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肩负着使各国人民相互靠近，使分歧得以消除的重任。请记住，未来的战争不会给个人英雄主义留下多大的立足之地。”这是古斯塔夫斯特勒斯曼在达成了《扬格计划》后对各国代表所说的。然而“天教心愿与身违”，有一个人，他借助这一计划，摇身一变，成了名噪德国的人物，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正是这个人利用了政府的软弱，商人的短视，政客的急功近利，踏着人民的躯体走到了权力的顶峰。
希特勒作者|(美)美国时代生活丛书编辑部 译者|张显奎
阿道夫•希特勒就任总理后两天，兴登堡总统收到一位老战友的电文。电文是艾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发来的，他不仅是一次大战时期兴登堡的主要助手，而且还跟随希特勒参加过1923年的“啤酒馆暴动”。鲁登道夫没有祝贺总统新的人选，相反，他对未来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鲁登道夫写道：“您任命希特勒当帝国的总理，等于是把我们神圣的德意志祖国交给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煽动家。我向您预示，这个邪恶的家伙会把我们的帝国拖入深渊，会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不可估量的恐惧。子孙后代会在您的坟墓前咒骂您的。”兴登堡不在意这份电文，他认为那是一个心理不稳定的人的夸夸其谈。作为德国最有威望的军人之一，鲁登道夫很悲伤地被冷落在一旁。
无论如何，兴登堡很自信，他及他那些保守派同党会牢牢控制住希特勒的。希特勒不得不一起共事的新内阁只包括两名纳粹分子——内务部长威勒姆•弗里克和国会议长赫尔曼•戈林。另外8名成员(由于任命了一位司法部长很快将变成9名)要么是民族主义党党员，要么是不属于任何党的保守派分子。兴登堡主要是在他的那位贵族朋友、前总理巴本的建议下挑选那些人的，他希望巴本对希特勒默默地施加影响。巴本留在内阁里当副总理，他手里还握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牌。作为普鲁士的帝国行政长官，他控制着德国这个最大的、最具有影响力的州的行政机器。此外，兴登堡还答应每次与希特勒见面时，巴本都必须在场。巴本坚持认为这样做才保险，因为他担心，如果是一对一地单独与那位纳粹领袖面谈，不时因年老而易犯糊涂的总统可能会被说服同意某件巴本并不同意的事。巴本认为，如果他在场，他可以与希特勒论争。
狡猾的希特勒明白巴本的意图，所以他做好了准备。他曾对一位纳粹同党说，“反动派以为他们已经把我控制住。他们打算给我设置圈套，设置很多圈套。但我们不会等到他们行动的时候。我们是残酷无情的。我没有资产阶级的种种顾虑！他们认为我没有教养，是个野蛮人。是的，我们是野蛮人！我们想当野蛮人。那是一个光荣的头衔”。
刚上任两天，希特勒就已经智胜了巴本及其内阁同伙，他朝着独裁统治和实现鲁登道夫的预言的方向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只消几个月时间，希特勒运用他那套欺诈、恫吓和恐怖的手段——再加上他的纯粹好运，将砸掉旧政权，使他这样一个昔日的奥地利流浪儿绝对主宰了他所攫取的帝国。
希特勒开局第一着棋是要诱使政府举行新的选举。他立即看出，举行这样的选举，除了会给他罩上一圈民主合法的光环之外，还可以使他摆脱联合政府中保守派势力和德国宪法对他的约束。既然现在国家社会党可以调遣政府资源，希特勒确信他能在国会里赢得足够的席位，以使联合政府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纳粹分子能在国会中占2／3多数，他就可以迫使这个立法机构中止宪法，并允许他实行实际上的独裁统治。
在基层立法机构中，纳粹党和民族主义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还差45个席位才能达到所需要的多数。希特勒做出虚假的姿势想通过与天主教中心党的领袖谈判获得该党70位代表的支持。然而，这些谈判只不过是虚晃一枪。希特勒深信谈判是不会成功的。1933年1月31日，他就任总理后的第一天，他告诉内阁，没有希望获得天主教中心党的支持。由于达不到多数，巴本以及他在内阁中的民族主义党盟友胡根堡毫无选择，只有要求兴登堡总统解散国会，宣布新的选举。选举日定在5月5日。
纳粹党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同他的元首坐在一起，规划纳粹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选举运动。“现在的斗争轻松多了，因为我们能够动用国家的一切力量，”戈培尔在他的日记里得意地写道，“电台和报刊受我们的支配。我们的宣传将是一次杰作。”
