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1931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已积欠驻德、奥公使馆款项达6万余元。蒋作宾趁归国之机，向蒋介石递报告，要求偿清欠款。1931年8月，蒋作宾改任驻日本公使，处境依然没变，以致他不得不自己筹措经费，垫发下属工资。
1928 年，驻德大使蒋作宾（左四）参观一间德国工厂
文/ 张森奉
或许在今天看来，民国时期的外交官职位，绝对是一个人人艳羡、人人垂涎并为之争逐的肥缺职位，而驻外使领馆的官员们也自然都个个潇洒、个个神气，手头阔绰，居处奢华了，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最近，笔者翻阅民国著名外交家蒋作宾的日记，方知那时外交官的“寒酸”。
蒋作宾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于1928 年10 月出任中国驻德国公使兼驻奥地利王国全权公使，但任期不到三年。他在日记中，一再写到中国外交官在德奥及其他欧美国家艰难的、令人难堪的境遇，一再写到他们的困窘和寒碜。
一部不长的日记（1928-1931 年），倾诉外交官的穷困，多至20 处。一个堂堂大国的外交官，在国外穷困潦倒，诉说无门，只得在日记中一吐为快，这也称得上是外交史上的一桩奇事，令人惊诧不已。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拖欠外交官薪金，是习以为常、不足为怪的事情，当局从未认真对待。蒋氏1930 年1 月18 日的日记写道：中国驻外使领馆人员薪水“极薄而又七折八扣，常数月不发，至可痛也”。
出于无奈，蒋作宾只得亲自向国内催要欠薪。
不但为中国驻德、奥公使馆，而且代中国驻欧美其他国家使领馆催要欠薪。一名有声望的外交官，不得不充当讨债人的角色，也是挺悲哀的。1 月29 日，蒋作宾接到国内来电，谓驻外使领馆经费将按十成发给，业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然而过了没有几个月，南京国民政府又拖欠驻外使领馆人员的工资。蒋作宾一气之下，向蒋介石提出归国的要求。蒋氏在10 月19 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发电戴季陶，呈蒋主席请假回国报告。四五月一钱不来，无论何人亦不能支持矣。”隔了两天，蒋作宾又致电戴季陶、邵元冲及蒋介石请假回国，没有获准，欠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各使领馆穷到连房租也付不起，遭房东扫地出门及羞辱。蒋作宾在11 月2 日的日记中写道： “接读各使领馆函电告穷，房东登报驱逐，可谓国家体面丧失殆尽矣。闻外交部尚能按月发给薪水，在外各馆竟置之不理，真属奇闻。”
延至1931 年2 月，国民政府外交部才发给驻外使领馆上年10 月的欠薪，而此时的货币已大为贬值，驻外人员为此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至1931 年6 月，南京国民政府已积欠驻德、奥公使馆款项达6 万余元。蒋作宾趁归国之机，向蒋介石递报告，要求偿清欠款。
1931 年8 月，蒋作宾改任驻日本公使，处境依然没变，以致他不得不自己筹措经费，垫发下属工资。到了年底，驻外人员年关难过，至为可悯，而南京国民政府却不闻不问。处此悲苦境地，蒋作宾每有外交官不能养活家小之感叹。
驻外人员常常不得温饱，时有冻饿之虞。谈及此点，蒋作宾不免心酸，也不免心寒。他在1931 年1 月21 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电中央，请实行国民政府议决以金发给使领馆经费案，因银价跌落，驻外使领馆员群呼冻馁，实有不得不谋设法救济之也。”
1931 年2 月16 日，蒋作宾接南京来电，谓蒋介石与王正廷商洽后，即可来电准许他回国，并答允汇给旅费。上年10 月19-22 日蒋作宾先后两次请假，于四个月后方获允准，蒋氏不禁大为感叹。
在日记中蒋作宾甚至把外交官等同于充军的犯人，恐不是蒋作宾故意自我贬损。使领馆人员寒碜，使领馆也寒碜。
驻德公使馆过于狭小，周围环境极差，有时连一个晚会都举行不起来。公使馆举办茶会要分两次进行，一次容纳不下所邀来宾，这也实属罕见。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新馆落成，举办舞会，蒋作宾应邀参加。日使馆的地皮，本是中国使馆欲购的，因经费不足而作罢。
蒋作宾为此在1930 年1 月18 日的日记中发了一通感慨：
一次，“晚赴日本大使馆夜会，因大使馆落成，大开跳舞会。此新馆本余初来柏林时即欲购得者，因款不凑手未能如愿，良为可惜。日本在国际上无处不求得第一等 地位，即此一大使馆无处不与英、法比赛，且欲过之。闻在南美外交上应酬之阔绰总欲在美国之上，故无处不歌颂日本之富强。中国使馆较第七、八等国而不如。”
从国内来德国的人谈到“国内政治、党务均颇腐化”，蒋作宾都在日记中做了如实记录。1931年4 月，蒋作宾从欧洲回到南京，看到达官贵人的奢靡，与驻外使领馆人员的处境反差太大，便在5月19日的日记中发了一通议论：“余回国以来，感觉国内任何方面均不免浪费，时间、精神、物质均不甚爱惜，此亦贫弱之道也。积重难返，亦不知改良，将来不知何所底止矣。”
蒋氏当年写下以上这些内容时，一定欲哭无泪。今天笔者读了这些文字，也不禁为之心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