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4月28日，邓小平、卓琳夫妇祝贺叶剑英80岁寿辰。转折时代
三联生活周刊：1976年毛泽东去世，随后粉碎“四人帮”，十年“文革”结束。中国又走到了十字路口。
程中原：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出现一个契机，就是下一步怎么走？由谁来掌权当政？走什么路线？
群众都希望出现一个好的局面，而不是继续混乱下去。当时群众不太知道什么是“四人帮”，但是对江青都没有好感。特别是在“文革”中，以及周总理、毛主席逝世后，江青的表现太猖狂太不得体。周恩来去世时大家都很悲痛，江青默哀时不脱帽，大家都非常不满意。毛主席去世后，她的表现也不是应该表现出来的沉痛的样子。江青的公众形象与群众的心理期待是背道而驰的。
于是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的复出问题就摆到台面上了。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当时全国全党都希望他出来主持工作。因为他是因反对“四人帮”被打压下去的，尤其是经过了“四五运动”以后，群众呼声很高。
从党内看，粉碎“四人帮”的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与邓小平都是老战友，而且他们觉得只有邓小平才有能力来领导整个国家。这是长期自然形成的信任和威望，特别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很快就把全国的局面扭转过来，他的整顿深入人心，所以叶剑英、李先念一开始就提出来要让邓小平出来继续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实际上，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并没有马上实现。
程中原：怎样对待邓小平的复出？当时可供选择的办法有三种：第一是邓小平马上复出；第二是尽快复出；第三是等一等，条件成熟再解决。作为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采取的是第三种办法。用他的话说，要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当时公开的提法，还是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在内部，则采取措施，逐步恢复了邓小平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华国锋认为，邓小平的复出时机还不成熟，如果打倒“四人帮”就马上提出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会引起混乱。别人会说，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继承毛主席遗志？
华国锋拖延了邓小平复出的时间，同时也为他的复出做了一些准备。邓小平一家搬到了西山中央军委疗养地，华国锋主编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改变了对邓小平的处理方针。毛泽东称赞邓小平的地方有十几处，原来全部删除，现在一概保留不删。1977年，华国锋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将邓小平致中央的两封信转发至县团级。实际上向全党通报了邓小平即将复出的信息。7月17日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13天以后，邓小平就在工人体育场观看足球比赛，正式亮相。
三联生活周刊：邓小平为什么会选择主管教育和科研？
程中原：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得到了很多干部的支持，中央让他管理外事。他用了低调的姿态推辞，提出还是分管教育和科技，“做你们的后勤部长”。
一方面，教育和科研对国家发展确实很重要；另一方面，我分析他低调复出的原因可能有两点。首先表示自己的复出并不会威胁到华国锋的权力，从而避免复出的阻力；其次是性格因素，他要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从性格因素来讲，有这么一个情结，所以他复出以后提出一个口号——“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之前“科技是生产力”已经被毛泽东批判，而他复出后还要继续强调。
三联生活周刊：他复出后第一项大动作就是恢复高考。
程中原：邓小平恢复工作之前，同王震、邓力群谈话就说到，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到重点中学和大学。他在1977年8月8日科学与教育座谈会结束时就明确指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恢复高考是邓小平最得人心的大事之一，影响到千家万户，很多好学上进的年轻人因此而改变命运。
在邓小平提出的教育改革措施中还有一项是办重点学校。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只能先集中财力、人力，先办好一批重点学校，培养一批人才。
三联生活周刊：1977年的复出与1975年的复出，局面已经不一样了。
程中原：1975年整顿，邓小平只能进行局部的拨乱反正。1977年他所要做的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使用的理论武器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
邓小平当时很困难，一方面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另一方面又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他搞拨乱反正区分了三种情况：毛泽东做得对的，继承下来加以发展；做得对而没有做完的，继续做完做好；做错了，予以纠正。
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先后提出“准确、完整”、“思想体系”、“科学原理”、“科学体系”等表述。他明确指出，个别不确定的论断、种种失误，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这样，他就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分开、剥离开，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革命时代，邓小平从在中央苏区时就被认为是“毛派”而受到打击，他是真心实意敬佩和拥护毛泽东的，也是相信毛泽东思想的。
1978年9月14日，邓小平视察大庆油田。
中国向何处去
三联生活周刊：邓小平当时对中国未来之路是怎么设想的？高层的思想有没有分歧和矛盾？
程中原：邓小平的想法，中国不能走老路和邪路，要闯出一条新路，杀出一条血路。