希特勒利用他新任总理的优势，于2月1日对全国作了一次广播讲话。他担任总理后的第一次讲话表现出一位政治家的自我约束力。他把纳粹主义描绘成一支团结向上的、与魏玛共和国邪恶势力做斗争的新生力量，他发誓，新的政府将“重振德国民族中的团结合作精神”。他还许诺将基督教定为“我们民族道德精神的基石”，并祈求上帝保佑他的政府工作。
除了这些虔诚的言辞，希特勒没有提供什么具体的方案。在随后的几周里，他乘坐飞机穿梭在德国各地，还是重复那些基本论调。他要传达的真正意图其实很简单，正如他有一次对内阁成员们所说的，那就是“向马克思主义进攻”。戈培尔曾说，纳粹运动与宗教热诚是相互呼应的。在一些城镇，每当举行纳粹集会时，教堂首先都要钟声齐鸣。希特勒每次演讲结束时都要虔诚地祈祷一番。
除了利用政府的资源外，纳粹党还瞅准了大公司的资产。2月20日，戈培尔邀请20多位德国最有实力的实业家去他位于国会大厦旁边的官邸。客人们听到希特勒信誓旦旦地说，这次将是最后一次选举，然后又听到他继续说，“如果这次选举不能做出决定的话，采取其他手段也必须做出决定”。当要求募捐时，这些商界巨头们同意拿出相当于100万美元的钱来支持选举运动。大多数人同意给钱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对纳粹分子的真正同情。但这个晚上产生了一位赫赫有名的皈依者。以前对希特勒很少表示热情的古斯塔夫•克虏伯，这次的捐款占了总数的1／3。最终，他是动用了整个克虏伯钢铁和军火帝国来支持希特勒的新政权的。
希特勒还充分利用政府的立法权力来进一步推动这次选举运动。他上任刚几天，就迫使内阁通过了所谓的“保护德国人民法令”。这一行政命令远非为了保护人民，实际上还剥夺了人民两项基本的自由权——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权力。它授权内务部长和警察有权禁止任何被视为危害公共安全的会议，有权压制任何“内容被认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良好秩序的”报纸、杂志或书籍。
尽管这一措施与宪法的精神相抵触，并且很明显是为了削弱对立的政党而耍的一个花招，但从技术角度来看，它是合法的。总统可以根据宪法第48条所赋予的应急状态权力使这些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巴本及其右翼同伙很乐意向兴登堡施加压力，让他签署这一命令，因为他们认为该命令只是针对左派。尽管各反对政党抗议，兴登堡还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一行政命令以及随后而来的另一条有关解散普鲁士州立法机构的命令。
戈林在普鲁士州担任内政部长一职或许是纳粹党此刻最乐意、最有效的政府工具。他在日常工作中根本无须顾及他的名义上的上司巴本，而可以完全控制普鲁士的9万名警察，也就是说，可以控制首都柏林和全德国6000万人口中的2／3。戈林很快在普鲁士为选举运动建立了严密措施。他禁止共产党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压制反对派报刊的出版。同时，他开始“清洗肮脏的牛棚”(戈培尔语)，毫不留情地清除掉几百名警官，然后让纳粹分子替而代之。
至于普鲁士警察自身应该如何作为，戈林容不得任何怀疑。他命令他们与“冲锋队”和“钢盔党”保持最佳关系，而要毫不留情地镇压任何颠覆组织的活动——即任何胆敢与纳粹作对的人。他鼓励他的手下使用枪支武器。他说，如果不开枪，将受到惩罚。戈林生怕他的警察人员没有领会他的意思或过于拘谨，几天后他干脆对他们直接说明：“我必须让你们的头脑明白，责任是我一个人的。你们开枪，也就是我在开枪。如果有人躺在那儿死了，那是我开的枪，尽管我坐在内政部大楼里面。”
2月22日，戈林在新组建的5万人辅备警察代表大会上说，现有的执法人数还不足以维持秩序，他这种说法进一步模糊了执行法律和制造恐怖之间的界线。大多数新警察来自“冲锋队”和“黑衫党”。这些纳粹暴徒们在他们褐色或黑色衬衫的手臂上戴上一块白布条，就可以对政治上的反对者和个人的私敌为非作歹了，且不用担心官方的惩罚。
由于纳粹分子正式或非正式暴力活动的结果，普鲁士在选举运动期间就有51名纳粹党的反对者遭到杀害。其他各州也没有逃脱流血的冲突。符腾堡的一位著名政治家向兴登堡总统抗议道，“冲锋队”在他们那个地方对党派集会的袭击快要把选举运动变成“公开的内战”了。希特勒的合法革命战略要求使用更温和的手段，而不是公开的战争。纳粹分子想挑唆激进分子也采用暴力行动，这样政府就可以披着合法性的外衣对他们进行打击镇压。“目前，我们须避免直接的行动，”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首先，激进者想要发动一场革命的企图肯定是要爆发的。在特定的时刻，我们会出击的。”
