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商会能在动荡中崛起，与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商会遥相呼应，重振商务实业，影响地方乃至国家政局，逐步赢得全国性声誉，跟袁世凯主导“北洋新政”所创造的相对宽松环境，关系极大。
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的袁世凯作者：罗澍伟
20世纪最初10年，天津商会能在动荡中崛起，与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商会遥相呼应，重振商务实业，影响地方乃至国家政局，逐步赢得全国性声誉，跟袁世凯主导“北洋新政”所创造的相对宽松环境，关系极大。后人受时势左右或出于政治需要，对袁氏往往因人废事，有意无意忽视他曾经的改革努力。转眼百年过去，“新政”又成热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正当其时也。
北洋原本是个地域名词，管辖范围大致包括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860年)后被迫开埠通商的直隶、山东和东北地区，北洋大臣则是北洋通商大臣的简称，例由直隶总督兼任。
因地近畿辅，极易影响到权力中枢，北洋大臣比起两江总督兼任的南洋大臣来，自然更是权重位高，不但负责统帅庞大的新式陆海军，而且是皇帝的钦差，有权代表清王朝接见各国使节，签订各种条约，许多洋务设施都开创于北洋。就连朝廷的要政，也是“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才做最后的定夺，以至造就了直隶总督衙门成为“第二政府”和“影子内阁”的特殊地位。
自1901年至1907年，接替病逝的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在任内的六七年里，很快使北洋成为“新政权舆之地”，“四方之观新政者，冠盖咸集于津”。当时，“中国各省新政之布，必资模范于北洋”，“各省咸派员考察，藉为取法之资”。
“近水楼台 奋然兴举”
1902年8月，袁世凯代表清廷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天津，旋即以天津为直隶省城。连曾与袁世凯有很深“宿怨”的梁启超都说，袁世凯“在前清督抚中以能办新政名”，事实正是如此。莅津之初，袁世凯即在北洋整顿吏治，裁汰陋规，办理巡警，铸造银钱，会办练兵，倡办工艺，一时间生气勃勃。适值清廷推行“新政”，北洋楼台近水，闻风而动，举凡清廷颁布的各种改革事项，包括“预备立宪”，袁世凯不避怨嫌，“奋然兴举，大僚之牵掣，群吏之非笑，一概无所于恤而壹意独行其所是”。
比如，袁世凯准备接收天津之时，因《辛丑条约》中有20里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的规定，于是改用西法变通，把巡兵编为巡警。先是在省城保定创设警务总局及分局，设警务学堂；接收天津前夕，又抽调北洋新军3000名，改为巡警，直隶遂成为中国最早设立警察的省份。
如何拯救兵荒马乱后的天津金融市场，是摆在袁世凯面前的首要任务。当时的市面，银根奇紧，制钱短绌，贴水骤增。袁世凯于1902年委员筹办北洋银元局，“以资补救”；很快“铸成当十铜元一百五十万枚”，解交支应局，以辅制钱之不足，并出示晓谕铺户居民，一体搭用，同时特别申明，“并非行用铜元，即停使制钱”。据天津商会反馈，“自开办以来，京津保等处市面，悉赖周转，商民称便。”为进一步整顿金融秩序，改变当时钱庄票号“滥发钱帖”的状况，袁世凯又准许“殷实行号，有五家连环担保，准发行兑换银元纸币。”这是近代以来民间发行纸币的开始。
