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某拍卖行分两次拍卖一批章士钊的藏札，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任中央文史馆馆长期间，友人、馆员给他的私人信札(大多附有原信封)。其中，毛笔书写的名人信函很受追捧，拍卖出高价。写信人不为一般人熟知且钢笔写的则问津者寥寥。其中署名汤芗铭(或汤住心)的钢笔信就是如此，这批信函终于被笔者买下。
任中华民国海军次长时的汤芗铭。
汤芗铭给章士钊信中的“呈赠主席诗抄件”。
1966年8月17日，汤芗铭给章士钊的信。
1966年8月17日，汤芗铭给章士钊的信。
1966年10月26日，汤芗铭给章士钊的信。 本版资料图片为作者提供。
作者：祖熹
章士钊大名鼎鼎，在此无需多作介绍。汤芗铭何许人也？除了历史学者，知者寥寥。然而，此公在民国初年却曾是风云一时的人物。
一生多变，遁入空门
汤芗铭(1885-1975)，字铸新，晚年名汤住心，湖北浠水人。1903年(光绪清朝废科举前一年)中举，但没有赴京会试，进入福建船政学堂。1904年被保送出洋，留学法、英；1905年在巴黎见孙中山并加入兴中会，后又退会并向清廷自首(但汤后来对此事撰文“辩诬”)。1909年归国，不久成为海军舰长，次年升任为清海军统制萨镇冰的代参谋长，武昌起义爆发后海军奉命镇压义军，途中起义。1912年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27岁的汤芗铭被任命为海军次长，后又任北伐军海军总司令。1913年袁世凯委任汤芗铭率军舰入湖南镇压“二次革命”，事后任命其为湖南都督。汤并非袁世凯嫡系，为争取袁世凯恩宠，他不遗余力地镇压屠杀革命党人，获得了“汤屠户”的恶名。1914年，袁世凯任命汤为湖南将军，加以“靖武将军”头衔。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汤芗铭带头劝进，袁称帝后封汤为“一等侯”，而袁世凯嫡系大将曹锟才被封为“一等伯”，于此可见袁世凯对汤芗铭的重视。
然而，讨袁护国战争爆发后，汤芗铭的立场发生了180度大转变，在其兄汤化龙(清末立宪派首领人物)的劝说以及形势逼迫下，汤芗铭宣布反袁独立。袁世凯万万没有想到汤芗铭会背叛自己，据说袁得知这个消息后哀叹“人心已变，大事无可为”，不得不取消帝制，不久病死。时人认为袁世凯是服用了“二陈汤”送命的，“二陈”指陈宧、陈树藩、“汤”指汤芗铭，三人都是袁的亲信。
汤芗铭及时反袁保住了自己，但他本来实力有限，袁世凯死后他只是出任过一些有名无实的闲职。1925年他入坛受灌，皈依佛门，成为居士。
毁多于誉，安然无恙
遁入空门的汤芗铭还是不甘寂寞。1930年中原大战时，汤出任过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等反蒋阵线的湖北安抚使，1934年又组建中国国家社会党，为党魁之一。
日本侵华期间，汤芗铭曾出任伪“北平治安维持会会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议委员”、“北合作事业总会理事长兼北京物价处理局局长”等伪职。抗战胜利后，因汤曾掩护营救国民党的地下人员，且有人代为求情，汤也没有很严重的卖国罪行，经蒋介石同意，汤得以从汉奸名录中除名。
1949年后汤芗铭两次被捕，但均免于起诉。此后隐于北京西城石板房胡同家中，改名汤住心，吃斋念佛，翻译佛学著作，曾拟定编撰《汉、藏、梵、法、德大佛学词典》。1975年病逝，享年90岁。
当年汤芗铭被称为“汤屠户”，但也有人作过不同的评价。毛泽东1916年7月18日给同学萧子升(又名旭东，后改名萧瑜。因均品学兼优、志趣相投，与毛泽东、蔡和森并称湘江三友)的信中说：
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益紊矣，何以云其冤也？汤在此三年，以之严刑峻法治，一洗以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治军也，严而有纪，虽袁氏厄之，而能暗计扩张，及于独立，数在万五千以外，用能内固省城，外御岳鄂，旁顾各县，而属之镇守使者不与焉，非甚明干，能至是乎？任张树勋为警察长，长沙一埠，道不拾遗，鸡犬无惊，布政之饬，冠于各省，询之武汉来者，皆言不及湖南百一也。
在此信中，毛泽东还写道：“……党人憎之，憎其媚袁也，然汤曷尝媚袁哉？汤之见猜于袁非一日矣。初不准其扩兵，继派曹锟以监之，继又派沈金鉴以掣其权，其杀人万数千也，亦政策之不得已耳。……要之，汤可告无罪于天下，可告无罪于湘人，其去湘也，湘之大不幸也。……汤即去暴徒弹冠相庆。”
在此不久的7月25日，毛泽东给萧子升的信中，再次表示湖南逐汤芗铭“无理”。总之，毛泽东对汤芗铭在湘政绩之评论，可谓独具一格。
综上可见，汤芗铭的历史非常复杂，但是他从清朝到民国，与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汪精卫、蒋介石等人物都有交集，经历了大动乱、大更替，尽管毁多于誉，始终安然无恙。他既是反动军阀、官僚，抗战时又出任过伪职，新中国建立后26年里，历经各大运动竟然有惊无险，最后善终于1975年，实在令人惊讶。
见风使舵，苟全性命
汤芗铭为何能够如此，也许，我手头的汤氏信札，可以透露一些信息。
