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在西安扣留蒋介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1946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二”纪念会上讲话，指出西安事变“是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和杨虎城
作者：阿蒙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在西安扣留蒋介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1946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二”纪念会上讲话，指出西安事变“是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西安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在当时的大历史背景下的一种必然行为。让我们回到1935年在大历史的背景下重温那段历史，探究西安事变背后的故事。
长城抗战后，日寇迫使国民党政府于1933年5月31日签订《塘沽协定》。《塘沽协定》可以说是袁世凯承认承认“二十一条”后最卖国的条约，承认日本对热河的侵占，承认以长城为“伪满洲国”的国界，中央军撤出华北，将华北的主权拱手让给日本！6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2次临时会议，通过议案追认《塘沽协定》。6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美化《塘沽协定》说：“协定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形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
日本帝国主义成功迫使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退出华北，在1935年1月日本制造察东事件，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秦德纯土肥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日军据此实际控制了察省北部地区。
1935年7月6日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何悔协定》的形成；使日本攫取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大部主权。又勾结汉奸殷汝耕搞出“华北自治”的闹剧。这是在政治上，经济方面大规模的走私、掠夺华北资源、贩毒，不一而足。
在日本大规模走私侵略下，民族工商业遭到灭顶之灾。上海糖商60余家，因私糖盛行而受之损失已达1000万元以上，广东糖因华北私货充斥，在5月初就停止装运，并一半停工，到中旬以后，广东糖厂竟因私货压迫及原料不足而全部歇业。至于人造丝业，1934年上海人造丝匹头厂家有21家，丝织机2万部，因私货倾销影响，1935年已仅余六七家，织机三四千部。其他如纺织业、面粉业、卷烟业、火柴业等，无一不受到走私的危害。尤其是华北工业的中心区天津各厂不是关门倒闭就是被日商所收买。仅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日本在华北走私就使国民党政府损失两千万元。盐税收入也因为日本强卖汉沽、芦台、塘沽而大受影响。蒋介石责骂：“日本之贪而愚，不仅非东亚之福，实为世界之害群之马也。”
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蒋介石开始寻求苏联援助
1936年春，日本政府提出所谓“广田三原则”，企图独吞中国，它同蒋介石的矛盾也就变得更加尖锐。蒋介石后来在日记写道：“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1929年中东路铁路事件后，中苏关系一度中断。9·18事变后中苏双方都开始着手改善双方关系。
蒋廷黻在9·18事变后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提出应与苏联发展外交关系，“联络外交是常态，断交是变态。”“我们处于两个强国之间，在平常的情况下都不应该两个都得罪。那么我们在过去的这一年中，一面与一个强邻处于生死对抗中，一面又于第二个强邻彼此不通音信，这是违反了外交的ABC。”蒋廷黻的言论引起蒋介石的注意。1933年，蒋介石在庐山召见蒋廷黻，通过交谈为蒋介石所赏识。1934年6月蒋廷黻赴欧考察，蒋介石要他“尽可能把时间用在苏联”，“探讨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
1934年夏，蒋廷黻赴欧洲考察。在莫斯科停留了三个星期专门研究苏联外交，并同苏联高级官员进行交谈。在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可夫会晤中蒋说：“当我们中国人认为苏联绝不会放弃其既定计划，所以我们中国也希望苏联政府能同意中国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其政治经济组织。”斯托莫尼亚可夫说；“苏联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一旦苏联要与中国建立进一步关系的话，那个中国也是蒋介石统治的中国。”蒋廷黻报告蒋介石：“目前虽不必订特殊条约或作形式友好表示，然即利害相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亟宜树立，如此我外交可添一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新疆问题可免复杂化。”蒋介石最担心的就是苏联援助中共，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表现出亲苏，也令蒋担心，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蒋介石对苏联态度开始转变。蒋介石复电嘉许，并让孔祥熙密告苏联驻华公使鲍格莫洛夫：“蒋廷黻与中正有密切关系，极为信赖，嘱咐转达俄当局可与蒋公开谈判。”自此国民党政府与苏联关系开始升温。
