨仍令醇王顾问参酌。醇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岂敢再执兵权，多方辞谢。至光绪五年方以“旧疾未痊”，需“安心调理”为由，不再会同商办“神机营”事务，自此彻底赋闲，悠游藩邸。
光绪十年，慈禧太后与恭王冲突再起。此时外有法国觊觎安南(越南)，内有京师直隶大旱。谣传邪教起事，在京中九门遍张揭帖。太后召醇王咨询，醇王此时，闲居日久，静极思动。对外，醇王竭力主战，对内，亦提议速调北洋淮军驻扎京师，并归其调遣，以备不虞。
此时，荣禄为步军统领，正在病假，因谣言遍及京师，遂销假回任。荣禄立陈谣言不可轻信，绝不可以讹言为实据，遽行调兵入卫，京师为辇毂之地，旗、汉、回、教五方杂处，务求和谐稳定，不可折腾。
而外交方面，恭王对法主和招致太后不满，清流也一哄而上，交章弹劾。太后命恭亲王前往东陵，代皇上行清明祭典。此类差使，本由闲散王公办理，此次却派当国首辅，朝中疑惧顿起。恭王离京后，太后于九公主府召见醇邸，密议良久，遂罢恭王并全体军机，以礼亲王世铎为首，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等入军机，重搭班子。而军国大事，醇邸一同参预。此即“甲申易枢”，恭王自此退居十年，直至甲午开战始复入军机。
醇王掌国，于体例不符，御史们自然要有所参奏。太后解释道：“自垂帘以来，揣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谕令奕譞与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专指军国重事，非概令与闻。奕譞再四恳辞，谕以俟皇帝亲政再降谕旨，始暂时奉命。此中委曲，诸臣不能尽知也。”此即表明，醇王辅政为皇帝亲政前之权宜而已。
韬晦自成
醇王赋闲时，对恭王施政多有不满，不屑于洋务等“奇技淫巧”，与“清流”一般高谈民心士气，尤其于外交一道，常责难恭王过于软弱。其曾上奏说：“请皇上自今以往，将大内西洋物件尽行颁赏，明为贱货贵德，暗示永远弃绝，则天下臣民闻风向义，效法乐从，无不以佩戴洋货为贱为耻，渐至无人售买，则惟利是图之夷人将不待驱逐而自遁矣。”
执掌中枢之后，醇王却一反常态，对外应对自如，与法国争锋，当战则战，当和则和。至中法条约成立，不割地、不赔款，为近世罕见。世人皆责醇王与鸿章，当此战胜之时，仍定屈辱条约。殊不知，我军虽有镇南关等陆战之胜，却亦有马尾海战之败，且倭国乘虚深入朝鲜，鼓动兵变。与安南相比，日本之觊觎朝鲜乃是心腹大患，因此，需尽速了却安南争端，全力东顾。此亦权衡无奈之举。中法约成，袁世凯等亦平定朝鲜内乱，自此，吾中华得十年和平期，难能可贵。
醇王鉴于马尾之败，痛定思痛，请旨大办海军，遂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醇王亲自出任“总理大臣”，庆王及鸿章会办。“海军衙门”统筹调度，决议先建北洋，由鸿章专司其事，于旅顺开船坞，筑砲台，两年后规模小成。醇王亲临检阅，自大沽出海至旅顺，历威海、烟台，集战舰合操，此乃吾中国新式海军之第一次大规模演练。
海军之外，铁路、开矿、电报，举凡洋务新政，醇王皆倾力扶持。甲午战败后，世人多以为此乃洋务自强之败，殊不知，吾中华数千年积重难返，拨乱反正、变革图新岂能一蹴而就？如无恭王之开创、醇王之维持，则吾中华今日或许早已被人瓜分豆剖亦未可知。此可谓当家难，难于上青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