汤氏这批信都是钢笔写的，包括：1966年8月17日给章士钊的信函(2页)，附有他先前己发给毛泽东主席的信函之大意(1页)、呈主席诗稿抄件1大张(共有诗六首，包括：“读毛选”七绝三首；“赞主席”七律一首；“闻中外歌主席为‘不落的太阳’喜赋二首以自勉”二首)及信封(信封上写有：“汉杰面呈章馆长钧鉴”，“汤住心芗铭拜托，住石板房胡同36号”)；此外，还有1966年10月26日具名汤住心的致“行公”的信笺一页。顺便一说，1966年9月15日汤寄章士钊的“辛亥革命回忆手稿”与附信曾出现在前一回拍卖会，笔者未参加，不赘。
从1966年汤芗铭给毛泽东、章士钊去信，似可对他如何逃过“文革”浩劫作些揣测。
关于汤芗铭在1949年后的情况，能查到的资料很少。可以知道，他笃信佛教，潜心佛学研究与翻译，也有提及他撰写回忆史料的。一般的资料显示，晚年的汤芗铭深居简出，远离俗尘，笔者也曾相信了这种认定，直到看到前后拍卖会图录上汤芗铭的信函，并拍得汤氏的一些手札后，才摈弃了这种想法。同时，瞥见当历史风暴席卷而来时，他是如何及时意识、化被动为主动、以求度过劫难，有了一些新认识。
汤芗铭给章士钊的信不长，按原信书写格式抄录如下：
行老：
几次托汉杰与公约期晤谈，均以公忙未获商定，想菉君秘书早已转达矣。弟年初为美国旧金山民主宪政党事，即准备一函送呈主席，但决定此函须与我公商妥后请代为转呈，始为得体。最近因我公事多，又恐稽迟不便，径于本月六日已将该函直接由邮发出，其中并附有此次文化革事恭赠主席诗数首(函诗均用芗铭原名)。兹将该函大意及诗钞呈一览。
所望接信后，再为加书一函，说明民主宪政党之重要性，专呈毛主席，以昭慎重。
海外政党情况及策反工作，惟我公知之极深。而关于此事，弟一向主张与公合作办理，日内如能抽出时间，仍望约期一谈，以尽所怀。又前带见之张万里君已病故，以后关于张君之事，由其外孙廖厚泽前来说明，知关并闻。函诗附呈。
专此。并祝 健康 弟汤芗铭上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
“行老”即章士钊，章字行严；“汉杰”即范汉杰，黄埔军校一期，原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辽沈战役中被俘，1960年获特赦，时任政协委员、政协文史专员；“菉君”即章菉君，为章太炎侄女，谙熟古文，此时为章士钊的私人秘书；张万里为当年孔祥熙系的时事新报社社长。
则是呈赠主席诗的抄件。图上字迹偏小，不甚清晰，现也迻录如下：
一。读毛选 七绝三首
(一)雄文愈读愈心倾，纬地经天足食兵，不肖如今将九十，还依门外作门生。
(二)东来西去总茫茫，人笑康孙我亦狂，为找东西寻且遍，遍寻却仍在东方。
(三)古今中外满缥缃，真理愈求愈盖臧，六十余年沙黑狱，而今始见太阳光。
二。赞主席 七律一首
大学新民楚水滨，蓝褛筚路启山林。工农独创红军局，思想深嵌赤子心。七亿舜尧欣向日，百千方国庆回春。英雄勋烈圣贤业，震古铄今第一人。
三。“闻中外歌主席为‘不落的太阳’喜赋二首以自勉”
(一)万邦齐唱艳阳晨，黑气顿消曙气纯，
天日重睹休恨晚，百年尚有十余春。
(二)重睹天日快何如，红线一条四卷书，
从此疑团消散尽，才知“今日得宽余”。
从这一封信就不难看出，直到“文革”，汤显然不是在“一心读经”，自然也非不涉世事。
再看看信上的日期，耐人寻味：写信的时间是1966年8月17日，即为毛泽东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红卫兵前一日，也是章士钊被红卫兵抄家前11天。可见，对“日晕而风，础润而雨”的政治变化，汤是了然于胸的。当时，“扫四旧”风猛刮，眼看大风暴即临，如何“苟全性命于乱世”，汤无疑早作打算。于是8月6日径自邮寄信函，以“恭赠主席诗数首”表示心迹。或许是未见回音的缘故，他这才发信给“行老”，补作说明，并让章“加书一函专呈毛主席”，进而确认。从信中来看，他丝毫未见风烛残年的萎顿与对世事激变的忧慮，也无知堂老人“寿则多辱”的感喟，很可能是汤氏一直明白毛泽东早年对他的评价及至如今的意义，心中多少有点底。
是同年10日26日汤给章士钊的信，一并抄下。
行公：九月十五日奉上“孙中山先生在巴黎的情状”一稿计邀鉴，及昨检察底稿发现钞上之稿脱落十五字，即钞稿所写“一九〇五年春间，我同向国华入了法国海军学校”，应添补十五字，写为“一九〇五年春间，我同向国华应法国海军部的考试及格了，八月间入了法国海军学校”，耑此，顺祝 健康
汤住心上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从10月26日“致行公”的简函来看，在“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如火如荼开展的两个半月后，汤芗铭仍然未提抄家等冲击，专心于“九月十五日奉上”的回忆文稿“孙中山在巴黎的行状”漏字的订正。
联系上面，可以认为汤氏决非头一回唐突地给毛泽东写信，而且先前写信的结果是有益的。至于这两函写出后章士钊是否与他会面、是否上呈材料，毛泽东有否口谕或手谕则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他应未吃上大苦头、受到大冲击，于1975年高寿善终。在这场政治的大动乱中，他如何再一次避过了劫难，是值得了解的，也是可以了解的。
◎祖熹，收藏家，现居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