9·18事变中蒋介石一直寄希望于“国联”的调停—主要是美英，但现实击碎了蒋的美梦，美英只是在口头上对日加以谴责。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公使郭泰祺同苏联驻伦敦全权代表И。M。，梅斯基举行会谈。郭泰祺向梅斯基表示，“中国形势带有危急性质。三年多来，中国是靠自己的力量‘击退’了日本，中国指望西方援助的愿望落空了。”“同盟国的援助只停留在虔诚的决议上，不能阻挡日本军队的侵占满洲……就在前不久每个人就在经济领域给中国以不同寻常的打击。由于约在一年前通过的‘白银法’，美国人抓紧收购白银。因此中国流入到美国的白银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不列颠政府并不比美国强……三个月前西蒙（英国外交官）同我会谈声称，大不列颠政府对维护中国的完整和独立特别关心，但是西蒙没有动一个手指头帮助中国对付困难。总之，中国的心情是这样的，就是对西方不再抱有幻想。”
日俄战争使苏联和日本结为百年世仇，苏联在远东必须提防日本，中国和苏联有着共同的敌人。这是蒋介石将对外获取援助的目标从西方转到苏联的根本原因。为了进一步沟通中苏关系，蒋介石派曾担任参谋、侍从八年的亲信邓文仪担任驻苏联武官。邓于1935年春到达莫斯科后在苏联帮助下进入新疆考察。邓文仪从苏联回国后向蒋介石汇报苏联有积极援助中国的意向，蒋于是便让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向苏联大使提出：“如果中国被迫武装抗日，考虑到海路难以获得军需物资，能否从新疆得到军需品？”
1935年10月苏联驻华公使鲍格莫洛夫同蒋介石会谈时，说明苏联要与中国改善中苏关系，缔结商务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的意向。蒋介石答复“完全同意改善中苏关系，因为两国面对同一个根源”，并且表示“不仅其本人连其政府其他人员也不相信苏联对新疆有领土要求。”
1935年10月份邓文仪在苏联发现英文版的《八一宣言》，将其翻译成中文带回国。蒋介石认为这是中共受苏联指使，便希望借苏联迫使中共谈判。1935年12月14日，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B.C。斯托莫尼杨科夫电告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不反对协定，并准备同中国具体谈论这个问题。”斯托莫尼杨科夫强调，“苏联清楚的认识到，不实现蒋介石军队和中国红军部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可能真正的抗日。”
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和鲍格莫洛夫进行会谈。蒋介石说：“提出的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红军的问题。如果中苏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共产党可以公开存在，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苏联必须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红军承认事实上的政府，那时中国政府就能抗日了。”鲍格莫洛夫回答：“苏联政府对中国红军没有任何影响，这应由中国人自己去完成。”蒋介石又说：“一国之内不允许有其他政党拥有军队。如果苏联政府就中国红军承认中央政府权威一事向红军施加必要的压力，那么苏联政府就可以此表示对南京的真诚态度，并赢得南京政府这个忠实的同盟者。”鲍格莫洛夫斩钉截铁地声明：“我们绝不能扮演你讲话中说的任何居中调解人的角色，这是中国内政。”蒋介石同孔（祥熙）商量后说：“可以据以下原则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同时保留其现有人员参加抗日。”鲍说：“按自己的意向同红军谈判，这是你的内政。”蒋介石说：“尽管如此，他希望鲍向苏联政府转达这个想法。”鲍回答说：“我当然会把他的话报告我国政府。”历时两小时的会谈有八十分钟被用来谈这个内容。
苏联不愿意做同共产党谈判的中间人，蒋介石只好自己解决。邓文仪先和潘汉年进行了会面，又在1936年1月15日会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时说，蒋介石看到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发言后决定同中共谈判。邓提出：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领导人参加南京政府。2、改编中国工农红军为中国革命军，因为对日作战必须有统一的指挥。3、国共两党恢复1924-1927年的合作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中共将继续独立存在。将来抗战爆发后，内蒙古或西北部分将成为红军继续活动的地区，邓还认为中日战争情况下，日本将会封锁中国的海岸线，那时中国的武器来源不将是英美而是苏联。南京希望经过西北从苏联获得武器。王明答复说，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中央都在国内，希望谈判以国内进行为好。
回过头看看蒋介石的老对手，1935年10月红军在蒋介石一路的追击下到了陕北，但是直罗镇一仗红军干净利落的将东北军109师全歼，第109师师长牛元峰被击毙，红军在打援中又歼灭援军第106师的一个团。蒋介石心里明白要想把红军全吃掉还是要崩掉几颗牙的！
