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对中华民族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巨大创伤，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破坏全面而且彻底，尤其对法律的破坏，导致中国社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
《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施京吾
1966年5月16日是一个永远被历史铭记的日子。
这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票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这是一份指导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这份文件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起点，它已经被永远记录在案。
4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文化大革命”对中华民族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巨大创伤，它被称为“十年浩劫”——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破坏全面而且彻底，尤其对法律的破坏，导致中国社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
历史从一个剧本开始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以批判《海瑞罢官》拉开序幕的。
早在195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一出有“海瑞”角色的清官戏，他要求有关部门找历史学家研究一下，写点文章。会后，胡乔木回北京找吴晗写了几篇关于“海瑞”的文章，周扬则在上海请周信芳编演《海瑞上疏》。后经马连良要求，吴晗写出了剧本《海瑞罢官》。
“海瑞戏”的上演确有一定政治考量：历经1957年反右之后，许多人噤若寒蝉，不再敢开口说话，演“海瑞”只是鼓励大家继续“说真话”，表现他不畏强暴、为民请命的精神，完全没有后来所批判的“为彭德怀翻案”意图。安排这项工作时，“庐山会议”尚未召开，彭德怀事件根本没有发生，在批判《海瑞罢官》时所说的“单干风”“翻案风”更是发生在1961年，这些历史学家、艺术家们哪有未卜先知为彭德怀翻案的本领和胆量呢？
1964年7月，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机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和吴冷西组成，彭真为组长。
1965年2月，江青在上海与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密谋，由时为上海解放日报社编委姚文元执笔，撰写批判性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前后写了七八个月，多次通过秘密渠道进京修改，据说毛泽东亲自改了三稿。但毛泽东在1967年2月的一次谈话中并不承认出自他的授意。
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成通过之后，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了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和《海瑞罢官》剧本的作者吴晗，文章指责《海瑞罢官》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是一株毒草”。
各地报刊对姚文元这篇不明就里、突如其来的批判文章没有多大反响，除华东地区报刊外，其他地方均未予以转发，尤其是北京市委，因文章直接批判了副市长吴晗，而姚文元此时只是一家地方报社的编委，也没有中央报纸必须要迅速全文转载地方报纸所刊登的一篇“学术批判文章”的惯例。姚文元的文章没有得到北京市委“高度重视”。况且此时，不仅北京市委，即便中共中央也没有什么人知道这篇文章有着多么深奥的意味、多么玄妙的背景。
北京市委的态度引起了毛泽东的严重不满，他指责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压力之下，包括《人民日报》这些地处北京的报刊才于11月30日全文转载，转载时依然认为这是一篇“学术批判”的文章。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时表扬了这篇文章，但他同时认为没有打中要害，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引发了激烈争论，在此情况下，文革五人小组于1966年2月制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它被称为《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本意是约束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以防发展为政治斗争。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尖锐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使斗争倏然激烈起来。
1966年4月9日、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判彭真的“一系列罪行”，成立了“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他们的任务是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批判《二月提纲》。
1966年4月10日，林彪、江青主持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纪要》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新账老账一起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标志文革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就是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产物。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讨论如何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会议召开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大会主要事项则由康生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有关方面负责人和“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合计在76人到80人之间。但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都没有参加。会议有两个主要议程，一是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的“反党错误”；二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会议共发了七个文件。下面就按会议进程对主要事件进行介绍。
虽然会议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又是以“座谈会”形式开始的，首先由康生进行“情况介绍”。
康生在5月5日下午和6日上午用了约8个小时“介绍情况”，主要是传达毛泽东1962年9月以来特别是1965年11月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包括对彭真、陆定一的批判，解散中央宣传部和中共北京市委，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号召地方向中央进攻的内容。康生还介绍了即将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起草经过。康生特别提到，《通知》不仅关系到文化革命的问题，还关系到粉碎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人物的篡党夺权问题，文件的通过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始。
康生的“介绍”结束后，5月6日下午由张春桥讲话，他讲话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姚文元文章在北京受到阻挠发表的问题。7日上午由陈伯达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要使用“新账老账一起算”的办法“揭露”彭真的“历史问题”。
很显然，康生、张春桥和陈伯达的讲话是经过精心准备的，绝大多数与会者对此深感震惊，却又茫然不知所措，当时对毛泽东的崇拜已深入人心，无人对上述三人的讲话提出任何异议。“座谈会”是大会的第一项议程。
向“资产阶级”开火
1966年5月16日上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票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一份指导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正式出台。
《通知》由三个部分组成。前言部分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这是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采取组织措施；二是列举《二月提纲》10条罪状，逐条批判，提出一套“极左”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三是结语，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五一六通知》措辞十分严厉，开篇直奔主题，没有任何修饰和婉转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