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战盟”的领导群，有所谓“三张一顾”四大巨头的称呼，此三张乃张发奎、张君劢、张国焘是也，背景正属国民党、民社党、共产党；而一顾即顾孟余，似可代表国民党内昔日汪精卫之“改组派”系统，这样的组合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本文作者：陈正茂
1950年代于香港喧腾一时的第三势力运动中，“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简称“战盟”)是其中一股较大、且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团体。当年“战盟”的领导群，有所谓“三张一顾”四大巨头的称呼，此三张乃张发奎、张君劢、张国焘是也，背景正属国民党、民社党、共产党；而一顾即顾孟余，似可代表国民党内昔日汪精卫之“改组派”系统，这样的组合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张发奎时戏称“张大王”，北伐时“铁军”之统帅，战功彪炳名闻遐迩。张君劢被尊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更是中外皆知。张国焘1938年脱离共产党，曾经轰动一时。
三张皆有声于时，顾孟余知名度不若三张，但稍微了解民国史者，其实也知道，顾也不是省油的灯。顾一生几乎都在反蒋，早期追随汪迭次反蒋，离开大陆后，又在香港搞“第三势力”运动，反蒋也反共，生命的最后几年，则在蒋的礼遇下回台定居，这不能不说是某种程度的向蒋表态。
佐蔡元培治理北大
顾孟余(1888-1972)原名兆熊，字梦渔、梦余，后改孟余，以字行。浙江上虞县人，寄籍河北宛平，清光绪14年(1888)9月24日生于北京，自幼聪颖，1905年入北京译学馆就读，翌年出洋留学，入德国莱比锡大学习电机工程，因兴趣不合，复转学柏林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因系译学馆出身，除中文外，英、法、德文俱佳。留欧期间，认同孙中山之革命理念，遂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委蔡元培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力邀孟余为司长，未就。袁氏当政后，蔡辞教育总长职，旋再度赴德，孟余随行。
1913年，国民党讨袁，二次革命爆发，孟余与蔡氏立即回国参加讨袁大业，失败后，蔡赴巴黎，孟余居沪。1914年，德国西门子公司聘其为工程师，乃迁北京。1916年，袁氏败亡后，是年12月，蔡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聘孟余为北大教务长，其后并兼任文科德文系主任及法科经济系主任等职。“五四运动”后，校长蔡元培愤而离开北大，校务几乎均由顾与蒋梦麟撑持，当时最棘手问题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竟无钱可发，积欠教职员薪水多月，为此顾伤透脑筋，除想方设法四处张罗外，并拜托胡适在上海办理招考之事。有鉴于政府老是失信于学校，孟余与胡适等北大教授一直在苦思对策，研拟“自处”之道。1921年8月23日的胡适日记即载：“今天夜寄(写)了两信托任光带去给梦渔，一信说招考事；一信说我们‘自处’的时期到了，我以为‘自处’之法不但是要邀二三十个同志出来编译书籍，如梦渔前函说的，还应该办一个自修大学，不可抛了教育事业。”对照顾后来的弃学从政，此际的顾孟余，还真是个教育的理想主义者。
是年底，蔡元培到京，为维持北大事，顾与蔡元培和胡适商定了图书募捐、主任改选、教务长改选、减政、组织教育维持会等五项办法，继续为北大正常运作尽心尽力。时北大正值多事之秋，各项兴革待举，尤以教授间亦彼此党同伐异，从胡适此年日记看到其与顾之频繁交换意见，可知身处其中的顾孟余，是如何不易地维持局面。1921年10月28日，胡适日记言：“孟余要我代理教务长，我此时自顾尚不暇，如何能代他人？孟余实在太忙，我若不怕病，或可代他。此时实在对不起他了。”
1922年5月12日，顾孟余原本参与胡适等所发起的《努力周报》，旋退出，此亦可见其多虑之一面。又如关于“好人内阁”事，当讨论到王宠惠内阁时，胡适、顾维钧诸人争辩甚烈，唯独顾孟余、李石曾、王星拱等人作壁上观，似乎还笑胡适等人多事。是年10月，为北大风潮一事，蔡元培坚辞校长职，顾孟余亦萌生辞意。
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后，吴敬恒、李石曾、丁惟汾等国民党元老，为将革命思想带进北方，集结同志，致力青年党员之吸收，乃成立国民党北京执行部，顾孟余响应该行动，参加了北京执行部。据李璜的《学钝室回忆录》提到，当时“在学校外面，知识分子对政治的运动已相当极极地展开了。一方面是国民党的左右两派与尚不为普通人所注意的青年党人合起来以对付北洋军阀，而目标指向段祺瑞的执政政府。”
