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逝世时，我远在长沙的母亲是湖南省轻工厅副厅长。当时“四人帮”明令禁止追悼活动，母亲主持了好几场追悼会，讲总理的往事。她说，即便第二次被打倒，她也要悼念她爱戴着的、也是人民爱戴着的好总理。
周恩来与邓颖超于长城合影口述：贝璐瑛，整理：秦海，本文摘自《文史博览》2008年第9期
我的父母都曾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过，后来还有过交往，受到周总理、邓颖超的教诲和帮助。这是他们永远的感念，也是我永远的感念。
总理改变我大哥命运
我父亲叫龙潜，是四川云阳(现在属重庆市)人，1910年生，爷爷是个小地主。
我父亲从小好学，考入上海的一所大学。云阳是个山区，父亲能考到上海去，爷爷十分骄傲。但怕父亲到上海后不再回来，就给父亲说了一门亲，强迫父亲结婚。婚后不久，父亲就去了上海。
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事。当时的上海，革命思潮汹涌，我父亲很快便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搞学生运动。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党的领导人正犯着“左”倾错误，常常盲动。一次，他们在一个小剧场秘密开会。这剧场只有两个出口，这就犯了秘密工作的大忌。由于叛徒告密，剧场被反动军警包围。当天参加会议的人几乎全部被抓，我父亲也被逮捕。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共舞台”案件。
我父亲被关在南京军人监狱里。1937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我父亲才被放了出来，曾在李克农领导的“社会部”工作，人称“龙副官”。先在武汉，后随李克农辗转到了重庆，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当了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周恩来当时是党的副主席。秘书处的负责人是童小鹏，秘书还有乔冠华、龚澎、荣高棠等。
龚澎从一所教会大学毕业，人长得很漂亮，口才又好，英语也极好，是办事处的新闻发言人。发布新闻时，她通常中文、英文同时发布。人气很高，是当时“重庆一绝”。国民党十分妒嫉：这么漂亮、这么有才气的女子怎么竟被收到了共产党的旗下，而且如此忠诚！他们也想找这么一个人，然而漂亮的没有口才，有口才的又不漂亮，漂亮又有口才的英语又不行，更没有龚澎那样火一样的革命激情。当时的记者，特别是西方记者，只要听说是龚澎发布新闻，都一定要来参加。
“文革”初期，龚澎是外交部部长助理。一次，造反派抢走了她记有外交机密的笔记本。她又气又急，结果中风，半身不遂。周总理得知她的笔记本被抢，非常生气，曾几次对造反派说：你们不把龚澎的笔记本交出来，我就绝不同你们对话。
讲到这里，不妨插一段“花絮”。有个叫赵浩生的人，当年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他是第一批访华的美籍华人。退休后给美国的大公司做顾问。他一次来华，请我吃饭(我当时在国家计委工作)。听说我父亲重庆时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也说起他对周总理的印象。
他说他当时虽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周总理对他的态度也很好，很亲切，从不歧视他。一次聚会后照相，他觉得自己是国民党方面的人，躲得远远的。周总理把他拉过来，还拍拍他的肩膀，让他站在身边照了相。他在同周总理的接触中，就相信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所以他写的一些新闻稿，也常常塞进一些共产党的说法。
还是回到我父亲的事情上来。我父亲在武汉时，便同我母亲结婚了。对于家乡那个爷爷包办来的夫人，他本来就没有任何感情，又何况多年在外，后来再没有见过面。只是听说爷爷死后，伯父把家产全都据为己有，把父亲的第一个夫人和儿子赶了出去。
这女人很坚强，也很能干，靠织布养活儿子和自己，还省吃俭用，寄钱给坐牢的我父亲。父亲当即把这些钱交给了监狱里的地下党组织。钱不多，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可以用来买通看守跟外面通消息，给有病的难友买药治病。父亲出狱后，时局很乱，又忙于工作，也不承认这桩包办婚姻，因此也没有联系。对这桩婚姻，母亲也是同父亲结婚后才知道的。
