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那个20岁的女孩对于中国的文化以及正在发生的“文革”几乎完全摸不清门道，她凭借本能和好奇，用相机记录了能看到的一切，革命标语和日常市井都定格在她的胶片上。
北京，准备出发游行的红卫兵队伍。摄影/索朗日·布朗
“徒步长征” 的青年学生。1967年冬，中国政府宣布停止“大串联”，号召“就地闹革命”。 而因为运力不敷，青年学生们被鼓励以自行回到居住地，于是“徒步长征”成为此时的一道社会景观。 摄影/索朗日·布朗作者：吴子茹
20岁的法国女孩索朗日·布朗刚冲出北京饭店，就迅速淹没在人群里。她手里紧紧抓着相机，努力寻找最佳拍摄点。秋天的太阳明晃晃的，照得人头顶发热。宽阔笔直的长安街上，游行的人群情绪激昂。长安街两侧，每个能落脚的地方都挤满了人。人们整齐列队，高声喊着口号。
1966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7周年。作为法国驻华大使馆秘书，布朗和一群外宾一起受邀参观庆典。从北京饭店的窗口望出去，广场上的阵势宏大庄严。这天也是毛泽东8月18日以来第4次接见全国而来的红卫兵，超过150多万学生、市民走上北京街头游行庆祝。
天安门一侧北池子路口的标志性门洞下，一群和布朗年龄相仿的中国学生席地而坐，正等待命令走上长安街。空气中弥漫着焦急、热烈的情绪，布朗举起手里的相机，瞄准这群兴奋的学生，按下快门。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学生，很斯文的样子，右手高举一本红色《毛主席语录》，突然扭头看向镜头这边，表情略带些许好奇。
布朗用镜头留下了那个年代无数中国人最真实的形象。时隔半个世纪，这一批照片再次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它们是官方影像外，少有的关于那个年代中国最朴素的影像记忆。
“五一”，1966
拍下天安门国庆游行这一年，索朗日·布朗刚来到中国一年多。1964年，中法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法国成为少数与中国新政权建交的西方国家。第二年，正在学校学习秘书课程的布朗，得知法国招聘驻华使馆秘书，她成功申请到这一职位。这年她刚满19岁。
布朗的日常工作是协助使馆人员办理与中国相关的公务。但她不懂中文，很难直接与中国人交流。20出头的年轻姑娘，性格外向开朗，对这座古老城市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尤其喜欢观察大街上这些人，试着去理解他们。”多年后，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中国人大多亲和、内向但充满善意，这是布朗刚到北京不久的感受。她对这个陌生的民族充满了兴趣。这年“五一”劳动节庆典，作为驻华大使馆工作人员，布朗和她的同事受邀参加庆祝活动。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安排了一系列外宾参观项目。地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里。一连串中国民族特色表演，有“大头娃娃”舞、人体凌空翻转的中国杂技、抖空竹、石杠铃……布朗当然叫不出名字，但她兴奋得连续按下手中的快门。
引起布朗兴趣的是女孩子们的舞蹈。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脸上涂红红的胭脂，人人腰间扎一根皮带，英姿飒爽的样子，手里端着木枪木刀一类的“武器”，随着铿锵的音乐声有节奏地来回刺。这和法国看到的舞蹈不一样，但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看来，这一切都很好玩。就像北京古老的建筑一样，这都被理解为“异域风情”。
表演者或旁观者，人们或许都没有意识到，此时已是山雨欲来。很快，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就将拉开序幕。在这场“革命”中，“大头娃娃”舞将作为“四旧”被批判，而舞台上这些舞刀弄枪的女孩男孩们，很快就会手持真刀真枪，冲上大街，冲进人们的家里。
这时的布朗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偶尔有“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这样的标语闯入她的取景框。但非常少。再过一段时间，满大街都是更为激烈的标语和大字报了。它们作为背景元素反复出现在布朗的照片里。
