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陈云到小蒸调查，就住在这里，房东是当地的老中医陆少泉，指着屋前的这块空地，两位老人告诉记者，正是在这里，陈云与当地干部群众拍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1961年6月27日至7月11日，陈云（第二排左四）在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作农村调查时，与公社干部合影。
作者：洪梅芬
素墙黛瓦，雕廊木栋；青石古桥，两岸垂柳。
日前，记者又一次来到具有浓郁江南水乡韵味的陈云纪念馆。驻足在那幅“1961年6月27日至7月11日，陈云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作农村调查时，与公社干部合影”的黑白照片前，分外亲切。
10年前，正是这幅照片，将记者的采访引向了陈云同志的一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经典调查。
光是研究养猪就开了两个座谈会
“1961年六七月间，陈云到小蒸农家住了15天，视察了养猪场、自留地等地方，并主持召开10次座谈会，听取农民的意见。”
跟随吴福林、陈永年两位老人，穿过练塘镇小蒸社区三官桥路86弄，便是一幢黑瓦白墙普通的民居，左侧一座石碑上书：小蒸农民暴动指挥所。
“1961年，陈云到小蒸调查，就住在这里，房东是当地的老中医陆少泉，指着屋前的这块空地，两位老人告诉记者，正是在这里，陈云与当地干部群众拍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照片后排站立的青年当中，就有眼前这两位老人。当年，吴福林（后排左六）任小蒸人民公社副业部部长，陈永年（后排左一）任小蒸公社金星大队党支部书记。说起时隔几十年的往事，仍清晰如昨。
小蒸于陈云，既是故乡，又是革命人生的始发地。到自己熟悉的地方、找熟悉的人了解情况，是陈云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每一次座谈会，都是在底楼客厅进行，陈云同志与我们并肩而坐，手里总是握着一支铅笔，边听边做记录。”两位老人介绍，光是研究养猪，陈云就分别召集了公家养猪和私人养猪两个座谈会。
小蒸地区原是青浦养猪最多的地方，1958年公社化后，养猪一年比一年少，1958年6869头，1959年5700头，到了1961年只有3777头。座谈会上，陈云说：“你们现在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啊！”他问大家：为什么猪会越养越少，越养越不好？”社员们纷纷告诉陈云，公养的猪死亡多，长肉少，积肥少，浪费稻草和劳力……陈云边听边记，总结了四方面原因：一是饲料跟不上；二是管理不善；三是劳力跟不上；四是有些猪冻死。但是，社员自己养的猪却成活率非常高，达到99.2%。
当时，为了改变“大跃进”以来农村生猪下降幅度很大的状况，中央已经确定了“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但上海仍然不准农民私养母猪。了解情况后，陈云当场表示同意把母猪迅速放给农民私养，并保证不会被没收。这一喜讯当天就传遍全公社，第二天是7月1日党的生日，公社宣布放假一天，农民几乎家家都去抢购苗猪，把所有的小船都划出去抢捞可作猪饲料的水浮莲。
食堂家中集市泥腿子里跑出调查结果
此后，记者又多次走访陈云故居，有关“小蒸调查”的材料得以不断丰富。
调查中，陈云不仅召开座谈会，还亲自察看养猪场。公社15个养猪场，陈云亲自去看了两个。在庐花养猪场，看到小猪都在乱草堆里，毛色黄黄的，陈云感叹：这猪是养不好的，管理不好、饲料不好，还没有青饲料和精饲料，只有柴草。他问，为什么私人养得好？农民解释说，私人家有田埂，可以种上一点草头来喂，还可以喂点糠。还有在下小猪时，都是看好的，不像集体养猪，产几头都不知道。
在集体养猪场，陈云观察到饲养员喂猪时就像食堂开“大锅饭”，随手将食盘一放，哪头猪吃得多，哪头猪吃得少，根本没有人管，有的吃得肚皮滚圆，有的却连一口食都抢不到。再看四周，猪圈的卫生极差。他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养母猪的地方，这样的猪场能增产猪仔吗？”当时，由于母猪只准公养，不但产苗猪大大减少，而且公养母猪的饲养员远不如农民照顾细心，产苗猪少，苗猪死亡也较多。
调查后，陈云总结了“私养比集体养好”的“三省二增”结论。“三省”是省饲料、省劳力、省成本；“二增”是增肥料、增收入。然而，这一结论究竟是否符合实际？陈云进一步听取各方意见、各种观点，特别是反对的、不同的声音。他深入食堂和农民家中，与公社干部反复讨论，还到集市了解情况。
