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野战军百万兵，一般战士觉得自豪，林彪也高兴。别说现在，就是部队处于上升势头时，也是如此。辽沈战役结束后，我们即刻挥师平津，东北野战军可谓“气吞万里如虎”。
1948年，辽沈战役，解放军炮击国民党守军。口述：李欣，整理：许建中，摘自《李欣口述自传》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辽沈战役的大捷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于1948年3月召开了全军政工会议，罗荣桓政委在讲话中指出，全国形势已经到了转折点，东北形势也起了根本变化。我军即将转入进攻，为了进一步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我1纵2师先驻公主岭后移驻九台一带，进行围城(长春)练兵，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同年5月23日，长春围困战开始，以10万东北人民解放军围困10万国民党守军。长春位于东北腹地，松辽平原中央，是东北铁路交通枢纽，具重要战略地位。东北人民解放军意图围城打援，以部分部队进攻长春，吸引沈阳廖耀湘兵团北上救援，然后在途中将廖耀湘兵团围歼。但一则我军攻打长春的兵力与国民党守城的兵力相当，装备不如国民党部队，二来廖耀湘兵团又拒绝北上援救，所以我军始终没有下决心强攻长春。后来我们决定先攻下锦州，切断国民党部队南逃之路，将其滞留在东北战场，逐个消灭，因此主力南下，长春形成了围而不攻的局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的士气不断下滑，很多杂牌部队就不愿意继续打内战了。国民党云南部队龙云的属下潘朔端就率60军184师在海城宣布起义，而且把他自己储蓄的300两黄金贡献给人民，这一举措也带动了其他的部队，后来曾泽生的60军也起义了。这样，郑洞国在长春要固守就很困难了，他当时跟前的嫡系部队就是新7军李鸿。云南部队暗中和我们接洽，最后促成李鸿倒戈、郑洞国投降。
1948年8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已控制了东北97%的土地和86%的人口。国民党军队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旅)，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55万人，但被分割、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由于部分北宁铁路为人民解放军所控制，长春、沈阳通向山海关内的陆上交通被切断，补给全靠空运，物资供应匮乏。中共中央从全国整个战局出发，认为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把战略决战首先放在东北战场，并制定了主力南下北宁线(今京沈铁路)攻克锦州，把国民党军关在东北、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了。
翌日，2师从九台出发向北宁线进军，同东北的兄弟部队一起，参加解放东北的最后决战。
我们南下是隐蔽的，昼宿夜行，不让敌人知道，一直从长春行进到锦州以南的大凌河地区才安顿下来，然后进行练兵。如果锦州打不下来，我们就去打锦州；如果塔山方面守不住，我们就去增援塔山。
此前，蒋介石看到大事不好，曾经几次三番要卫立煌从锦西方向撤回关里，卫立煌没有执行；又要他从葫芦岛向营口方面撤退，卫立煌还是没有执行。蒋介石亲自坐飞机到沈阳督促，说服不了卫立煌，最后攻锦打援大包围形成定局了。在锦州发动攻击之后，蒋介石在葫芦岛方面指挥华北部队侯镜如等几个军向塔山地区多次进攻，均被我们4纵队打下去。沈阳那边出来增援的敌人也被10纵队梁兴初死死顶住。
锦州攻城是由林彪亲自指挥的。守城部队很顽强，有一个阵地叫配水池，守军司令叫王铁汉。“守配水池的勇士们是铁打汉”的大字标语写在那个墙上。我们的口号是：“解放军是打铁汉！”在锦州城下展开了生死决战，最后终于拿下锦州。
结果是守塔山的也守住了，打锦州的也打下来了，我们1纵队两个地方都没用上。2师又奉命追击南逃营口之敌，廖耀湘兵团也在辽西被击溃了。我们便向沈阳急进，夜以继日地往前追击，因为我们当时所处的位置太靠西边，什么也没有抓住，最后只好收拾敌人丢下的电线，用我们的坐骑驮上，作为战利品。
抵达沈阳城下的时候，沈阳已经门户洞开，一切都结束了。毛泽东曾经给这个作战方针起名叫“关门打狗”，这个策略确实执行得很好。