为贯彻新政，提高行政能力，经袁世凯札饬相关部门，“无论内选、外补，未赴任者，饬令先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行政及司法各官署，并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回省，然后饬赴新任。其在日时，由留学监督随时考询，回省时呈验日记，各陈意见。在该员自备资斧，所费无多，而数年之后，冀无未经出洋之地方官，庶于行政不至隔膜。”为考核与提高现任官吏的工作能力、工作水平，特设直隶吏治考验处、吏治调查处、课吏馆；在保定开办了直隶法政学堂，在天津开办了北洋专门法政学堂。
为推进地方改革司法，1907年3月成立了天津府高等审判分厅和天津地方审判厅，在杨柳青、赵家场、咸水沽、永丰屯设乡谳局；同时厘定了审判厅章程，审判研究所简章，并着手裁革大小衙门的吏役、门丁和书差。时人认为，“我国审判改良，实以天津为鼻祖”。为使司法改革得到认真贯彻，袁世凯告诫新任法官：“凡举一新政，须贯以全付精神，若稍松懈，势必渐复旧观。”从此，天津成为全省和全国建立三级审判制度的样板。此外，改良狱政也是北洋司法改革中的重要一环。
“振兴直隶 实业枢纽”
为切实提倡和保护奄奄一息的民族工业，袁世凯决定建立直隶工艺总局，“并于城厢内外创设工艺学堂以精进其理法，设实习工场以练习其技能，设考工厂以甄验其货品。设工商演说以增益其见闻，设工商研究以开拓其智识，设工业售品所以疏通其销路”。在工艺总局推动下，民间“风气渐开，天津绅商已多集股禀设工厂，各属官绅亦陆续送徒来津学习，毕业会籍，已有开办获利者”。
工艺总局又派人赴上海学习纺纱，赴湖北学织麻质绸缎纱布，赴江西学习制瓷，赴日本考察造纸。直隶农务学堂则在此基础上试办了纺织工厂工艺局和联合教养局，在广仁堂合办机器织布，并准备逐渐向民间推广。对于申请各项工业专利的，工艺总局积极予以保护，从而奠定了“工艺局为振兴直隶全省实业之枢纽”的关键性地位。
商业方面，“天津为北洋巨埠，商货云集，或行销于内地，或转运于他口，日以万计。”但是，“自遭庚子之变，或遭抢掠，或被焚烧，市面为之一空”，以致元气大伤。为促进天津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1903年袁世凯指示成立天津商务公所；此后，直隶工艺总局属下的考工厂倡办了天津商业劝工会，每年三、腊两月在天后宫，六、十两月在河北公园举办。
“为联络商情，提倡实业，裨益地方”，1904年天津商务公所改组为天津商务总会，仅1907年和1908年两年年间，即协助地方官府理结钱债诉讼一百五十五起。在商务总会倡导下，天津钱商公会，天津鞋帽商研究所，天津门市布商研究所，北洋商学公会等先后成立。为支持直隶产品赴上海参加南洋第一次劝业会，1909年天津商务总会还特别成立了直隶赞助出品有限公司，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开平矿务局曾是洋务运动期间经营得最为出色的企业，但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却因遭人盗卖而沦入英商之手。为收回开平矿权，直隶官府作出了一系列的努力，终因英商有不平等条约的庇护而未能成功，只得先行收回了开平矿属下的北洋洋灰公司。
为限制英商发展，袁世凯接受属下的意见，决定采取“以滦制开”的策略，于1906年成立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同时声明“此矿系为北洋官家用煤便益而设，与他矿事体不同，其矿界特为展宽，嗣后他矿不得援以为例”。又根据农工商部“外国矿商不能充地面业主”的规定，成立了滦州矿地有限公司，辖地三百三十方里，这样，便控制住了开平矿的地面权。后来，双方在竞争中均不能取胜，只好共同组建了中英合资的开滦煤矿。原开平矿属下的北洋洋灰公司独立经营后，招商集股，扩充为一度执中国洋灰业牛耳的启新洋灰公司。
“进步之速 全国楷模”
袁世凯督直期间，积极推行新式教育。直隶学政撤销后，改设学校司，作为通省的最高教育行政机构。不久，各州县学堂次第开办，学生亦得到优免差徭地亩的优待。在普通教育方面，除广设中小学之外，还开办了直隶高等学堂；技术教育方面，工艺总局开办了直隶高等工艺学堂，直隶高等农业学堂；专业教育方面，开办了北洋女医学堂、保定医学堂和天津医药研究会；女子教育方面，开办了女师范学堂、高等女学堂、公立学堂和五处女子小学，计有女学生638名。
