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农民工也有两大特色：第一，大多数人完全丢弃了土地，一旦进城就不再回乡，不但他们自己进城，连老婆孩子也要接到城里去；第二，虽然老婆孩子都跟着进了城，这些农民工却并不在城里买房。
民国时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作者：李开周
1935年，一个在上海打拼的青年回到江苏宜兴的农村老家，他“看到生长于斯的故乡和童年回忆中的景象大有不同”。
不久，这位署名“企之”的青年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描述故乡所发生的变化。年轻人都出去做工了，村庄变得像坟墓一样死寂。留守在故乡的村民比以前更穷了，以前只是穷得花不起钱，现在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以前乡里有开明绅士修桥铺路，现在没有人再做这些善事，桥没人修了，路没人铺了，乡间的公共设施更加破败了。
很明显，民国的乡村跟今天的乡村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进城务工人员越来越多，关心乡村事务的人越来越少，乡村生活越来越缺乏生机；不同的地方是，现在的留守农民并不挨饿，而民国的留守农民首先要考虑吃饭问题。
民国时期的农民工跟今天也不一样。
今天的农民工有两大特色：首先，大多数人并没有抛弃土地，农闲时进城务工，农忙时仍然要回去抢种抢收；其次，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在城里买房，好让孩子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
民国的农民工也有两大特色：第一，大多数人完全丢弃了土地，一旦进城就不再回乡，不但他们自己进城，连老婆孩子也要接到城里去；第二，虽然老婆孩子都跟着进了城，这些农民工却并不在城里买房。
不买房，他们住哪里呢？住厂里的宿舍，住寺庙的闲房，等条件好一些后，他们会租房，或者自己搭建简易的窝棚，为一家老小打造一个最基本的遮风挡雨的小窝。
日本鬼子侵华之前，曾经派出大量特务在东北与华北的各大城市做秘密调查。调查华北城市人口的特务发现了一个规律：清朝末年时农民只在冬闲和春天青黄不接时进城找活儿干，农活儿一忙还会回去，所以城里的人口一年中会突增突减(春冬暴增，夏秋锐减)；到了民国，像天津、北京这些城市的人口就只见增多而不见减少了，为什么呢？因为广大农民工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乡，一去就不回头，拼了老命也要在城里落脚，绝不留恋老家那几亩薄地。
民国的农民工之所以如此义无反顾，主要是因为农村已经没有了活路，兵匪土匪太多，苛捐杂税太多，再加上洋米洋面倾销中国，中国的传统农业已经破产，与其在农村老家慢慢饿死，不如带着妻小在城里混口饭吃。用骆驼祥子的话说：“只要卖力气，这里还有数不清的钱，吃不尽穿不完的万样好东西。在这里，要饭也能要到荤汤腊水的，乡下只有棒子面。”
可是这些在城里找饭吃的农民，无论如何都不敢奢望在城里买房，因为他们务工的收入勉强只够糊口，绝不可能攒下买房的钱。有没有在城里买房的农村人？当然有，可那都是乡下的土财主，而不是身无分文的普通农民工。
说农民工“身无分文”有些夸张，准确的说法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身无余财”。他们跟城里的贫穷市民一样收入低下，辛辛苦苦挣下的工钱勉强只够让家人填饱肚皮，绝不可能攒钱置业。
上世纪30年代，全面抗战打响以前，蒋介石主持的中央政校派出几百名青年学员去各大城市调查基层生活，最后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住宅问题的调查报告集，容我抄录几段，与读者诸君共享：
如《南京市之住宅问题》中记载：“南京市劳工阶级大部分居住于草棚之内，即俗称为棚户。”
《汉口市之住宅问题》中有云：“本市棚户建筑12756所，居住17865户，共78150人。这些棚户建筑多用茅草、黄泥、竹子、洋铁皮建造，系各地乡民聚居之所。”
《上海市棚户区之现状》里则说：“上海劳工约百万之众，泰半栖息于棚户，分处中山路、其美路、大木桥、普善路、浦东一带，风雨不蔽，祝融为灾，局促肮脏，瘟疫时发。”
从1912年到1949年，从北京(北平)、上海、天津，到南京、广州、汉口，几乎每一座大城市都有十几万乃至上百万的农民工常年定居，但这些农民工统统不是购房者，他们在垃圾堆旁边搭建窝棚，在火车站前面搭建窝棚，在臭水沟旁边搭建窝棚，结果是每一座大城市里都能看到触目惊心的、一眼望不到边的贫民窟。
所以，民国时期，无论多挑剔的城里人，都不会埋怨“农民进城抬高了房价”，至多只是埋怨“农民的棚屋有碍市容和卫生”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