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京津沪一体化进程，所依赖的并非制度化的力量，而是李鸿章本人强烈的资源整合能力。当李鸿章凋零之后，直隶与北洋、以及其背后的中央，对京津沪一体化的掌控力迅速式微，对帝国改革开放的掌控力也迅速式微。
李鸿章作者：雪珥
1870年9月18日，在装备精良的淮军部队的前呼后拥下，刚刚47周岁的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高调进入天津。
此时，因“天津教案”引发的国际冲突，刚刚缓解，法国舰队还停泊在大沽口外。法国代理领事李蔚海记载了李鸿章入津仪式的详情，并相信这位年轻的封疆大吏将会以铁腕维护这座城市的稳定。
不久，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他大约没有想到，自己掀开了帝国历史上京津沪一体化实验的序幕。
天津开埠
清帝国推出近代第一轮改革开放后，在其政治版图与经济版图上，天津就不再只是一个口岸，而是与北京一起，构成了首都的一部分。遍览1860年之后的西方媒体，Tientsin(天津)一词出现的频率，与China(中国)、Peking(北京)、Shanghai(上海)、Canton(广东)不遑多让。
天津成为首都的一部分，有点无奈。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确定为通商口岸，先后建立了9个国家的租界，租界数量之多，在大清国16个同类城市中名列前茅。但吊诡的是，九国租界总面积虽然已超天津旧城八倍之多，却也才相当于上海租界面积的一半。显然，老外们如此跑马圈地，绝非只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有着一个更为重要的政治和战略考量：贴近大清中央。
大清国的“外交”，原来还真是在“外”办理的——最早是广州，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广州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衙门，由两广总督兼任，依然将“外交”解决在北京之外。
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交就无法再在“外”处理了。英、法、美、俄四国获准在天子脚下建立使馆，中央为此专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商口岸也急剧增加，长江以南由五口增为十三口，长江以北也新开牛庄、天津、登州三口，畿辅重地也对外开放，外交工作进入了全新阶段。天津的地位，便更为显得重要和复杂起来。
条块矛盾
总理衙门之下，除了管辖在南方的“五口通商大臣”外，另设了“三口通商大臣”，管理北方的三个口岸，驻地就在天津。至此，直隶省内其实有两个平行的省部级机构。常驻保定的是直隶总督，常驻天津的就是“三口通商大臣”。
与保定作为直隶的省会相比，此时的天津在行政级别上仍旧只是一个地级市(“天津道”)。天津城里的 “三口通商大臣”，虽属省部级，但并非地方行政长官，而是大清外交部(“总理衙门”)的派出机构，属于“条条”上的部门，只管外交和通商，并不过问民政。天津的民政则由直隶总督下辖的天津道、府、县三级管理，属于“块块”上的。
在天津，“条”虽然级别高，却并非“块”的上级，这不仅形成了“条块”之间的隔阂，而且也造成机构设置上的畸形：驻津的“条”是中央级，而当地的“块”却级别过低，无法为“条”及时提供相应的行政资源支持。毕竟，“外交无小事”，这个离北京最近的港口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外国使节、侨民乃至外国军队，中西碰撞、磨合、冲突不断。“条块”无法匹配、难以协调，内政上的星星之火很容易就造成外交上的燎原之势。
当天津成为“条块”交汇之处的时候，驻保定的直隶总督是曾国藩。
京官难做，津官更难做，直隶总督大约是全中国最难当的地方官。“京官难做”，是因为天子脚下红顶子扎堆，通货膨胀导致贬值。而同在天子脚下(确切地说是“天子脚边”)的津官，却毕竟仍是地方干部，近在咫尺的“中央领导”多如牛毛，掣肘频仍。既乏父母官的威风，又缺京官的闲适，难怪官场有谚自嘲云：“三生不幸，知县附郭；三生作恶，附郭省城；恶贯满盈，附郭京城。”(“附郭”指与上级同城)
选择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中央的意图，除了便于就近控制这位曾统帅百万雄师的人杰之外，更是出于对京津冀地区开发的重视。曾国藩在多年的征战实践中，亲眼见识了西洋科技的作用，并建立了包括安庆军械所在内的一些新兴洋务企业，是大清国第一波投身“改革开放”的弄潮儿，调他入京，正可以借重他的经验，以天子脚下的直隶(京津冀)为特区，推进中央已经计划好的“自强”运功(洋务运动)；而直隶的天津此时已经成为对外开放港口，华洋杂处，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中央需要一个老成干练的人在“改革”与“开放”两条战线上都趟出一条路来。
