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释放以后，胡政之找我谈话：‘敏之啊，你不能在这里待了，都是你们这些人捣蛋，才引起国民党下手。也影响了我们《大公报》，我们《大公报》本来是中立的，‘不党﹑不卖、不私﹑ 不盲。’现在要调走你，到广州去当特派员。’
本报记者 李怀宇
1917年10月，曾敏之生于广西罗城县黄金镇，1934年到广州半工半读，开始发表作品。1937年抗战爆发，经香港辗转到广西，在桂林从事文艺工作。1941年到柳州任《柳州日报》采访主任兼《草原》副刊编辑。1942年，在好朋友陈凡的推荐之下，曾敏之加入《大公报》。
夜访白崇禧
按照《大公报》的规定，记者一定要调回编辑部参加一段时间工作，熟悉内外编务。因此，曾敏之在柳州做了一段时间的军政新闻就调回桂林，后来专做文教记者。桂林是文化城，曾敏之跟巴金、茅盾等作家建立关系，自己的文章也在《大公报》文艺周刊发表。当日本军队从长沙到衡阳，一路攻下来，桂林处在前线，白 崇禧说要死守桂林，坚壁清野。曾敏之奉派到前线采访，一去三个月。桂林守不住了，驻守的军队放火烧桂林，全城大火。
曾敏之与陈凡奉命守到最后，主要报道军情。等到他们要撤退时，已经没有交通工具了。两人从桂林徒步走到柳州，走了三天三夜。等到日本军队进攻柳州时，华侨庄希泉买了一车布匹，要运到重庆做生意，曾敏之就搭上庄希泉的车到重庆。一路看到惨状：有的遗骸就在山下。他自认能活着到重庆，已算是万幸了。
到重庆后，《大公报》分配曾敏之采访军政新闻。正当日本军队准备进攻独山，陪都重庆震动，曾经酝酿要迁都到西昌。曾敏之夜访白崇禧，打电话给他： “白部长，我想来拜访你。”“好啊。”在畅谈中，白崇禧估计了整个军事形势，认为日军不会夺取独山、威胁重庆，只是以佯攻争取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不用迁 都。后来果如他所料。等到日本投降那一天，全城锣鼓喧天，大放鞭炮。《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写了一篇社论，庆祝取得胜利，用了“惨胜”一词。
抗战惨胜之后，国共和平谈判。曾敏之回忆：“抗战胜利了，蒋介石的政府迁回南京。怎么样和平建设这个国家？国共两党就产生了矛盾，因此通过谈判，共产党派驻国统区的代表团长是周恩来，住在重庆。当时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共同建国纲领，我参加采访，和民主人士梁漱溟、罗隆基都熟悉。那时候我就萌发一个想头：采访周恩来。”
曾敏之认识周恩来的政治秘书宋平和外事秘书章文晋，本来可以用电话向宋平和章文晋提出要求。然而，曾敏之没有用电话，而是亲自跑到曾家岩50号向宋平和章文晋表达了专访的意愿。在此之前，斯诺的《西行漫记》里只是点点滴滴地谈谈周恩来，还没有一个中国记者专访过周恩来。
邀请一起飞延安
周恩来欣然接受了曾敏之的专访要求，但因为白天事务繁忙，专访时间要安排在晚上。1946年4月28日，在周恩来离开重庆去南京的前夕，曾敏之在宋 平和章文晋的陪同下，到重庆曾家岩50号周恩来寓所。曾敏之回忆：“周恩来穿了一套新的蓝色中山服，胡子刮得很光。他讲话，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文章。他擅长 辞令，分析问题逻辑性、条理性、远瞻性都具备。外交上所有接触他的人没有一个不佩服的，连基辛格都非常佩服他。那时候我还年轻，记忆力特别强。没有录音机，只靠记录。我不做记录，因为采访过程中记录，常常打岔，影响他讲话的情绪。不做记录也利于发问，这样在他叙述过程有一些重要问题，我想让他多讲一些， 就可以发问了。做记者要有这样的功夫，而不是你讲我听就算了。谈话结束后，我回去马上凭记忆记录下来，第二天晚上也是这样。后来就写成了《十年谈判老了周恩来》。”
曾敏之对周恩来的专访共两个晚上。在《十年谈判老了周恩来》中，曾敏之写道：“正当他沉思的时候，有人来访问他了。访问他的是一个青年记者。平常友谊的接触使他们之间消失了拘谨的形式，他们于是纵谈起来。”
在访问稿中，青年记者曾敏之问道：“在此时，在此地，你对这多雾的城市一定怀有一种惆怅的感情。千万的人却很想知道你创造历史的经历，以及你最初从事共产主义革命时思想生活转变的形态。”而周恩来听了这青年记者的话，笑了一笑，他说：“那是平凡的经历，也是平凡的转变。”
周恩来向曾敏之详细地回忆了自己早年的经历。在1920年远涉重洋，到法国参加了勤工俭学队伍(出国前曾组织觉悟社，邓颖超是其中的一员)。曾敏之 写道：“周恩来游泳于思想的海洋，博览群书。初期，他对《克鲁泡德金自传》所提倡的无政府主义颇以为然，并对苏菲亚表示欣赏。待他研究一番之后，又渐渐觉得无政府主义走不通，讲暗杀，杀不完，不能解决问题。他的研究遂转向《共产党宣言》，同时涉猎英文本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他于是相信了社会主义。他在巴黎遇见了李立三、王若飞、赵世炎等人，遂以世界公学社为基础，与张申府、刘清扬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周恩来还笑着追述他加入共产党，是张申府、刘清扬介绍的。”
