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8月22日，一辆马车匆匆驶入紫禁城神武门。车中的客人先来到内务府朝房，与几位大清遗老见了面，正午时分，他来到养心殿，看见了那位自己朝思暮想的年轻人。很快，静谧的宫城中隐约传来一个老人的哭声。
郑孝胥与他的儿子这是溥仪第一次见到郑孝胥。年轻的逊位皇帝后来回忆到：“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谈到高兴处，眉飞色舞，唾星乱飞，说到激昂慷慨处，声泪俱下，让我大为倾倒。”
郑孝胥同样心绪难平。这个对大清念念不忘的老人在几天后的日记中慨叹，自从他辛亥年离开京城，到此时重返，十三年时光悠忽而过，“自念生逢世乱，穷老无所就”。
诚如此言，如果不是辛亥年的“世乱”，他的人生也许会大不一样。
做官
十三年前。郑孝胥站在一艘南下的游轮上，瞩望远方，只见海波汹涌，与长烟落日融合于天际，顿时心旷神怡。他在日记中满怀豪情地写道：“余既出任世事，当使愚者新其耳目，智者作其精神，悠悠道路之口何足以损我哉！”
此时是1911年7月，郑孝胥51岁。一个月前，他刚刚接到朝廷的任命，被授以湖南布政使一职，他发誓要干出一番成绩。
儒家讲求内圣而外王，立德立言之外，亦须立功。郑孝胥的仕进之路亦从青年时期开始，他于1882年中举，历任李鸿章、张之洞的幕僚，清政府的驻日领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等职，仕途不可谓不顺畅。
但是，对于一向自视甚高的他，这一切都远远不够。1905年，时任广西边防督办的郑孝胥在龙州宴客演戏，在座中外客人百余位，观众上千人，军民欢呼，烟火漫天。目睹盛况，郑孝胥飘飘然对人说道：“我固有呼风唤雨之手段，翻江倒海之神通者也。”
这一年，他给朝廷的辞呈获得了批准，回到上海寓居。后来他对妻子透露心迹道“从此以后，若中国迄无振兴之日，则终老山林，不失为洁身去乱之士；倘竟有豪杰再起，必将求我”。显然，郑孝胥试图待价而沽，并一举登上一个更大的舞台。用他后来一句更加直白的话说：“吾欲行其志，非疆吏不为。”
在这种微妙的心态下，1906年，随着立宪运动的高涨，郑孝胥与张謇、汤寿潜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自任会长。然而当各省谘议局兴起，公会影响力降低，郑孝胥也逐渐失去了踪影，他开始把更多精力投入实业救国、借债筑路了。
一个笑话便是从此时开始流传的，据说，在清廷1907年举办的一次宪政讲座上，有人曾问郑孝胥，中国如何才能富强？郑曰：“只两字便足。”问是哪两字，曰：“借款。”问借款如何能使国家富强？曰：“我们借了外国人的款，外国人便穷了，我们便富了。安得不强？”众人愕然。
当然，在这件事上，郑孝胥不仅只会说空言高论而已，1910年春节，热情高涨的郑孝胥受到东三省总督锡良邀请，亲赴东北，参与锦瑷铁路借款包工合同的签订。此事后来被舆论誉为维护国家利益的“良言良行”。
这一切，无疑都被朝廷看在了眼里。
1911年6月20日，郑孝胥被朝廷授予湖南布政使一职。就在一个月前，朝廷刚端出了旨在借债修路的“铁路国有”政策，并被舆论解读为“与民争利”，再加上“皇族内阁”的出台，清政府正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当时的《申报》曾一针见血地分析道，此刻湖南的保路运动愈演愈烈，当地官员毫无办法。而郑孝胥既是借债修路的鼓吹者，又曾经担任广西边防督办，对付会党起义卓有成效，无疑是绥靖祸乱的上佳人选。文章还分析，日后郑孝胥还会获得更重要的任命。
受命之后的第二天，郑孝胥进宫面见载沣，前前后后只说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借债修路”之国策决不可动摇，说得这位摄政王频频点头，十分高兴。后来，郑孝胥得意地翻开日记，转载了英国《泰晤士报》对这次会晤的一段评价，文中说，中国的直省大员，能够以政治家的高度办事或建言者，几乎已经绝迹，如今能达到此标准的，唯有新任湘藩郑孝胥。
