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都战役历时19天，歼敌5700余人，这是解放中国大陆的最后一场战役。刘少奇喻之为西藏的“淮海之战”。1953年7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放西藏时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对西藏是先礼后兵，兵后又礼”。
1954年9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西藏两大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右）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左）。作者：夏攀
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请加注意”
空灵美丽的高原、英勇悲壮的进藏先遣连、虔诚执著的和谈使者，还有毛泽东以及他与5封有关西藏解放的电报……
一幕幕西藏解放往事，穿越了整整一个甲子，在历史的镜头中延伸。
1951年5月23日，新中国的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这里签订。双方代表会心而笑，这个画面永远被定格。
电文：“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青甘境内的西藏人”
1949年的下半年，人民解放军把红旗插遍大半个中国，西北的甘肃，有个11岁藏族少年，是毛泽东格外关照的对象。
当年8月6日，毛泽东发电报给彭德怀等人：“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青甘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藏谚有云：“天上的太阳月亮，人间的达赖班禅。”西藏宗教领袖班禅外避内地，到了这时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两位宗教领袖的恩恩怨怨，让20世纪前半叶的西藏历史格外的波诡云谲。
1924年11月15日的夜晚，九世班禅率领少数随从，逃出了西藏。他来到内地之后，四处奔波，寻求国民政府支持，力图返回西藏。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九世班禅有了回藏的希望，但因种种阻力，终未达成心愿。4年之后，他在青海玉树大寺甲拉颇章宫圆寂。堪布会议厅(班禅行辕机构)开始寻找转世灵童，经过筛选，终从17名灵童中选中温都。贡保才旦，即十世班禅。
1949年9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攻克兰州，占领西宁。7日之后，12岁的班禅派出堪布会议厅最高文官计晋美一行，昼夜骑马赶到西宁，同解放军取得联系。
实际上在西宁解放之前，国民党即屡次派员劝说十世班禅去台湾，不要被共产党所利用。但他断然拒绝：“我是西藏人，我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当天班禅即给北京发电报：“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钧鉴，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伏崇。二十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懈怠……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至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班禅额尔德尼叩。”
获悉班禅的来电，毛泽东格外欣喜。
一年半后的1951年4月27日，少年班禅来京，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为表达感激之情，班禅献给毛泽东多项礼物。其中有一面红缎锦旗，上面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还有金盾一座，上面镶嵌“毛主席万岁”五字。
1952年，十世班禅终于回到了西藏的扎什伦布寺，离1923年九世班禅离开这座班禅世居的古寺，已有29年之久。
电文：“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
某种意义上，班禅在1949年10月1日给中央的电报，是坚定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统一西藏决心的原因之一。在此前的1949年2月，毛泽东同苏联特使米高扬的谈话中这样谈到西藏问题：“西藏问题比较麻烦，但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
毛泽东给出的原因有二。一是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比较多；二是民族问题，尤其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这个问题更需要时间，需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
早在十世班禅发电报给中央之前，西藏还发生了一个事件，亦是影响毛泽东解放西藏决策的一个因素。
1949年7月，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代理处长陈锡璋突然接噶厦政府(西藏地方政府)的通知，说有要事相商。
在布达拉宫前的噶厦办公楼里，陈锡璋接到的是两个星期之内必须和所有国民党驻藏工作人员离开西藏的通知。
接下来，事件进一步升级，于是有了当年8月1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这样的一个头条：“西藏发生了变乱，拉萨与外界的电讯全部中断，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人员被限令两周内撤离，交通部在拉萨的无线电台被人捣毁，台长遇刺受伤。所有在拉萨的经商汉人皆遭驱逐，连寺院的汉籍喇嘛也无人幸免。”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西藏“驱汉事件”。
关于这个事件的原因，后人这样解释：“驱汉事件是在美、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度者唆使和策划下发动的。事发前，印度驻藏总领事英国人理查逊曾经神秘地乘夜晚溜进噶厦政府办公楼，他煽动噶厦外交局局长扎萨柳霞。土登塔巴、扎萨索康。旺秋次登说拉萨有许多共产党人，留他们在拉萨，将来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
显然，这一事件与当时一些国家支持“西藏独立”有关。
不久后的当年11月23日，毛泽东发电报给彭德怀并让他转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使用三个军，如何分配及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
出兵西藏，在这封电报里正式被毛泽东提出。
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
出兵并不是首选，和平解放仍是中央竭力争取的。1950年1月20日，中央政府就要求西藏当局派代表赴京商谈西藏和平解放问题。
当年5月27日，西南局向中央提出了与西藏地方代表谈判的十项条件。内容主要包括：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其现行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和达赖的地位及职权都不予变更；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等。
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亲自审阅修改，并批语：“均可同意”。这个《解放西藏公约十章》由此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
西北局也根据中央精神，曾先后派出两批人去西藏劝和，结果一批被西藏政府限令出境，另一批竟遭扣押。
一些西藏高层人士，也为和谈竭力奔走，格达活佛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
格达活佛是西康甘孜白利寺活佛，早在1930年代，他就与共产党结缘，和朱德更是私交甚笃。1950年春，当解放军抵达甘孜时，格达活佛用这样的话欢迎解放军：“你们这些无神论者又来了。可是我这个有神论者要热烈欢迎你们，拥护你们。”
当听说噶厦当局置中央政府的和谈要求于不顾的时候，格达活佛决心赴西藏劝和。朱德知道这个消息，为了格达活佛的安全起见，立刻拍电报劝阻，但他不改初衷，朱总司令见格达活佛这样坚决，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格达活佛此一去，就再也没能回到甘孜。
当年7月14日，他到达昌都，立即向昌都总管表明他此行之目的，随后又给拉萨的朋友写信，要求促成双方和谈。
格达活佛的一系列活动，让分裂分子甚为恐慌。8月13日，英国驻藏间谍给他喝下毒茶。他中毒之后腹痛不止，口吐黄水，鼻孔流血，留下一句“为求和谈，我死也不悔，但求到拉萨见到达赖啊”后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