当时，东北解放军情报工作做得好，这是鲜为人知的。因为工作关系，我知道其中的一些内情。比如当时司令部秘书长邹大鹏就是我军的一个高级情报领导。他以司令部秘书长的名义出现，实际在他领导下有一大批情报人员，散布在东北大地上，到处都有我们的电台。敌人有任何风吹草动，都可以及时发现，报告。一些情报领导，像曹祥仁，就带了大批从事电台工作的人员。他的助手毛晨，这位女同志是部署电台非常得力的一个领导干部，在公开宣传资料上从来不提这个人，毛晨长得很不起眼，但是领导着很多电台人员，是三位数的电台，散布在东北大地上。
自9月12日至11月2日，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纪律严明是胜利的保证
辽沈战役的胜利，与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也是分不开的。由过去小规模的战斗变成大规模的兵团作战，必须强调组织纪律性。
当时毛泽东有这么几句词：“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打铁还要自身硬”，如果自己不硬，怎么打铁？使得部队不跑人，这是最重要的。要想不出逃兵，并且保持战斗意志，就必须使战士相信指挥员会带着他去打胜仗。那时候，大家相信跟着野司首长总是打胜仗，所以能不怕疲劳，不怕艰苦，不怕困难，甚至牺牲自己。
另外一条就是团结，内部团结，上下团结，新老团结，老兵和“解放战士”团结，都以心换心，把自己的同志战友看成是弟兄，患难与共，生死与共。我们称俘虏叫“解放战士”，俘虏来了以后，我们纵队里有一个补充团，把他们放到补充团里进行诉苦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然后再补到各个连队。去了以后，连队的老战士对他们非常热情，他们缺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像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使得 “解放战士”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和国民党阵营天差地别，所以很快就和我们一起加入战斗。俘虏兵跑的也很少，几乎没有。在东北一般都是南方的兵，他没地方跑，也跑不出去，所以“解放战士”在我们部队里占有很大成分。还有一条就是相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为正义而献身是值得的。再好的战术也要人去执行。用什么东西能让人去执行呢？就是要使他有一个正确的思想。
连队是我们的基础，一切大小任务主要靠连队去执行。纵队政治委员每天都要问部队的情况，那时候主要通过电话联系，每天都要问。我们师的干部就要直接面向连队。东北天太冷，我们把主任、副主任的两匹马绑在一起弄一个爬犁，主任、副主任就赶着爬犁，行军的时候从雪地上滑过，这个连问完以后上另一个连，一直跟着部队走，对部队情况了如指掌。另外，每个师都有报纸，表扬先进，批评落后，及时传达工作经验。政治干部还专门有简报《政工通讯》，分享好的工作经验。当时政治部有一位主任、一位副主任。当时，在东北都是一个热炕头，中间放一个小长桌，上面放电话机，主任、副主任一人睡一边，电话铃一响，谁先醒，谁拿过来接。
我们对部队的纪律要求非常严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部队要走了，一定把铺在地下的草捆好，门板上好。我们纵队政治部主任郭成柱带着我一起，在部队后面检查纪律，好的坏的都随时通报。因为部队组成人员比较复杂，大家的纪律意识参差不齐。比如说有一次老百姓报告有强奸妇女的，查明了实际情况，公审以后就枪决。同时，伪满洲国的恶霸地主，经过群众检举揭发，验明情况后，就张贴布告，枪毙。我们在新解放区没有建立政权，政治部就代替政权。
在打锦州的时候，部队规定不能吃老百姓的苹果，附近有苹果树，没有一个战士去摘苹果。当时4纵不吃老百姓的苹果，毛主席都知道。军纪严明，群众拥护，对部队士气也有很大鼓舞。
就这样，我们以高昂的士气迎来了部队称谓的又一次变更。1948年11月，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李天佑任军长，梁必业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曹里怀任副军长兼参谋长。辽北军区独立第10师拨归第38军建制，改称第151师，赵东寰任师长，蔡明任副政治委员(政委未任命)。我随之改任38军113师政治部主任。
东北野战军百万兵，一般战士觉得自豪，林彪也高兴。别说现在，就是部队处于上升势头时，也是如此。 辽沈战役结束后，我们即刻挥师平津，东北野战军可谓“气吞万里如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