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23日，张申府以学者身份在储安平《观察》上发表“呼吁和平”，要求国共停战，被认为袒护败势已定的国民党，受到中共严厉批判。相恋27年的妻子刘清扬登报斥之为“人民公敌张申府”，并与之离婚。
年轻时的张申府
1921年春，张申府(左一)、周恩来(左三)和天津觉悟社部分成员在法国巴黎合影本文作者：裴毅然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李大钊率先发表三篇介绍共产主义的文章：《俄法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7月《言治》)、《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1918年11月《新青年》)。赤色思潮开始在京沪知识界流播。不过，及至1921年在俄共帮助下建党，中共还只是星星之火。五四时，如果从“物质”角度，共产主义在中国不过是北京大学的两间小屋，蔡元培为贯彻“兼容并包”办学思想，为李大钊师生提供的一处讨论交流场所。(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一大”召开时，各省代表赴沪路费100元，亦出自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供的经费。(《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
从中共创建者到“人民公敌”
那么，哪些人是中共最早党员？无论党史教科书或社会民间，似乎都不甚了了。事实上，中共最初创建人为三位：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张申府(1893-1986)则是中共北京小组最初三成员之一，另两人为李大钊、张国焘。根据多方材料相互映证，张申府这段晚年回忆大致可靠：
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开始创建，地点在上海和北京。在上海是陈独秀，在北京是李大钊和我。第三国际魏金斯基(即吴廷康)当时来华，首先到北京，对我们讲，要我们建党。以后魏金斯基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陈独秀找过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谈过，他们都不同意。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即李大钊)。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
河北献县小垛庄翰林之子张申府，原名张崧年，著名哲学家张岱年长兄，周恩来入党介绍人之一。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接见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会议代表，当众向张申府、刘清扬夫妇示谢：“1920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我感谢刘清扬、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大革命之初，远在欧洲留学的周恩来之所以得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亦赖参与黄埔军校筹建的张申府向廖仲恺、戴季陶推荐。只是张申府于1925年退党，转回书斋，从政治舞台前沿隐身淡出，社会知名度因而走弱。
1948年10月23日，张申府以学者身份在储安平《观察》上发表“呼吁和平”，要求国共停战，被认为袒护败势已定的国民党，受到中共严厉批判。相恋27年的妻子刘清扬登报斥之为“人民公敌张申府”，并与之离婚。民盟也将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开除出盟。1950年代初，章士钊替张申府向毛泽东求情，要求安排张工作，参与政事，未获允准。1957年，张申府因支持章伯钧，划为大右派。此后，张申府彻底淡出历史舞台。1980年代初，张申府复出，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其有关建党初始的回忆录亦被官方接纳，成为早期党史十分珍贵的原始材料。
李大钊与张国焘的分歧
关于中共初始党员还有一说：茅盾是最初七名党员之一。这一说有一定偏差。根据张申府回忆，因犯“生活错误”被逐出北大的陈独秀去了上海，第三国际代表魏金斯基首先到北京与李大钊取得联系，提出建党设想，然后由李大钊介绍魏金斯基去上海见陈独秀。陈独秀热情极高，说干就干，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留日生，其中有周佛海、田汉、李达等，还发展了施存统、沈雁冰、沈玄庐等。
张国焘回忆录中，上海小组成员则为：
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定一(玄庐)、邵力子、施存统等七人。戴季陶因国民党籍的关系，没有正式加入组织。……沈雁冰、俞秀松等人的参加，都是在第一次正式会议以后的事。
张申府其时不在上海，其名单准确度不高，张国焘参与其事，提供的“上海小组七人名单”相对准确。应该说，茅盾乃中共最早党员之一，但非最初上海小组七成员。
陈独秀告诉张国焘，上海小组正式成立会上，每个参加者都正式表达加入组织的意愿。《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表示与孙中山关系深切，不能成为中共党员，还哭了一场，说内心很相信共产主义，很想加入，但不能如愿。邵力子则正式加入。《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在酝酿之初也一度是活跃分子，但接触到组织原则与政治纲领后退出。张国焘认定中共最初诞生于上海，1920年5、6月间商谈筹备，8月下旬正式组建上海小组。(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据张国焘回忆录披露，李大钊对立即建党有不同意见，认为暂时不应过问实际政治。1920年7月，陈独秀与张国焘在上海具体讨论建党细节，长谈中对具体而又重要的党纲政纲，深感茫然———
经多方推敲，仍然难于确定一个最小限度的政纲，其内容主要是对于现实政治各方面的应有态度。只因我们对于马克思所说的“工人无祖国”尚不能坦然接受，也还弄不清楚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独立革命、民主革命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无可奈何之下，陈独秀先生这样表示：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习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我们并非不过问现实政治，而是不在实际上从政，如党员担任政府官吏等等。因此，党纲与政纲并没有详细拟定而暂时搁置下来了。
陈独秀与张国焘的讨论中，只是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如党组织不采用党魁制而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不吸收政治背景复杂或人格有缺陷者加入等。