这篇访问稿请周恩来谈形势、谈他的经历、谈今后中国的动向。对十年谈判，曾敏之着了重墨：“从西安事变到现在，已经十年了，从执行中共‘统一战线’ 策略而营救蒋委员长时跟政府商谈团结算起，周恩来已经历了十年的谈判生涯。抗战八年中，他经常来往于渝延，成为中共与国民党政府间唯一的桥梁。抗战期间因皖南事变，团结濒于破灭，那时周恩来苦恼地住在重庆。他回忆说：‘最无聊也在那个时候，朋友来访，常常闲谈一个整天。’”
在访问的结尾，周恩来在一张白纸上为青年记者曾敏之题字，作为他离渝去京前的临别赠言：
“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
“到人民中去生活，才能取得经验，学习到本事，这就是生活实践的意义。”
《十年谈判老了周恩来》发表后轰动一时。在周恩来离渝去南京前，曾敏之在重庆冠生园设宴为周恩来的两位秘书宋平、章文晋送别。宋平曾郑重地转告周恩来盛情邀请曾敏之去延安。他如果想去，可以跟周公一起乘马歇尔的飞机同行。曾敏之虽不能成行，但深表感激。
曾敏之
1917年生于广西罗城，祖籍广东梅县。曾任《大公报》记者、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文汇报》代总编辑、香港作家联会创会会长。2003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荣誉勋章。著有《拾荒集》、《人文纪事》、《望云楼随笔》、《望云楼诗词》等。
《大公报》有很多地下党员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惨案发生。周恩来从南京赶到重庆，在重庆青年馆主持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曾敏之也先期到了青年馆，但见人山人海，愤怒的群众高呼“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惩办凶手”的口号。曾敏之随即采访，发表了《闻一多的道路》一文。
这两篇文章发表后，曾敏之很快就被国民党盯上了。曾敏之回忆：“这样一来，国民党的特务把我上了黑名单。周恩来他们走了以后，国民党的大动作来了。1947年5月31日，他们进行大逮捕，我首当其冲。当时我在《大公报》做采访部主任，我手下有九个记者，我们形成了一个很坚强进步的集体，采访时非常团 结，和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形成一个对新闻界有影响的集体。当时《新华日报》的采访部主任是石西民，后来当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还有鲁明，后来当了驻科威特的大使。有什么活动，我们集体行动。所以国民党特务一个晚上就把我们统统逮捕了，扬言要把我们送到渣滓洞，如果送到那里就没有命了。”
当年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新闻，特别提曾敏之的名字：以曾敏之为首的共产党地下间谍活动分子，他直认不讳，为共产党做了情报工作。曾敏之的哥哥在柳州做生意，看到《柳州日报》登了新闻，知道曾敏之在重庆被捕了，打电话给报馆的经理：“我的弟弟是不是安全啊？”《大公报》答复：“现在我们正在营救，你放心好了。”
关于具体营救的情况，曾敏之说：“有一些人先放了，我是后来放的，关了一个多月。梁漱溟曾经向警备总司令孙元良提出保释我，但是不同意，这是我后来 看到档案才知道的。后来是通过张群疏通才把我释放了，张群当过国民党的行政院长，抗战之后，蒋介石把他这个亲信派回四川当省主席。我释放以后，胡政之找我谈话：‘敏之啊，你不能在这里待了，都是你们这些人捣蛋，才引起国民党下手。也影响了我们《大公报》，我们《大公报》本来是中立的，‘不党﹑不卖、不私﹑ 不盲。’现在要调走你，到广州去当特派员。’我说：‘为什么到广州呢？’他说：‘我们要筹办香港《大公报》。你和陈凡都要到广州，为筹办香港《大公报》做 准备工作。’我当然愿意回广州了，重庆那地方并不好待的。我是从广州出去的，差不多是重回故里。陈凡当时已经在广州建立分馆了，要我接手，他调回香港了。 我在广州做了一段时间工作，国民党的行政院就搬到广州了，报馆的领导怕我第二次被国民党的特务抓去，就让我到香港去主编《大公报》华南版。”
而对胡政之、张季鸾这两位《大公报》的主心骨，曾敏之的印象是：“胡政之是一个办报的天才，经营管理特别精明。我记得我到《大公报》参加工作，写错一个字，登出来了。马上开会，胡政之来讲话：‘我们的记者一个字都不能错。’我们不得不战战兢兢地把自己的新闻写好，还要讲究炼字炼句。那时候我们读书比较勤快，不读不行，还要打好古典文学的基础，提高文字的修养，注意文采。”
他回忆，“张季鸾是评论的天才。胡政之、张季鸾和吴鼎昌是三巨头，当然吴鼎昌后来做官去了。《大公报》主要由胡政之和张季鸾主持，当年《大公报》是 全国最权威的报纸，敢于评论。张季鸾的笔很厉害，是‘文人论政’的顶尖人物，博古通今，学通中外。他的评论非常漂亮，我当记者时受他的影响很大。张季鸾讲过，做新闻记者一定要精通历史，不懂历史不能成为好的记者，没有历史的眼光就无从考察古今的得失。精通历史要读什么书呢？读《史记》、《资治通鉴》等，那 时候我还年轻，牢牢记住他的话，我对历史稍为有基础，最得力于他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