拍照是布朗与外界沟通的方式。她喜欢摄影，曾用父亲的老相机拍过一些照片，但并没有经过什么专业的摄影培训。一有机会上街，她就提着相机到处兜兜转转，看到有趣的东西就赶紧拍下来。拍人、或者拍景，至于具体拍什么、如何拍，全凭直觉。
相机是一台宾得，是布朗用自己的薪水从香港买来的。她还购买了大量胶卷，兴致勃勃地要记录自己的中国见闻。这是第一台属于布朗日自己的相机。此后，这台宾得相机留下了大约四百多张中国的照片。
布朗说，自己当时只是学着拍照片，都当做业余习作来拍，从没想过要发表。但是，她承认自己“有一些天赋”。拍了一些照片后，布朗很快就知道了抓拍的重要。除了光线、构图等，“抓拍的时机很重要。”
今年初，布朗的摄影集《中国记忆，1966》在中国出版，其中收录了在“文革”期间拍摄的部分照片。但从技术角度看，多数照片并不成熟，但其中一些照片，拍摄时机的选择的确让人惊讶。
“十一”庆祝这天，布朗与一群外宾一起受邀参观大典。从北京饭店的窗口望出去，大典宏大庄严的阵势尽收眼底。布朗连按快门，拍下了几张大典开始前的天安门全貌。照片里，远方电报大楼的时钟看不清楚，但广场上已经净场，国徽方队尚未启程，游行还未开始。天安门城楼上旗帜飞扬，面向广场的一方依稀已站满了人。对面广场的一角，写着庆祝标语的气球飘在空中。
“这几张照片再一次说明，拍摄天安门广场的重大政治事件，最好的角度就是老北京饭店的房间。”媒体人杨浪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开玩笑说。他为这本摄影集作了详细释图，每张照片都细细考证了拍摄时间、地点和当时的时代背景。
一通讲话之后，游行开始，布朗迅速溜到大街上，混入人群中，手拿相机拍下了大量照片。尽管构图还有些稚嫩，但从照片里人们的反应看来，布朗很善于隐藏自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很有天赋的摄影师，尽管当时还很业余。”杨浪这样评价。
“竟然还有人这样拍 ‘文革’ ”
“太吃惊了，竟然还有人这么拍’文革’!”杨浪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形容自己第一次看到这批照片的心情。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杨浪推崇从一些不被关注的角度恢复历史真实。他热衷于研究各地墓碑，还出版了一本《地图的发现》，“这些东西都不被注意，里面藏着历史的玄机。”
影像是历史另一个有力的佐证。就算你怎么摆拍，有目的地构图、用光，人的衣着、环境和时代大背景，是没有办法说谎的。
2014年4月，作为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大型摄影展“150年法国人镜头中的中国”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幕。杨浪跑去看展览，一张张片子快速扫过去，其中大多数都由于各种机缘看到过，但看到几张中国“文革”时期照片时，杨浪站住了。
这系列照片有六七张，出自一名叫索朗日·布朗的摄影师之手。从画面看来，摄影者尽管也有一些摄影天赋，但显然并不是一位摄影大家。从构图、用光和画面内容选取来看，照片大多数拍得随意而自然，流露着天真烂漫的气息。
这跟眼下能见到的“文革”照片，质量好一些的比如李振盛、翁乃强等人的东西，“都太不一样了。”杨浪很兴奋。
眼下能看到的“文革”照片，摆拍是主流。物资匮乏的年代，拥有相机的人多半是国家宣传机构人员，拍摄人物和事件，有一套完整的宣传要求。
索朗日·布朗的照片不属于这一类。她不是新闻记者，只是一个相对业余的摄影爱好者，凭借兴趣和热情拍摄的。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她对拍摄的环境、语言等几乎一无所知。发生在眼前的事情超乎想象。
“我只是凭着兴趣去拍，尽量理解这些人、这些事。”索朗日·布朗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几百张照片以散漫、随意的方式拍下来，却构成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影像资料。
单从摄影本身和艺术价值来说，它们远不及同在展览之列的马克·吕布、布列松等著名摄影大家的作品。但正是照片本身具备的史料价值让人惊讶，“很少见到有人这样拍文革。”杨浪评价。
展墙上的作者介绍显示，索朗日·布朗是当时法国驻华大使馆的一名年轻女秘书，业余摄影爱好者。19岁来到中国，拍摄这组照片时，索朗日·布朗才20出头。 杨浪记住了这段介绍，他希望有机会能看到她更多的照片。
出版人、汉唐阳光总经理尚红科有一次找杨浪聊天，问他最近有什么值得出版的好书。“赶快去关注一个叫索朗日·布朗的法国摄影师。”杨浪扔过去这句话。他马上去找布朗谈版权。布朗欣然答应在中国出版。不到一年时间，《中国记忆，1966》得以出版。