介绍周恩来入党
北京建党稍晚于上海。1920年8月底，张国焘从上海回到北京，向李大钊汇报上海小组成立情况，李大钊认为北京也应发动起来。张国焘也说是他与李大钊“请北大一位讲师张申府同为发起人。”张申府则说1920年9月底，自己与李大钊在寻找发展第三名党员，首先想到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青年女性刘清扬。刘在天津组织女界爱国同志会，领导天津青年进步团体“觉悟社”，1919年代表天津学联赴沪出席全国学联成立大会。1920年9月，刘清扬到达北京，李大钊、张申府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动员她加入共产党，刘清扬个性独立，认为对党组织还不太清楚，要看一看，没同意。李大钊、张申府认为入党不能勉强，只能等刘以后有了认识与觉悟后再说。这样，李大钊再去找了自己的学生张国焘，因为张国焘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热情很高，可能性较大，这样“除了大钊和我，他成了北京的第三个党员”。
张申府说北京小组成立时间为1920年10月，稍后李大钊发展一批北大学生如高语罕、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等，还包括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这批无政府主义者因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于同年11月退出)。
北京小组组建略晚于上海小组，但张申府认为北京建党设想与创始成员要早于上海，最早两名中共党员产生于北京———李大钊与自己，不是李大钊与张国焘来发展自己，而是自己与李大钊去发展张国焘，但根据张国焘赴沪日期，应该是李大钊与张国焘去找张申府，而不是倒过来。在此，张申府如果不是回忆有误，便是有点贪功。
1921年1月，刘清扬与张申府同船赴法留学，成为张申府情侣，并由张申府介绍入党。1921年2月，两人再介绍周恩来加入，这样留学生中有了三位党员，便成立了中共旅欧支部。但这只是一小群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自由组合，参加者并没有放弃旧有的组织与思想。如张申府1920年9月给少年中国学会发出一封公开信，提出：“吾的根本主张是废国、减产、绝婚姻。”可见，作为中共初创人之一的张申府，其思想还十分杂芜，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游移，所谓的三项主张也十分偏激。当时，张申府还提出“列宁、罗素、孔子，三流合一”的观点，而且毕生致力于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最新理念结合起来的工作。他尝试着将儒家人文主义和罗素的数理逻辑建立一共同立足点，以便东西新老文化能够达到他所希望的交融合流。
宁折不弯的无政府主义者
张申府的退党，源于1925年1月上海第四次党代会。当时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国民党领导，张申府在这一点上与张太雷、彭述之、蔡和森等发生严重分歧，争论异常激烈，张申府知识分子脾气发作：“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扔出此话后，见自己确是少数，张申府甩手而出，盟友周恩来随他离场以示支持。但周恩来在门外劝阻张不可因一时冲动而退党，必须遵从党纪，返回会场商讨共同立场，适当妥协以求转寰。张申府不肯回头，怒然拔步，周恩来则返回会场。张申府晚年回忆：
我终于离开，周恩来却继续留下去。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周恩来就不同，他是弯而不折。
1978年，张申府回忆：“四大”会议中为一篇党的纲领发生争论，我认为那篇纲领，是绝对不妥的。有些青年党员乃说我幼稚可笑。我一气之下，表示退党。后来我到北京，大钊、世炎等劝我不要脱党。
此后，张申府接受罗素思想，1928年组织第三党，要求完全独立国共两党之外，获得自由政治空间。1926年3月，张申府发表“自白”一文：“我脱离共产党，因为我觉着我不适宜集体生活。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是罗素的信徒。没有人可以破坏我的决心，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难之地。”“我现在所要努力，究不在单纯的赤化上。我相信要换世界，须改人性与变制度。我是在改人性方面努力，要从人性上做点改人性的预备，从旁帮那直去变制度的。”
但第三党的活动并不如意，退出政界的张申府转入思想界，1930年代初为清华哲学系教授。1935年，张申府与刘清扬、姚克广(即姚依林)、孙荪荃等人共同发动了“一二·九”运动，张申府任大游行总指挥，1936年3月被捕，出狱后不久被清华解聘。抗战胜利后，张申府代表民盟出席旧政协。1946年国民党召开“国大”，张申府拒绝出席。1949年前后，张申府本有很多机会赴港，但他实在舍不得北京这块“牵系其根”之地。
1949年后，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张申府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此前，他之所以改名(“崧年”一名已用20年)：
因为有许多官宦人家的儿子都用了这个名字。我是喜欢有分别的人，于是我再起了一个名字(指“崧年”)：申府，这是参照古时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官的名字起的，意思是治理国家。
不能参政，他十分憋屈。章士钊为他求毛泽东缓颊，毛未允，说了一句：“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张申府认为毛还惦记着1918年与1945年之事。1918年暑假，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回昌黎老家休假，张申府代主馆务，正值毛泽东入馆任见习书记。张申府拿一份书目交毛缮写，毛写完后交上，张一看，全写错了，退毛重写。1945年，毛泽东飞重庆谈判，请张申府吃饭，席间张拿出自己的一著作赠毛，扉页题词“润之吾兄指正”，毛顿露不悦。显然，毛认为张申府此时已不该与自己称兄道弟。
1949年2月，周恩来派秘书齐燕铭安慰张申府，每月送30元生活费。北京市长彭真亦请张申府吃饭，席间替他惋惜：“你要是不脱党就好了。”9月2日，张申府在北京副市长张友渔安排下，入北京图书馆任职，直至辞世。张晚年说一生摔了三大跟斗：1925年退党、1948年逐出民盟、1957年被划右。
1980年3月，87岁的张申府向美国女学者舒衡哲坦认自己是“三好男人”———好名、好书、好女人。
1926年3月，张申府在“自白”中谈及与刘清扬的同居，观点至今十分前卫：我和刘清扬的关系并非什么新鲜的事情。今天只有在中国才不能够承认一个已结婚的人还可以有爱人……我的意见是，性交、结婚和爱情是三桩不同的事儿。
舒衡哲认为张申府“是他那一辈最有国际视野的知识分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