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后，拉美各国希望建立民主的宪政政府。然而，随着独立后宪政政府与倡导集权的传统君主政体发生冲突。尽管君主们已经遭到了驱逐，许多拉美国家发现自己的政府仍然被军事独裁者和他们的亲信和支持者所统治。
西蒙·玻利瓦尔，拉美独立运动领袖
本文摘自《世界大历史：1799-1900》，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独立后的拉美问题重重
拉美各国在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之后，面临着自我管理的问题。随后，为了建立稳固的政府和经济制度，处理独立后的社会问题，同时在摆脱殖民地后重新定位自身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拉美人民进行了漫长而艰苦的斗争。为了达成启蒙运动、自由主义和独立运动的目标而进行的奋斗，迅速导致了幻灭和沮丧情绪的蔓延。西蒙·玻利瓦尔捕捉到了这种失望情绪，他说：“在拉美，不仅人们彼此缺乏信任，各国之间也缺乏信任。合约不过是一堆废纸，制度形同虚设，选举就像打架一样，所谓的自由是一片混乱，活着只是一种折磨。”
拉美的政治、经济系统、社会结构和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对其进行分析必须要考虑到政治背景、种族构成、地理、殖民经历和罗马天主教会的影响。这一系列客观因素使得各国人民的观点、教会扮演的角色和成立的政府类型都大有不同。
智利军事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
拉美国家的军事独裁政治
独立后，拉美各国希望建立民主的宪政政府。除了巴西之外，这些国家都属于共和政体。在宪法体制下，国家保证了公民的权利，确保政权过渡都是在自由选举的情况下发生的。然而，随着独立后宪政政府与倡导集权的传统君主政体发生冲突，问题随之而来。尽管君主们已经遭到了驱逐，许多拉美国家发现自己的政府仍然被军事独裁者(caudillos)和他们的亲信和支持者所统治。
打一开始，这些难题就困扰着拉美各国。事实证明，宪法的力量太弱，无法保证权力的和平移交。这带来了双重问题。首先，手握实权的人为了保证他们的统治，违反了基本的宪法规定。正如智利的自由主义评论家弗朗西斯科·毕尔巴(Francisco Bilbao)在1862年所言，这样的行为表明，保有权力才是终极的目标。尽管统治者违背了宪法规定，但毕尔巴认为政府采用的策略是所谓的“保留形式”。政府允许甚至鼓励选举，但同时也允许违背选举过程的事情发生。比如，政府会通过滥用计票权力，委派选举检查员，限制言论自由，控制新闻媒体的方式来操纵选举结果。其次，寻求政治控制的人们相信，由于政府控制了选举过程，他们无法增加权力。因此，反对派认为除非将现有的秩序推翻，否则他们永远无法获得控制权。
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或是打了败仗，政府无力压制反对派掌控权力时，政变就发生了。这时，武力将代替票选决定政治结果。政权一旦不稳，决定究竟是旧政府还是反对者坐上权力王座的，就是军队。在这一系列追逐权力的斗争中，军事独裁者们攫取权力，通常不是通过民主途径，而是运用切实的军事力量、领袖气质和胁迫威吓。由于他们地位超凡，政局也并不稳定，因此他们享有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军事独裁者们通常从军队中发家，最终夺取国家的控制权。掌权后，他们要求部下对其保持绝对忠诚。他们得到了影响力强大但权力稍弱的地方领袖的支持，凌驾于宪法之上，并且控制了立法、司法机构和选举流程。由于他们的权力实在太大，反对者们最终得出了结论 ：唯有通过武力途径方可求变。
墨西哥的军事领袖安东尼奥·洛佩斯·德·桑塔·安纳
军队在拉美国家扮演不同角色
在拉美，军队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大约有两种。在阿根廷，军队领袖控制了本地军队，并随后得到当地根深蒂固的地方精英的支持。这些领袖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权力的稳固性，并满足地方精英的需求。除非必要，他们不会干预国家政治。另一种形式则出现在墨西哥和秘鲁，那里的军队支持他们的领袖以各种理由干涉政治。直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在拉美各国，军队在决定国家的政治方向上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拉美独立早期，许多国家都谋求建立政府，政治和理念上的不同使得政治家和政治团体彼此产生了分歧。类似于“自由党”、“保守党”和“联邦党”这样的标签开始在政治演说中出现。这些“特质”与其说是描述各种理念的名词，不如说是用来分化个人与他们的团体的手段。例如，墨西哥的军事领袖安东尼奥·洛佩斯·德·桑塔·安纳(Antonio López de Santa Anna)出于政治需要，就时常切换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身份。尽管转变政治阵营非常简单，但直到20世纪之前，这些标签仍然起到了分化作用，也在描绘各派的政治理念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