当时中国的领导层在执政思想上存在很大的矛盾，关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在高层里，中国未来路径的争论和思考一直存在。多数人还是想按照“文革”前的老路走，认为应该走回老路的人，例如华国锋，提出来了要坚持“两个凡是”的思想。其他人的深层次思想，也还是认为要进行所谓拨乱反正，即拨“文化大革命”之反，回到原来毛主席说的路上去。他们之中最先进的思想，也就是回到中共“八大”的路上。
而邓小平觉得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走老路无法改变面貌，不能适应世界的潮流。而他提出的改革开放思想，在当时被某些人认为是邪路。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每一件事情上，都会产生矛盾。这个矛盾也不仅仅是华国锋自己的问题，而是当时形成的思维定式。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冲破“两个凡是”，邓小平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程中原：1977、1978年，中国处于转折时期，思想问题整体还是走在老路上。但是大家对于毛泽东时代的贫穷和平均主义，特别是贫穷，是不满意的。由于一直以来，高举毛泽东的旗帜是人们的共识，毛主席语录深入人心。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重的国家，直接否定毛泽东的做法是不行的。
于是，“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的讨论，给了邓小平一个解决问题的机会，也给中国一个把思想革命进行到底的机会。邓小平抓住了这个机会，是非常聪明的做法。
1977年《人民日报》发出了“二七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说的都是对的，凡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必须坚决执行)。这个社论立刻引起了邓小平和另一些高层领导的注意。邓小平在这年4月写给中央的信中提出，运用毛泽东思想要准确、完整，5月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1977年9月，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时，《人民日报》发表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的纪念文章，强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1978年1月和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讲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不过没什么影响。
这时“实事求是”同“两个凡是”虽然还没有正面交锋，但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已经认识到，必须用“实事求是”战胜“两个凡是”。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引发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汪东兴当时是党中央副主席，管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他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行动上是砍旗的，还说那是“丢刀子”。中宣部、《红旗》杂志都采取压制态度，批得很厉害。
作为回应，邓小平引导大家充分讨论分析“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他在这年6月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以后又在多个不同场合讲这个问题，还同中宣部负责人谈，要求不要下禁令，不要设禁区，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他还现身说法，“用‘两个凡是’不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能说明我出来工作”，因为这两件事是矛盾的。
但是一些负责人还是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叶剑英元帅建议，既然对真理标准有不同意见，那就开个理论务虚会。那时关于经济工作，国务院开了一个务虚会，效果不错。后来，年底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接着又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重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
在这两次会议上，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人都已经受到批判。理论务虚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开，这时形势已经大不一样了。
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要特别提到胡耀邦的功劳。对于“两个凡是”，他针锋相对提出“两个不管”——案件不管是谁定的，在什么情况下定的，只要是错的，都要纠正。
三联生活周刊：通过批判了“两个凡是”，邓小平是否开始居于党内的领导地位，成为党的领导核心？
程中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往往是谁的路线方针正确，谁的意见为大家接受，谁就成为主导力量，谁就能居于领导地位。华国锋当时虽然在台上，当了党中央主席，掌握了权力，但他未能正确回答历史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问题。他只是按照毛泽东的过去方针办，违背了历史潮流。
事实上，华国锋在台上时，很多大主意，很多关键性的决策，已经是邓小平、陈云，还有胡耀邦等人提出或做出的。华国锋讲民主，没有违拗占多数的、正确的意见。他个人实际上也并不左右局面。胡耀邦总结1976～1978年“两年做了十件大事”，而这十件事都不是华国锋提出的，他的反对意见也不多。主要的阻力是历史的惯性，一时转不过来。
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后回国，途经东北视察，发表了一系列讲话。邓小平提出，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次战役”不能永远搞下去，基本问题解决就叫彻底解决，要有个底，基本上清理“三种人”，批判了“四人帮”的罪行，这样就行了，要赶快回到经济建设上来。有些单位搞得差不多就可以结束，转入正常工作。