在走访农户时，陈云向养苗猪有经验的农民作调查。他们告诉陈云，私养母猪的时候，养得好赚钱多，养不好要亏本，所以农民对待母猪会像对待产妇一样关心，对苗猪会像对婴儿一样关心。喂猪的时候会很细心，很耐心，注意观察猪什么时候该吃什么、喜欢吃什么，有什么异常。母猪快生产时，农民往往就睡在猪栏边守护，对比较瘦弱的奶猪给予特别照顾，会把它放在奶水最多的第三个奶头上吃奶，奶猪是认奶头的，以后就会固定在第三个奶头上吃奶，这样奶猪就长得比较均匀……这样的调查，让陈云更加确认“私养母猪”在当时比起“公养猪”更加适合中国农村的生产力状况。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多产苗猪；而要多产苗猪，就必须把苗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关键。”
小蒸调研15天，除了调查“公养猪”和“私养猪”问题外，陈云还调查了“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平调退赔”、“农村商业”、“公社工业和手工业”、“粮食包产指标”、“征购任务”、“农民积极性”、“干部问题和群众监督”、“防止小偷小摸，保护生产”等10个问题。
当着基层干部的面认真向大家做检讨
一天，陈云散步来到三官桥，只见几位老农坐在桥上纳凉，便上前问道：“生活过得如何？”老农回答：“解放以来老百姓分到土地，当了土地的主人，年底再也不用为还租米担心了，但现在就是肚子吃不饱。”他们还拍拍肚皮说：“肚皮这么大，是天天喝稀粥喝的。”
在干部座谈会上，当时身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陈云，当着基层干部的面承认工作没有做好，并认真地向大家作了检讨。他动情地说：“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现在老百姓的肚子还吃不饱，生活还那么困难，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说主要责任在中央，是我们中央的几位同志工作没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改进工作。”
当年负责记录的陆恺悌回忆说：“这段话令在场的每一位同志都十分感动。”
注意倾听群众的不满意见，是陈云调查研究的又一特点。据陈云秘书周太和回忆：当时“农民有四点不满：一是对吃稀饭不满意，粮食征购多了，只留粮食400斤，每天只能吃两稀一干。二是对干部不参加劳动不满意，说干部‘大衣捧了捧，不做三百工’，群众是‘头发白松松，不做不成功，做了二百工，还说不劳动’。三是对农作物改制，如改种双季稻、养鱼而未能多收有意见，说有的干部‘嘴唇两张皮，翻来覆去都有理’。四是对干部说大话，缺少自我批评不满。他们说：‘干部吹牛皮，社员饿肚皮。’还说：‘干部出风头，社员吃苦头。’”
陈云不仅自己讲真话、实话，还要求参加座谈的同志也讲真话、实话。陈永年回忆：陈云同志说“你们讲，一定要讲真话，一定要讲实话，讲假话、说大话，要害人的。”
陈云在主持召开的“干部问题和群众监督”座谈会上说：“群众骂我们就是好事，有缺点才会骂，所以我们一定要听听反面的话。”“干部能不能深入群众，就是看群众能不能向你提意见。”他还说：“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很重要，否则天高皇帝远怎么管得到，干部不怕群众，群众怕干部，这种局面保持下去，我们的江山绝不能巩固。”
1961年7月11日，陈云离开小蒸，又到杭州、苏州等地调查。回到北京，陈云写出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专题调查报告。8月8日，陈云以青浦农村调查为题，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信，并附上这3个调查报告，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的农业生产与农民的情况，为中央制定和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重要资料和依据。
毛泽东夸奖陈云对经济懂得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非科班出身，却在财经工作中体现出超凡智慧，陈云的“秘诀”正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