这话听上去真是令人受用极了。
在立宪派们纷纷与清廷决裂之时，曾经的立宪运动领袖，却摇身变为清廷能吏。吊诡的一幕背后，郑孝胥终于即将如愿以偿，登上自己梦想中的大舞台。
可是，这个舞台早已危如累卵。
末世
郑孝胥是1911年10月11日得到武昌首义的消息的，此时他正在京城参与厘定官制。第二天，接到一个电话后，他急急忙忙赶往京城内的一座府邸，镇国公载泽和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已经在那里等他了。
三个人议论起武昌的情况。郑孝胥提出了几点建议，首要的第一条，是以兵舰速攻武昌。盛宣怀则依旧对铁路放心不下，他当场给湖北都督瑞澂打了个电话，让他一定要“力保铁路”。当然，这与郑孝胥不谋而合。
然而，郑孝胥很快发现，现在的情形早已不是保铁路那么简单了。当武昌起事的消息像病毒一样蔓延开来，京城上上下下，很快陷入了一种恐慌的气氛中。10月15日，郑孝胥翻开日记时的心情想必是沉重的，他写道，昨天，数万人涌向大清银行挤兑，大清钞票在城中已是废纸一张，买东西只能用银元。又有谣言称京城将有变，居民们相继出城逃难，以至于火车已经坐不下了，内外城随即戒严。
五天后，一个日色黯淡的午后，郑孝胥接到了朝廷一纸书写潦草的谕令，让他马上回任湖南。当天下午，他去琉璃厂买了一串朝珠，带在身边，好像全然没有在意老大帝国的末世之象。
10月26日，郑孝胥再次登上一艘南下的渡轮。不过此时的情景，与数月前他赴任时真是天壤之别。在第二天晚上的日记中，郑孝胥的情绪再也无法克制，他冥想万端，种种悲苦凄凉，一起涌上心头。
他写道，政府之失，在于纪纲不振，偷安苟活，但是还算不上暴虐苛政。现在依旧是改革行政的年代，而不是覆灭宗祠的年代。倡言乱事，就是流毒全国，绝非“仁义”。
10月29日，渡轮开到上海，郑孝胥得到消息：湖南谘议局已经成立，盛宣怀已被革职永不叙用。时局至此，他自然已经没有必要去上任了。郑孝胥索性在其上海的寓所“海藏楼”住了下来。
形势的发展让人眼花缭乱，有些事情，是怀揣孔孟之道的郑孝胥始终无法理解的。当他得知立宪派领袖张謇已经转向支持革命，出离愤怒。他大骂道，南方士大夫毫无操守，有所谓“失心疯”者，就是如此。遥想当年，张謇筹办大生纱厂最困难的时候，郑孝胥是少数陪着他徜徉于上海马路上、排愁分忧的莫逆之交。
同时，他也不甘于寂寞，在上海住了一阵子，就开始在日记中抱怨道，现在各省群雄并起，已无净土，只有他袖手旁观于“海藏楼”，这难道是天意不让他进入这摊乱局吗？他觉得，只要让他与闻世事，必有过人之处。“余今日所处之地位，于朝廷无所负，于革党亦无所忤，岂天留我将以为调停之人耶？”
事实上，自从革命爆发后，郑孝胥的行事便带有左右逢源的特征。他建议朝廷派海军速攻武昌，然而当萨镇冰率领海军压境时，他又按照东南名绅赵凤昌的意思，给萨镇冰去信，劝他不要使生灵涂炭。12月9日，朝廷谕令，准许人民自由剪发，当天，郑孝胥就带着儿子把辫子剪了。这似乎都说明，他试图积累信用，伺机“用世”。
但是，这依然是郑孝胥的一厢情愿罢了。
就在南北谈判时，一张传单也开始在上海悄然流传，上面绘声绘色地说，最近袁世凯派了人携巨资跑到上海，邀请各报馆主任吃饭，运动他们在报纸上反对共和。席间，郑孝胥最为激烈，他破口大骂革命党人道：“小孩子们何能成大事！”
尽管这个秘闻后来被证明是讹传，但由此可见郑孝胥在时人心中的形象。传单散发后，郑孝胥开始频频受到革命党人的威胁，有的甚至说道“三日内必杀汝，今日晚间可至门外试之”。如此，出山“调停”之愿望自然胎死腹中，郑孝胥只能避居海藏楼，坐看花开花落。
生于末世运偏消，他早已被时代远远地甩在身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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