将直隶作为改革的试点，由曾国藩来趟过改革的地雷阵，这一布局在曾国藩赴任之前与慈禧太后的四次会谈中清晰可见。除了第二次之外，其余三次都直接涉及了直隶的改革，曾国藩表态说：“臣也知直隶要紧，天津、海口尤为要紧”，并提出了“以练兵、饬吏、治河三端为要务”进行“次第兴革”的思路。
从这四次会见来看，中央将曾国藩调任直隶，更多的并非出于“羁縻”、要修理这位“曾剃头”，让他一边凉快凉快，而是“重用”，要靠他去为朝廷“剃头”，理顺直隶、尤其是天津的复杂局面。
直隶扩权
1870年春夏之交，正值天津开埠十周年，一场震撼世界的大动乱在此爆发。因“民教冲突”，天津市民围攻法国领事馆和望海楼教堂，导致法国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外交官和3名俄国商人被杀，领事馆和教堂被毁，史称“天津教案”，西方则称为“天津屠杀”。
“天津教案”是两次鸦片战争以来最大的涉外案件。驻天津城内、负责对外关系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驻保定城内、负责地方维稳的直隶总督曾国藩，都被深度卷入。中央下令曾国藩赶赴天津，主持善后。曾国藩为此付出的代价十分高昂，被斥为卖国贼，“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湖南会馆将他的官爵匾额“悉数击毁”，并开除其“名籍”(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代“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甚至“谤讥纷纷，举国欲杀”。
当曾国藩以一生令名为代价，处理完毕“天津教案”之后，中央决定由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换下心力交瘁的曾国藩。舆论已经有了将省会从保定搬到天津、让直隶总督与“三口通商大臣”同城办公的建议，但李鸿章对此不以为然，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强调：保定才是“控扼”直隶的中心，“昔人于此建置省城，实得形要，是以历任总督，均须驻省办事，总揽全局”；而天津则“偏在一隅，似非督臣久驻之所”。
此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受命出使法国，进行“谢罪”访问，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代理“三口通商大臣”，参与了教案善后的主要谈判，深切地体会到了天津在机构设置上的尴尬。因此，他建议中央：“三口通商亦不必专设大员， 所有洋务海防均宜责成直隶总督悉心经理”。裁撤专职的通商大臣，改由直隶总督兼任，将相应的外交通商事务归并到直隶总督职权范围之内。由“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总督亲自抓，“一把手”负全责，微妙而复杂的外交通商事务就能获得足够的地方行政资源的支持，“条块”之间的隔阂有望消除。
不到一个月，中央便采纳了毛昶熙的建议，并在上谕中明确宣布“天津洋务海防，较之保定省防，关系尤重，必须专归总督一手经理，以免推诿而责专成”。自此，“三口通商大臣”裁撤，新设“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权限扩大到了“山东登莱青道所管之东海关、奉天奉锡道所管之牛庄关”，并且，直隶总督不再常驻保定，而是 “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驻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保定)，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
半个首都
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兼任首任北洋大臣，正式进驻天津。
政治地位改变后，李鸿章对于保定、天津两地在新形势下的定位，有了新的认识。在答复中央的《裁并通商大臣酌议应办事宜折》中，李鸿章提出：“天下大势，首重畿辅。中原有事，则患在河防；中原无事，则患在海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