摄影集里收录了几张京津公路上拍摄的红卫兵照片，让人尤其记忆深刻。那些红卫兵几人一伙，扛着旗帜和毛泽东照片，举着红宝书，一路高歌。一张照片里，一辆运柴草的拖拉机经过，几个人大概是扛得累了，把毛主席像放在车里的柴草上，护着它继续往前走。另一张照片逆光抓拍了几个红卫兵的背影。夕阳下，他们各自背着被褥艰难前行。拉长的树影和身影、北方冬日郊野萧瑟的风景，让他们的背影看上去有些落寞，尽管每人背后都挂着一张经典的毛主席照片。
这已是1967年初，一番熙熙攘攘的“大串联”后，交通承受不住压力，中央号召红卫兵“步行串联”。布朗去天津办事，沿路总能看到这样成群结队的红卫兵。
政治和日常生活
1967年，疯狂在延续。
这年夏天，中国“极左”外交政策导致一系列问题。在国际社会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如今提起“文革”外交，让人记忆犹新的仍是“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但少有人知道，这年年初，愤怒的北京民众曾来到法国大使馆抗议。中法建交五十年，这是唯一一次双方冲突事件。布朗的照片记录了这一事件。
1月底，六十多名赴欧留学生途经莫斯科返国，参加“文革”运动，在莫斯科红场献花圈、朗读赞扬斯大林的“毛主席语录”，与苏联军警发生冲突。27日，巴黎部分留学生向苏联驻法国大使馆抗议，途中遭到法国警方拘捕。
1月31日，北京群众在法国大使馆前示威游行。
2月1日到5日，一部分人包围法国驻中国使馆，进行抗议。
法国大使馆门外，时时有群众组织前来抗议。铁门外挤满了中国人，有大学生、也有市民模样的人，人们拿着几个高音喇叭，群情激奋地喊着口号。对面的布朗起初并不知道他们在喊什么。但很快就从使馆外墙壁上的标语上明白了，“打倒法国帝国主义！”——黑色大字标语，配有相应的英文。布朗的镜头无数次不小心扫过宣传栏上、墙上的大小标语，它们作为背景出现在她所有的照片里，她并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但这次，布朗第一次将镜头对准标语本身。
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来了，隔着大使馆铁门，孩子们冲里面挥舞着拳头。一张张天真的脸上写满了激昂。 一场雪后，幼儿园小朋友也来抗议了。在大人的带领下，他们右手高高举起，挥舞着拳头，显得可爱、稚嫩，又让人啼笑皆非。远远地，布朗拍下了一张全景照。铁门外的人已少了很多，抗议接近尾声了。
1965至1968年，布朗在北京四年。官方身份让她得以在那个疯狂年代可以四处走动，并用相机记录下很多瞬间。她甚至跟使馆工作人员一起去江苏南京、山西大同等地参观。
与法国大使馆抗议照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组拍摄民间生活的照片。“文革”时期，这样的照片很难见到。
布朗的视角从北京古老的城门，到街角废弃的商店，再到街头的缝纫机，她的拍摄总体看上去有些漫不经心。镜头转向南京和苏州时，同样是1967年，布朗竟然拍起了街头悠闲的市井生活。除去偶尔闯进取景框里的毛主席语录，照片里的人们衣着朴素，表情困苦，但看上去却悠然自得。一个青年以闲散的姿势出现街头，这让杨浪吃惊又兴奋。“那应该是当时的’逍遥派’吧？”这张照片下，杨浪这样解释道。
“当时是看到什么有意思就去拍什么，没有刻意去追逐 ‘政治符号’这些东西。”布朗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回忆当时的拍摄初衷。
作为一名摄影者，她更感兴趣的是大街上的人们。“看上去他们穿得并不好，吃得也不好，但个个脸上都很兴奋。”布朗无法理解，她只能对路人报以善意的微笑，“尽量去理解他们。”
在南京，布朗拍摄了一位走街串巷卖馄饨的老人。懒洋洋的阳光照着街道，一个老汉，一担馄饨挑，让人忘记这是“文革”时的中国。在外国人布朗的眼里，这样的场景和大街上挥舞的毛主席像、红宝书不一样，是另一种让她觉得亲切有趣的东西。
即便身在“大革命”时代，人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布朗拍摄的照片，让人难得地窥见了那个时代的市井生活。
摄影评论家陈小波第一次看到布朗的照片时，表示这些照片从摄影的角度上来说，还够不上他要求的水准。但越仔细研究照片里的细节，感受就越深刻。在一篇为《中国记忆，1966》所作的序里，陈小波这样写道：
“小索的图片在说话，它告诉世界，发生在不久以前的关于中国的故事，它解开历史不想说或者不能说的一些秘密场景——一个极端年代带给中国人难以想象的困苦与荒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