这实际上，邓小平已经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要转移到机构及建设上来。这个思想被华国锋接受了。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在北京为华国锋起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稿。华国锋告诉李鑫，不要再强调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了，现在要强调经济建设。李鑫问：“第三战役不是政治局决定的吗？”华国锋拿出一份电报说：“小平同志在东北讲了要工作重点转移，政治局讨论过，我们都同意。”
我认为，邓小平在东北的谈话，华国锋这样看中，并遵照邓小平的谈话转变了全党工作重心，应该是邓小平居于主导地位的标志。邓小平在当时东北、天津视察的一系列谈话，被称为“北方谈话”，与1992年的“南方谈话”相对应。这是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实行改革开放的宣言。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邓小平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什么还是花了大力气，用了很长时间起草出台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程中原：在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丁伟志提出，能否搞一个1945年那样的历史决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时邓力群回答，现在还不到时候。
接着，中央决定由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的时候做一个讲话，回答大家关心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对“文革”的评价，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
虽然当时已经批判了“两个凡是”，经过真理标准讨论，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随时会遇到许多问题。比如对干部的评价和平反，过去的历史问题如何定性？因此迫切需要有个对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央觉得做这个决议很难。因为拨乱反正的工作很繁重，就想借着叶剑英讲话的机会，来初步回答一下。而起草叶帅这个讲话也费了很大劲。由邓小平主持，胡乔木负责，组了一个班子写了好几个月，最后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
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从原则上大体上回答了这些问题：三十年主要有什么成就，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怎么看，有什么错误和问题。但是没有具体分清责任，不像后来“历史决议”说，有错误，毛泽东负主要责任。大家觉得这个讲话不错，但是还不够，有些问题没说到位。就提出来还是要搞一个“历史决议”，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个20个月的大工程，经过多次讨论。最大的范围就是4000人大讨论，中直机关、省自治区、大军区、省军区，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中高级干部，都参与进来，最后老同志40多人讨论，经参加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代表讨论以后才通过。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决议解决了哪些关键问题？
程中原：这个决议是在邓小平的指导主持下做的。他提出要求：历史决议要确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当时党内有人提出，不要毛泽东思想，根本否定毛泽东。从国际上讲，亚非拉很多国家是运用毛泽东思想，受到毛泽东的支持搞革命。斯大林被全盘否定后，许多东欧的党都分裂倒台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处理得比较稳妥。既批评了共产党存在的错误，又肯定了前面取得的成绩。在肯定的基础上严厉批评“文化大革命”，把腐烂的地方去掉，也维护了党的基业。他的高明之处，就像外科医生做手术一样，将病灶和健康部位做精确的剥离。
“决议”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文革”的评价，最后的结论是由领导人发动，被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造成灾难的一场内乱。到底是内乱，还是反革命事变或动乱？这话要怎么说？关于几个阶段，关于理论如何错误，关于原因是如何，最后都是由胡乔木亲自动手写的。
决议中还提到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究竟坚持什么。“决议”最后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根本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以及六个主要方面的贡献，举出了毛泽东的一些代表性著作。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括也是一个重点。怎么走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建国三十周年讲话中说，我们要寻找一条反映客观规律，尤其是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道路，不能违背自然规律。那么这应该是怎样的道路？历史决议概括了十个要点。但这十个要点要不要写，也有争论。
胡乔木坚持要写。他认为，究竟是什么样的道路，写出来大家才能有所遵循，才有信心。邓小平表示支持，于是就写了十个要点。要点中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党的建设六个方面都说到了，也把改革开放的重点和方向囊括进来了。后来历次党代表大会，基本是这十个要点的框架基础上的发展和丰富。
“决议”的通过是拨乱反正全面形成的标志。历史决议做出以后，进一步统一了大家的思想。邓小平后来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走出了一条全心全意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