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接到开会通知的还有赋闲在家的王稼祥。王稼祥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中联部部长，1962年因为所谓的“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受到批判，以养病的名义“靠边站”了。
1950年，毛泽东与王稼祥交谈。摄影/吕厚民作者：吴兴唐(中联部研究室原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1974年初，矛头对准周恩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1月25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动员大会是江青要求召开的，直到开会前，才通知周恩来参加，并要他主持大会。
我当时正在河北固安县的中联部干校劳动，接到通知，回北京参加这次大会。接到开会通知的还有赋闲在家的王稼祥。王稼祥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中联部部长，1962年因为所谓的“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受到批判，以养病的名义“靠边站”了。
1月24日晚上，他三次接到电话通知，要他一定于次日上午10点去参加这次万人大会。据后来的中联部部长朱良回忆：“稼祥同志感到形势严峻，受到很大刺激，25日凌晨突然失去知觉。”
就在当夜，王稼祥与世长辞。时年只有68岁。
5年后，经中共中央批准，中联部发出《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为王稼祥正式平反。
“海委会”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同东方国家共产党相互声援，相互支持。为了进行这方面的联络工作，1942年初，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海外委员会(海委会)。
海委会的主要联系对象是东方国家共产党，尤其是日本共产党。日共是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的。当时，日共中央委员野坂参三就在延安。野坂参三1946年回到日本，当选为众议员，1955年当选为日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将海委会划归在西柏坡李家庄的中共中央统战部(以下简称统战部)下设的第三室。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3月，三室搬到中南海办公，改为统战部二处。
据曾在海委会工作、后任中联部局长的匡沛兴回忆，1950年夏，王稼祥因事回国，为借阅有关东南亚各国的综合资料，曾到过统战部。
王稼祥在30年代后期曾担任中共常驻共产国际代表，同共产国际所属的外国共产党有过接触。1949年10月5日，他被任命为新中国驻苏联的首任大使。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信中指出：“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
熟悉党际交往事务的王稼祥当时感到，党的对外联络工作仅由统战部二处来担任，已经不能适应解放后的工作需要。他向中央建议，成立一个专门部门，同兄弟党进行联络和调研工作。
据此，1950年8月9日，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建议，仿照苏共和东欧国家共产党，成立国际部，专门负责兄弟党的联络和调研工作。中共中央考虑到，苏共国际部经常干涉他国党的事务，名声不大好，决定名字跟苏共有所区别，叫做对外联络部，英文名为liaison Department(后中联部的英文名改为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1951年1月16日，刘少奇写信给王稼祥，告知中央决定成立中联部，由他任部长。
1951年初，中联部成立，办公地点位于邻近西单的前京畿道18号(即现在的民族文化宫后面)的一座旧楼。工作人员以原统战部二处为主，不到200人。主要联络对象是东方国家共产党，以搞调研为主。
1956年2月，中共代表团出席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与各国共产党有了一些的接触。是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邀请了56个外国政党参加大会。
因当时的联络通讯落后，准备工作十分复杂，中央决定以中联部为基础，成立一个招待委员会，王稼祥任主任，委员会成员包括廖承志、杨尚昆、刘宁一等。
一批从中央和外事机关调来的翻译和工作人员，进入了招待委员会。这些人中，很多来自全国总工会，其中就包括后来的中联部代部长刘宁一。因为当时全总跟世界工会联合会有密切联系，外事力量很强。
“八大”之后，经中央批准，王稼祥将参加接待工作的大部分翻译和工作人员调到中联部。扩充后的中联部按地区成立了业务局和研究部门，形成了完整的编制。
复兴大路18号
由于人员、业务扩大，王稼祥要求中联部选定办公楼新址。
中共的对外联络工作，主要对象是苏联、东欧、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东方国家共产党(大多处于地下)。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以党际交往为主，苏联等国家都会首先向中联部通报党内情况和重要决策。中联部的工作范围，涉及党内情况通报、党与党之间的高层会谈、组织党政代表团参加外国国庆等活动，保密性要求高。为此，王稼祥要求中联部搬离闹市区。
1957年下半年，中联部搬入新址办公。新址在木樨地的复兴大路18号(也就是现在的复兴路4号)。北面，与大马路之间有北京铁路局相隔，东临昆玉河，南边和西边是庄稼地，符合保密要求。
1960年6月初，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提前毕业，分配到中联部工作。我在荒凉的木樨地小木桥两边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中联部大门。原来，“复兴大路”实际上是隐蔽在树丛中的一条很短的小路，没有路标、路牌。小路上只有一个大门，没有门牌号，更没有挂中联部的牌子。
走进大门，在传达室出示了学校的介绍信。一位个子不高、操着四川口音的老者热情地接待了我，要我到对面的干部处去报到。后来听说，这位老者是老红军，长征途中曾为王稼祥抬过担架，后来受了伤。解放后他孤单一人，王稼祥请他到中联部传达室工作，以度晚年。
院内十分寂静，干部处在曲径通幽的几间平房里。办完手续，干部处的人告诉我：中联部是重要保密单位，不能将单位名字告知亲友，只能说在一个中央机关工作。写信不能写中联部，也不能写复兴大路18号，只能写“2470信箱”。他要我切记，因为有人为此犯过错误。直到1971年9月，耿飚调任中联部部长后，经请示周恩来，才正式挂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牌。
“三和一少”
我进部后第一件工作，就是每天写500字。
这就是王稼祥提倡的“500字工作法”。他提出，中联部要培养出一批国际问题或某一方面的专家，但必须从最基础的资料工作做起。他要求业务干部每人每天写出500字的材料，最好是第一手资料，可摘编外文报刊，也可作综合分析。要精要新，言之有物。由处、局领导从这些材料中精选一批，打印出来，送部领导，并在业务干部中传阅。王稼祥每天必看，有时也作些批示。
当时，我在苏东处德国组，主要看的是东德的党报、外交部的报纸。我注意到，执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赞成中共的百花齐放的政策，对中国的人民公社也说了一些好话，这些都跟苏共并不一致。我将这些内容摘出来，写了两篇“500字”。
几个月之后的一天，叶蠖生处长(当时党中央机关的局级称为处)对我说，我的两篇“500字”，王部长要求充实内容改写后登《动向》。《动向》是当时中联部报送中央的内刊。王稼祥要求这个内刊上报的材料要新、快、实、精，每篇文字不超过1000字。从写《动向》稿开始，我又逐步撰写各类调研材料和一些请示报告。
王稼祥提出，调研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要从大量材料中得出结论，而不是先主观主义地设置观点，再找材料填充。他还特别交代，引用外国政党领导人的言论，一定要把握原意，切不可只言片语，不要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否则会误导领导。
他的工作方式是“一竿子插到底”，不靠层层汇报，而直接找掌握情况的业务干部。进部不久，我就亲自体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