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全在弟一人，而不在他人，此时惟有竭忠尽职，以报党国，惟望全粤诸同志同心协力，共同补救，凡于粤局有益，抗战有利之事，弟固无不乐从也。”
在日机轰炸下，广州仓边路变成了瓦砾场。(资料图)
作者：左双文（历史学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一
1938年，日军华南派遣军约7万人于10月12日凌晨在大亚湾登陆，大举侵粤。日军开始进攻后，蒋介石最高统帅部收到的电报因为翻译错误，竟将大亚湾误为大鹏湾。因此，蒋介石对余汉谋的应战指令也是据此作出，完全是张冠李戴：“敌既在大鹏湾登陆，我军应积极集中兵力，对于深圳方面，尤应严密布防。料敌必在深圳与大鹏二湾之间，截断我广九铁路之交通，此为其惟一目的，亦为其目前最高企图，故我军不必到处设防，为其牵制。先求巩固该处既设防线，一面多构预备阵地，以备节节抵抗。一俟兵力集中，再图出击，以敌军全部兵力之统计，决无大举窥粤之可能，知兄必能沉着应战，予寇痛创也。”在敌已经大举发动进攻后，对敌进攻的方向、兵力、意图等具体敌情判断，仍沿袭此前的看法，而存在严重失误。
至于对敌战略意图的判断，蒋介石则认为：“一、倭在粤登陆之目的：甲、表示其非达到中国屈服不可之目的；乙、对英国示威，欲中国不借重英国而向其屈服；丙、希望分化广东不加抵抗，故其声言不危害不抵抗之人。暴寇之愚拙，自陷绝境，不败何待。丁、至其截断广九路之目的犹在其次。若谓占领广州有利于其战略，则更非主因，可说为恫吓我政府而不惜冒此覆灭之险，实上帝授余以良机矣。”（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12日）。
这个判断也不尽准确，日军的目的，就是要占领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切断由港粤进入内地的通道。敌大本营的指示，还要求作战不要损及第三国，引起对英美的纠纷。说明至少在作战期间，日军不愿节外生枝，故此次具体作战，日军并无“对英示威”的意思。当然，日军进入华南后，与英美的冲突将日益加剧，则是无法避免的，从这个意义而言，蒋介石的判断也非毫无依据。鉴于认为日本进攻广东是向英美挑战，蒋介石致电驻美大使胡适和在港的宋子文，让他们分别与美英方面接触，促成他们共同出面对日本的侵略加以干预。
10月13日，蒋介石考虑，日军在粤登陆后，对武汉会战的战略作出调整，认为与其南北两岸并守，不如单守南岸，与敌持久，且准备大别山脉之游击部署。并考虑派何应钦赴广东指挥，以及令驻港机构速将存港武器运出。14日，蒋致电香港宋子良，令其“存港各货，望速全部北运”。同日，蒋介石令孔祥熙拨给广东临时军费300万元。
二
由于蒋介石此前在战略上的总体考虑，加上对敌情判断上认为日军短期内不会大举进攻华南，抽调了粤约一半部队出省作战，华南地区的防御力量受到削弱，故开战后的10月16日，蒋介石也察觉到：“一、惠州昨日被陷；二、广东兵力不足”。（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16日）
更严重的，是广东地方当局及军队本身存在的问题。将官多安于享乐，缺乏斗志，当日军大举来攻时，余汉谋部几乎未做像样的抵抗，“我军原称将于广州近郊顽抗，实则毫未抵抗。”旬日之间，广州即告沦陷。外电、外人甚至传闻余汉谋已经投降，“认华军有总崩溃之势。”（《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407页）。
余汉谋弃守广州的消息一传出，海内外为之哗然，各界人士纷纷谴责。驻法大使顾维钧得到报告后，“我对日军推进迅速和中国军队抵抗不力感到惊异和沮丧。这时，我对余汉谋将军是否真心抗战产生了怀疑。”陈诚对广东当局也很有看法，认为广州丢失得这样快，虽大出人们的意料之外，“其实并不稀奇，”广东“一般高级将领之自私自利与钱多，及平时享乐惯了的，那能经得起敌人的飞机大炮轰炸呢？”失不失守是另一问题，但失得如此之快，影响太大了。“原中央本拟请敬公（何应钦）前往主持，因幄奇无表示，及广州大势已去，敬公不愿去送终，故未前往。我以为送终确不必，但善后实不能无人。如仍以广东现在的一群东西在胡闹那前途真不堪问矣。”（《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第477页）。