然而问题是，选举运动已进行了3周，共产党在上一次选举中发挥出他们有史以来最好的表现，获得了将近600万张选票，而这次他们简直不见了踪影。他们保持低调，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希特勒只不过是反动派的傀儡，其政策不可避免地会使资本主义制度垮台。接着，在选举之前不到一周的时间，发生了一件在戈培尔看来好像要爆发革命的事件。
事件的始作俑者是一个24岁、名叫马里努斯•凡•代•卢布的荷兰流浪人。卢布眼睛半瞎，看上去精神有些不正常，穿着破旧，头戴一顶鸭舌帽，身穿一条过短的裤子，自认为是一个政治家的形象。他的父亲是一个抛妻弃子的街头小贩，母亲在他12岁那年就死了。马里努斯曾当过制砖学徒，由于长期同苛性石灰打交道，双眼受到损害。他原本是一名加尔文教徒，后来转信共产主义。他写小册子攻击资本主义，在大会上演讲，并领导游行示威。但他天性是一个爱闹独立的人。1931年，他与他那些正统的革命同志分裂，加入荷兰的一个无政府主义党派，名叫“国际共产主义党”。该党是反对莫斯科的。
受到邻国德国的选举运动的吸引，卢布于1933年2月离开他的家乡莱登，前往德国。尽管双眼严重有疾，他差不多是步行走完那400英里的路程来到柏林的。在柏林，他发现左翼分子都很漠然，于是，他认定，只有极端行为才能唤起他们起义。2月25日，他买来几包引火装置(一种用来点燃煤火的，由锯木屑和石脑油混合而成的东西)，准备点燃革命之火。他当天就在三处公共大楼里点燃了火：郊区的福利办公大楼、舍嫩贝格的市政厅以及旧的皇宫。这三处的火很快都被发现，并被扑灭。
第二天，卢布走到柏林城外的一个小镇，按照法律要求，在警察局登记自己是一名外国人。警察很同情这个荷兰流浪人，允许他当晚在一个小地窖里过夜。2月27日早晨，卢布决定袭击一处更有名的大楼，一个能代表德国政治制度的地方。他走在寒风里，直奔柏林市中心，确定了他的下一个政治纵火目标：装饰得金碧辉煌、带有玻璃圆顶的国会大厦。
那天下午，卢布仔细研究了国会大厦，然后在晚上9点左右回来时，口袋里装了一些新的引火装置。他走到没有开灯、无人照看的大厦西侧，然后顺着墙壁爬上了一楼的阳台，阳台背后就是国会大厦的餐厅。他踢开厚厚的窗户，跳了进去，然后开始行动。
这个擅自闯入的人在大楼里从一个房间跑向另一个房间，到处放上一把小火。在用完了他的4包引火器后，他抓到什么就用什么做成临时性的火把：桌布、毛巾，甚至他身上穿的衬衣、背心和外衣(因为炙热，他把它们都脱下了)。到了空旷的、国会代表们开会的议政大厅时，他扯下一些已有霉味的厚帘布用来点火。他拖着正在燃烧的帘布，给其他房间也点上了火。火苗很快窜到了墙壁上那些一触即燃的干木板上。
突然，卢布听到了有人赶来的声音。他冲过一条通道，跑进大楼后面的一间大屋子——“俾斯麦厅”，但他发现出去的门被锁上了。他又折身跑回来，这下跑进了大楼管理员和一名警官的怀里。这时是9点27分，一声爆炸掀翻了议政大厅上方拱起的玻璃圆顶。
这位荷兰人投降了，一下都不挣扎。他的腰部以上裸露着，蓬乱的头发贴在被汗水打湿的脸上。他被押送到一幢大楼的门口。一位警察看到他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便扔了一块小毛毯在他光溜溜的背上。在救火队员冲进去灭火时，卢布被带到附近的勃朗登堡门警察局。在那儿，他说着带有浓厚口音但却很流畅的德语，欣然交代是他放的火，并说是他一个人干的。
那天晚上10点钟吃过饭后，希特勒正在戈培尔的公寓里休息，这时电话铃响了。打电话的人是在哈佛受过教育的纳粹党对外新闻部部长、平常以爱开玩笑而闻名的厄内斯特•汉弗斯坦格尔。当被告知这一消息时，戈培尔刚开始还以为汉弗斯坦格尔又在搞恶作剧，因此没有告诉希特勒。但是，戈培尔很快就证实了这一报告，他和元首马上乘坐专给总理配的大奔驰车赶往现场。
在国会大厦，60辆消防车正在奋力灭火。戈培尔和希特勒赶到时，戈林前来迎接。戈林是在听到消息后从普鲁士的内政部直接赶来的，他希望能救出挂在国会大厦他的办公室里的那些家庭壁画。戈林得知卢布已被捕，并听说有两个共产党国会代表在起火前20分钟左右刚离开大厦，他马上得出结论似地对身边一位下属说：“这是共产党起义的开始！”他要元首放心，他已调动警察，在柏林的每一处公共大楼附近都布置了岗哨。
希特勒要让自己相信，他一直梦想的那个时刻现在终于来了：德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行动，那么现在他能够挽救德国了。他激动不已地巡视着还在燃烧的国会大厦，并会见了巴本(巴本一直在附近的“先生俱乐部”参加兴登堡总统的一个宴会)。他有力地握着巴本的手，大声说道，“副总理先生，这是上帝送来的一个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