基于以上几点，蒋介石把和中共谈判的目光转向国内。
蒋介石秘密布置陈立夫寻找与中共联系
无论是争取苏联的援助还是寻找和中共秘密谈判的渠道，蒋介石都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怕刺激日本。1936年陈立夫接替邓文仪去苏联争取苏联的援助和寻找中共的关系时，他不在国内的这段日子里，妻子隔一段时间就寄出早已写好的明信片给友人，可见机密程度。蒋将与中共联系的重任交给了陈立夫，这和陈主张抗日联共的态度有关系。陈立夫见日本侵华加剧，曾找到当时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的汪精卫，建议与日本协商，“转移日本军阀之目标，使之北进或南进而不西进，以减轻我国压力。”当时遭到汪精卫的拒绝，便与其兄陈果夫秘商，认为“照此情形，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致利用中日战争，帮助中共发展，惟兹事大且须绝对保密，否则足以瓦解剿共军心，且足以使日寇侵略加剧，立未到而害先至，故必请示领袖（指蒋介石），得其许可，而后进行。”
陈立夫受命后，不便直接出面，由交通部长曾养甫办理。1935年11月，曾养甫找来他的下属谌小岑，要他设法“打通共产党的关系”。这一切都是在极其秘密中进行的，一次蒋介石和曾养甫谈论和中共谈判，陈布雷进来了，蒋马上转移话题。
谌小岑在五四运动时参加过觉悟社，同周恩来、邓颖超熟悉，同一些进步文化人也有交往。他从两个途径进行了试探：一个是经同国民党元老覃振相熟的进步学者翦伯赞介绍，约北平的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到南京来同曾养甫见面。吕振羽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同北平的地下党有联系。他到南京的商谈，是在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和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领导下进行的。谌小岑的另一个途径是经过在南京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的左恭的介绍，找到上海地下党的关系。上海地下党派张子华以长江局代表的身分也到南京同曾养甫会晤。但吕振羽也好，张子华也好，都不能代表中共中央进行谈判。因此，国民党当局仍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最后国共两党直接联系还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得以实现。
宋庆龄安排将国民党希望谈判的消息带给中共
1936年1月，宋庆龄在上海请以牧师身分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到她家里，交给他一封信件，要他送到陕北面交毛泽东、周恩来。为了旅途的方便，宋庆龄还给他一张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上海党组织也介绍张子华与董同行。由于陕北苏区处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包围下，董健吾等要安全地进入苏区需要得到张学良的同意。董情急之下拿出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张学良从这件事中明白了南京的意图。张学良派人护送董健吾、张子华进入苏区后常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此时张学良还没有和中共直接联系。
2月27日，董健吾、张子华到达瓦窑堡。这时，洛甫、毛泽东还在山西前线，周恩来在陕北前线检查工作，并准备前往山西参加会议。留在瓦窑堡的博古分别会见了董、张二人。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建议：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应分别进行。对蒋介石方面可答应派正式代表到南京谈判，谈判条件应依照拟定的抗日救国通电及宣言所定，而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则为根本之点。3月4日，洛甫、毛泽东、彭德怀复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第二天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离开瓦窑堡，回宋庆龄处复命。国共两党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终于在宋庆龄的推动下接通了。
综上所述，蒋介石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为了获取苏联的支持，不得不做出一个与中共和谈的姿态，另一方面也是中共的战斗力使然——刚刚到陕北的红军就干净利落的干掉东北军的一个师，剿抚并用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面对起义者的手段。蒋介石后来说到西安事变前其派人和中共密秘联系说到：“那时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国民党方面一边在和中共谈判一边在进行围剿，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派人到陕北，一直是中共的张子华和潘汉年为此奔走。这段谈判必定不是一帆风顺的，1927年放弃武装的的鲜血还在共产党人的眼前。刚刚结束长征的中共方面是否还拘泥于左倾关门主义的束缚中呢？张学良、杨虎城何时开始同刚刚到陕北的中共秘密联系呢？中共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