10月下旬，正值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渝开会之际，与会参政员“群主惩办余汉谋以肃纪纲”。邹鲁等在渝粤籍要人感于“地方上负责当局，既不能预防于前，又不能抵抗于后，旅渝同乡无不愤慨。因此集合在渝中央委员，联名电广东所有在籍军人，即刻起来策动民众共保家乡，以期亡羊补牢。”因此事反响甚大，故24日，蒋介石专门复电邹鲁、孙科等人，称广东失守应由他负责：“广州失陷，以粤省精良部队全调长江前方应战，故粤中空虚，敌军趁我不备，直窜广州，此为弟指导无方，顾虑不周之所致。故责任全在弟一人，而不在他人，此时惟有竭忠尽职，以报党国，惟望全粤诸同志同心协力，共同补救，凡于粤局有益，抗战有利之事，弟固无不乐从也。”但对粤籍人士的反应，蒋介石内心是甚为不满的，其在当日日记中称“广州失陷，粤中落伍军阀与政客勾结，大有趁火打劫之象”（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24日）。
但蒋介石的反应，也有一个颇值得肯定之处，那就是并未因日军侵粤而惊慌失措，沮丧动摇，而是仍然信心十足，坚持抗战立场。10月12日，他给汪精卫、孔祥熙及外长王宠惠的电报，除指示他们注意对英美的运用，更注意展示其对抗战的自信：“此时请对英美尽量设法运用，弟以为此乃敌军之绝境已到，实为我军胜利之转机，政略战略皆于我有利，至于交通，最近运输将毕，无大关碍。”14日，蒋日记称：“敌在粤登陆，实与我以最后胜利之基点，增加我胜心，协助我抗力非鲜。常谓‘可胜在敌’，与‘胜可为’之二语，其形相反，而其意实同也。”
三
而实际上，眼看武汉、广州已是不保，我国沿海的重要口岸尽陷敌手，抗战到此阶段，国民党内颇有一些人对大局悲观失望，主张对日议和。
10月24日，王世杰在汪精卫处参加谈话会，汪精卫、孔祥熙“均倾向于和平”。10月25日，吴颂皋来见周佛海，“谈外交情形，至为悲观”。27日，中央社主任钱沧硕、何树元来见周佛海，“谈目前一般情形。人心至为浮动。”29日，“少伦来，谈除共党外，一般人心理几全部望和，余亦谓然。”（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第186页）。11月29日，王世杰约蒋廷黻、罗家伦、张忠紱等餐叙，谈及战局前途，蒋廷黻极其悲观，“至谓国民政府幸存之可能，不过百分之五。”12月1日，杭立武报告王世杰，“近日国民党中倾向于和议者渐多。”到12月18日，主和最力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干脆逃离重庆，其两点理由之一，就是“中央不愿考虑和议”。（《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436页、440页、453页）。
在此情形之下，面对政府内部一部分人的悲观心理和主和空气，蒋介石“对继续抗战方针，持之极坚”。12月12日，蒋介石对党政军高级人员训话，再次强调抗战必胜、日本必败：“我可以答复，日本是失败定了，尤其是他攻占武汉、广州以后，日本已经失败到卢沟桥以前的地步了。他再要穷兵，就非连东四省一齐退出去不可。”蒋介石说，敌人的进攻已是精疲力竭，中国与世界第一等的强国作战，已达一年半之久，还保存有一半的主力，敌人再深入内地，会更加困难。我军经过整训，将进入第二期作战，那时国际环境也会发生对中国有利的变化，只要我们树立信心，奋发努力，就一定可以战胜敌人（《王子壮日记》第4册，第594页）。
在和战问题上，与蒋立场较接近的，一个是孙科，“孙哲生力称决不可和，言时声色俱厉。”10月26日的国防最高会议，孔祥熙报告财政，“极为悲观”，“会场中各人均有垂头丧气之情形，惟孙科似不在乎。”孙科之为政、行事，有时或为人所轻，但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在要不要奋起抵抗、要不要坚持抵抗、战后要不要彻底清算日本等问题上，却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仅此一点，就足以使那些表面上似乎要比他卓越、高明的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之流，包括几次倾向主和的孔祥熙等，难以望其项背。
而在日军发动侵粤后，对此事同样持较乐观态度的，还有军令部长徐永昌，他是从军事的角度来作此判断的，认为日军的意图无非是牵制我兵力与切断我国际交通，但从政略与战略来看，敌人此时由此方向发动，于我“无甚不利”，“一、英国受其刺激；二、我粤军七师两旅，已至不好再调出使用之限度，是即以我不用之师对敌到处需用之兵；三、敌南犯果为既定之策，于其实现于武汉会战以后，无宁实现于武汉会战之时，因得延长我现局势也。”（《徐永昌日记》第4册，第398页）。徐的分析不无道理，只是广东当局太不可恃，于局部、于全局，均呈最为劣等之表现，使各方的相关预期尽付东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