但周总理知道这个情况。不是父亲告诉总理的，而是父亲在向组织填表时说明的。总理把此事放在了心上，通过地下党组织找到父亲的第一个夫人。此时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大哥已经十一二岁了。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哥的母亲希望能让孩子出来上学。总理遂安排把大哥母子从四川送到延安。大哥上学，其母学了护士。
大哥叫龙骥，在延安一直上到中学。解放后，考上唐山铁道学院，学隧道工程专业，毕业后回到四川，为中国的铁路建设默默工作。其母因身体不好，早早退职，随着他一起生活。他们都十分感谢周总理，是周总理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我们，包括我的母亲，也十分感谢周总理。周总理派人找他们，并不是父亲的要求，而是总理主动的帮助。由此也可见周总理对人的关怀和虑事的细密。
母亲珍藏的一条裙子
我母亲是宁波人，六岁时随外婆到上海，后来参加了共青团。抗战爆发后，母亲忍痛离开了重病的外婆，只身到武汉找党组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经人介绍，同父亲结婚。
母亲原来有名字，参加革命后崇尚高尔基《海燕》中的海燕形象，改名贝海燕。当时国共合作，共产党同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合作，成立了战时服务团，共产党员陈维清任总干事，我母亲担任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
邓颖超特别喜欢我母亲，把自己一条心爱的裙子送给我母亲。母亲舍不得穿，珍藏着，后来从重庆到延安，解放后辗转到长沙，好多东西都丢了，这条裙子一直完好地带在身边，成了母亲一件珍贵的收藏。
我母亲还有一件同邓颖超有关的事情，值得一说。在重庆，母亲怀上了我哥哥，便到了延安，也给安排了工作。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对抗日根据地频繁地进行“扫荡”，国民党反动派又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所以根据地处于相对困难的时期。为渡过难关，中央提出自力更生的口号，同时精兵简政，便把一批怀孕和有幼儿的女同志精简下来了。我母亲也是其中之一。哥哥出生后，母亲就带哥哥。
当时，这样因怀孕、生育而离开工作岗位的妇女不少，都向组织要求工作。邓颖超说，女同志都想工作，但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也得有人养育。于是她发出一个号召，有知识有经验的妈妈去当保育员，帮助那些有小孩的母亲带孩子，让她们可以放心地工作。
一些人不愿去，因为当保育员就不是干部而是工人了。那时同样也有人在意这个身份。我母亲响应邓颖超的号召，去保育院当了阿姨。据说甘于去当保育员的只有我母亲一个，所以邓颖超对我母亲印象很深，当时就表扬了她。
我父亲从重庆回延安汇报工作，得知母亲当了保育员，很不高兴。邓颖超听说后，专门把我父亲找去，严厉地批评了一顿，并说这就是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的区别，要我父亲好好改造世界观。我父亲乖乖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母亲是一个十分善良的、有同情心的人，这从母亲对父亲的第一个夫人的态度也可明显感到。1978年，父亲去世。母亲竟给当时的中央老干部局写了一封信，说当时斗争环境艰苦，我父亲同第一个夫人离婚，虽然经过组织批准，实际上没有正式办过离婚手续。她对革命是有功的，当初在我父亲坐牢时还省吃俭用寄钱到监狱去，希望酌情考虑给一些经济帮助。
老干部局的郑局长十分感动，说办了这么多丧事，从来没有第二个夫人为第一个夫人说话的，而且自己已经和丈夫离了婚。因此破例给大哥的妈妈一次性补助了800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由此对母亲也更多了几分尊敬。1998年2月，最后任过湖南省纺织厅厅长的母亲去世，她工作过的湘潭纺织厂有一千多人赶来长沙参加追悼会，许多老工人泣不成声。
父亲的尴尬
解放战争中，父亲从延安撤出，然后随军南下，落脚到长沙，曾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湖南革命大学教务长。后离开长沙到广州工作。在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时犯了错误，调到北京工作，在高教部任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