李璜举例说到，如1925年10月27日，北大学生针对段祺瑞政府召集的关税特别会议，发起“要求关税自主”的游行示威，北大教授中的朱家骅、徐炳昶与教务长顾孟余均参加，教授率领学生几大队，行至北大第三院附近北河沿地方，即为军警所阻，起了冲突。带头之一的孟余，自然得罪军阀，而为段政府所忌恨。1926年元月，国民党召开“二全大会”，孟余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3月18日，孟余又因抨击段政府在“3·18”惨案的枪杀学生之举，兼以先前的反政府游行之举，终遭北洋政府通缉，乃绕道库伦，循海道南下广州，先任广东大学校长，后辞广东大学校长职，10月，改就中山大学副委员长。
反对极左土地政策
1926年，北伐进展顺利，两湖吴佩孚已被击败，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作出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之决定，蒋介石恐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被共产党把持，对迁汉之举并非十分配合。鉴于蒋的权力日益膨胀，为制其“以军驭党、以军干政”的独裁野心，首批迁汉的国民党高层组织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决定发起提高党权运动。1927年2月9日，他们决定由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和顾孟余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提高党权运动，并发起“迎汪复职运动”以制蒋。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举行于汉口，改组中央党政及军事机构，孟余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团主席之一、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4月，汪精卫回国后，迅即与蒋和中共的陈独秀展开密谈，于10日抵达武汉，并将与蒋密谈初步协议，私下告知顾孟余等人，且动员孟余等准备至南京开会。唯4月12日，蒋断然于南京“清党”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推举胡汉民为主席，国民政府正式“宁汉分裂”。
面对宁汉对峙局面，汪为巩固武汉政权与自己的地位，只有加强与共产党合作。4月16日，汪重新成立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由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余和他自己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陈独秀、谭平山、张国焘等共同组成。唯此际，武汉政权正推动极左的土地政策，各地纷纷组织“农民协会”，对地主展开斗争。4月2日，武汉中央成立一个“中央土地委员会”，并推孟余与徐谦、谭平山、毛泽东、邓演达为委员。该会成立后，曾举行三次会议，唯对于土地问题的讨论，并无具体结果。
顾孟余不同意武汉政权“极左路线”的土地没收政策，也理性地看到苏俄对中国革命背后的阴谋，曾于汉口之《中央日报》发表《苏俄的政治航线与中国国民党的政治航线》一文，指出苏俄对外挑拨国际战争，对内煽动阶级战争，将政权集中于克里姆林宫少数人之手。而国民党之对外则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平共存，并扩大国际和平；对内以法律维持社会秩序，并保障人民之自由权利。国民党与苏俄所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政治航线。
其后又发生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向汪泄密事件，汪精卫对共产党亦起了戒心，而顾孟余也力赞汪和平分共。6月6日，孟余与徐谦、谭延闿、孙科等一行，陪同汪精卫至郑州与冯玉祥会谈，最后促成宁汉合作再度北伐之举。蒋第一次宣布下野后，顾孟余随汪至南京与桂系李宗仁会谈，双方主张宁汉尽速合作，党内统一的必要。9月11日，宁、汉、沪三方中委举行谈话会，会上汪提出召开四中全会主张，但遭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人反对，为此，孙科提出一折衷方案，即先成立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先使合作告成。13日，汪与心腹谭延闿、孙科、朱培德、陈公博和顾孟余等密谋，会中，顾孟余与陈公博坚决反对汪参加“特别委员会”，汪最后虽被推为特别委员会常委，然其原本欲利用蒋下野之机，重掌党权的企图也落空，所以他后来一变而反对该委员会。
拥汪成立“改组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