对于女子教育的快步发展，袁世凯接到报告后甚是兴奋，批示说：“女学进步甚速，非办事之勤，曷克臻此？”根据袁世凯“天津为北洋巨埠，应设商业学堂”的批示，天津商务总会还创办了天津公立第一商务学堂。
1905年，清王朝决定改行立宪，同时提出“布地方自治之制”作为预立宪政的基础，于省城成立自治局，袁世凯在直隶率先认真贯彻。由于自治一事“体大事繁……在非先行预备，不足以为实行之地”。因此，直隶自治总局成立后，令各属先行建立自治预备会，并拟定了府厅州县自治研究所章程及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
在筹办地方自治过程中，袁世凯广开言路，件件批阅，各县令则积极进言。凡确有见识者，袁世凯均在批示中予以肯定；凡属不甚妥协者，则在批示中予以驳正；凡可资顾问者，即提携不遗余力。由于督宪重视，基础工作扎实，所以天津试办的地方自治，组织完备，立法条理，循序渐进，规模略具。
有人总结说：“庚子以后，新政繁兴，如练兵，如学堂、巡警，如审判厅、地方自治，皆由直隶先行试办，迨有成效，各省或来津调查，或推广仿行。”“北洋风气晚开，而进步之速，发达之易，乃为南洋所不逮。”因此很快成为全国的楷模。
“变通旧法 审慎新章”
由于中国是一个背负着几千年封建传统包袱的大国，尽管袁世凯在推行“新政”之始，雄心勃勃，认为是“从前未有之事，凡在官绅无比和衷共济，一秉大公，以为全省模范。”但在这样的国家里进行政体改革，谈何容易！所以热闹一时的“北洋新政”，在触动或改变旧制度方面，作用是极有限度的。
仅以顺直而论，“文武大小衙门，多至一千五六百处”，而且官场积疲已久。所以即便是“新政”，也不得不采取“外法内儒”的折中办法，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以弊去太甚为宗旨，以上下相安为要义。事无论公私，如彼于利益无大损，则吾法易行”。在很多情况下，只能“于变通旧法之中，寓审慎新章之意”。久历封疆的袁世凯也每每告诫下属，“凡举一新政须贯以全副精神，若稍松劲势必渐复旧观。”“近今办事之难，该绅等亦所深悉，欲速不达，不如徐步当车，可免颠踬。”“现当过渡时期，官绅冲突在所宜防。”通过这些批复，我们也可看到袁世凯推行“新政”期间内心处处小心谨慎一面。
这就是说， 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国，特别是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洋”地区，在艰难地迈向近代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遇到的障碍和出现的弊端亦复不少。
比如，北洋银元局鼓铸当十铜元，固然解决了市场的暂时之需，但因“本四利六，余利孔饶……一时各省官吏竞视为生财之妙策，筹款之善方，纷纷效法，接踵而起……如水泛滥，其源不戢，一时百物价值，市面情形，胥将有岌岌乎倾覆反侧之象”，造成了各地金融市场极大混乱，最终清廷不得不收回铸币之权，改由户部(度支部)统一铸造，统一管理。
又如，直隶允准殷实钱庄票号五家连保发行纸币，本属地方政府的权力；但因当时中国主权的不完整，“外国银行因缘而起，思夺我发行纸币之大利，存款之便益，曩仅英之汇丰一家，今则日本正金，华俄道胜，麦加利，德华，澳大利皆源源而来”；其中尤以正金银行为甚，“在中国发行纸币之数，已超过其全部资本”，反而给天津的金融市场带来极大的混乱和冲击。
再如，直隶实行地方自治固属先进，但清廷从来无此专款，天津县议事会和董事会常年经费无着，只得每年申请政府补助金。义和团运动后，由于中国固有文化遭到了空前的冲击，著名的北洋大学，除头二班学生外，习汉文的热情极差，“讲坛听讲之人寥寥无几，未及五点，堂上已空”。废除科举，改设学堂，是中国教育的一大进步，但在普及学堂特别是中学堂的过程中，认真贯彻执行的只是少数，“中学堂办理认真，以冀州为最，河间、广平、大名亦有可观，余多敷衍”。
以上这些，对于我们深刻认识那时候的中国国情，深入了解20世纪初清王朝的“新政”概况，以及恰当评价此次“新政”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作用，都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