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使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种族之别，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
陈辉/整理
不局限于抗战谈抗战
今年出版了大量的抗战题材的作品，有讲抗战全史的，有讲地方抗战史的；有写事件的，有写人物的；有历史专家写的，也有个人回忆录。史料之丰富，材料之细致，可以说达到了历史新高度。这对于抗战史的还原和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视角。
我这本书的中心其实已经超出了对抗日战争的描述，而主要分析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衰落沉沦的深层原因，以及民族复兴为什么又成为必然这样一个非凡的历史进程。本书不是平铺直叙阐述情况，而是深挖深思了抗日战争中的一些关键点：为什么落后挨打？是哪些地方落后？为什么落后？为什么抗战在卢沟桥爆发？为什么直到美国人宣战了我们才正式对日本宣战？为什么小日本以为短时间可以灭亡大中国？为什么中国出了那么多汉奸？为什么毛泽东说“战争之传力的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通过对这些关键点的深挖，从而解开胜败之谜。
自甲午战争开始，哪一次针对中国的战争，都少不了日本；哪一个帝国主义杀人，都不像日本人那样在南京屠城。日本之前也像中国一样，是被侵略者，但是当它发展起来，它发动的侵略，比别人的更凶、更狠。这也可以说是历史上很奇异的一个特性。
近代失败不完全是军备原因
近代中国史，可以说是多次被侵略战争洗劫的历史。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28艘军舰、1.5万人的军队便迫使大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白银。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1.8万人、法军7200人长驱直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1894年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开辟空前的割地赔款。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国家虽然不少，拼凑的兵力却不足两万，10天令北京陷落，赔款数额更是达到空前的4.5亿两白银。一个被西方描述为GDP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什么会这样？
有人从军备上寻找失败原因。于是有了1861年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主持的洋务运动，开工厂、制机器、铸大炮、造轮船，比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还早了7年。
可有先进武备一切便都迎刃而解了吗？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七千多吨的铁甲舰“定远”“镇远”两舰本是亚洲最具威力的海战利器，大清陆军的毛瑟枪、克虏伯炮也绝不劣于日军的山田枪和日制野炮。但半年时间内，30年洋务运动积攒的最大军事成果“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签下的《马关条约》更令中国遭受空前的割地赔款，连英国、法国这些旁观者都大跌眼镜，未想到中国竟然衰弱至此。
严复点出了衰落的原因
痛彻肺腑的中国人开始从体制上查找根源。严复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
严复这段话点出了中国至弱之源。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统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影响在中国根深蒂固。当西方各国从17世纪中叶纷纷开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时，中华民族大大落后了。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这种状态，怎么可能要求百姓与你“万众一心”？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登陆后发生在三元里的抗击未能成为普遍现象，更多的是民众主动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粮食。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有民众也加入了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身后有民众推车帮助运送物资给养；联军部队包围北京，又得民众指引从广渠门下水道攻进城内。攀墙围攻皇宫，还有民众帮着架梯、扶梯。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画面是当联军部队从广渠门下水道鱼贯而入、一个一个顺土坡往上攀爬时，两侧有一群一群的中国人，揣着手站在那里，麻木地观看。这就是孙中山描述的状况：“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一盘散沙同坚船利炮对抗，结果可想而知。
造成落后挨打局面的内因
推翻满清、创立民国，旧中国随意被踢开国门、随意烧杀抢掠的现象仍然没有中止。
民国政府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丢掉东北，后在1937年“七七事变”中丢掉华北。人们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却很少思索日本关东军为何敢于以1.9万兵力面对19万东北军，日本华北驻屯军为何敢于以8400兵力对10余万兵力的宋哲元29军。
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肃亲王善耆审汪精卫时说了一段话：“你们这革命当然是有原因的，是看到清朝太坏了。假如你们革命成功了，我看你们也强不过我们多少。”从1911年至1931年20年时间，仅四川一省，军阀混战就有478次。这种内耗严重、四分五裂、散沙般涣散的国家状态和社会状态，怎能不成为列强屠宰的目标。
坂垣征四郎曾说：“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这再清楚不过说明，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险，就是看透了中国的国家内耗、政府腐朽、社会涣散的状况。100多年来这些教训，一个比一个惨痛、一个比一个沉重。一个中国人仅会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还无法明白那段历史。如果不探究我们是怎样衰落到了那样地步，不了解当时中国的军事有多么软弱、政治有多么腐朽、社会有多么涣散，就不会了解这种软弱、腐朽与涣散要带来多么巨大深重的灾难。“落后就要挨打”在中国更多表现为“软弱挨打”、“内耗挨打”、“腐朽挨打”、“涣散挨打”。
宋哲元犹豫不决留遗憾
卢沟桥并非边关塞外，华北地区全部日军的最高统计数字，只有8400人。同一地区仅宋哲元的29军，就不下10万人。战争爆发之前，敌人就已如此深入了你的领土，而且以如此少的兵力向你挑战，查遍世界战争史，都没有这样的先例。
29军军长宋哲元本来是力主抗战的最早将领之一，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是著名的反蒋人物。正因如此，蒋介石也早就想收拾他。
宋哲元联络日军，动机原非降日，只是想借以保全自己的地盘，提高自己的地位。国难当头之日，还想在民族大义与集团私利矛盾冲突的刀尖上，踮着脚尖走钢丝。
在“七七事变”之初，宋哲元仍然犹豫动摇于抗战与妥协之间，主张谈判解决问题。一直到7月27日，才发表坚决抗日的通电。但宋哲元提出了两个方案，既不是死守，也不是撤退，而仍然是一种现实战争与期望和平之间的游离。最后暗示他可以撤退的，还是蒋介石发来电令：“命宋将军移驻保定，坐镇指挥。”
华北就这样丢掉了。如果不幸中还能找到万幸，那就是它是在经过激烈战斗之后被强行占领的，不是像东三省那样拱手相让的。虽然仗打得不甚理想，但一己之私最后终于让位于天下之公。1940年4月，宋哲元在四川绵阳病重不起，临终前在病床上，反复重复着一句话：“不能再参加战斗行列，不能看见抗战胜利，死也不能瞑目。”历史最终铭记了他的愿望。
人民是最终的胜利者
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面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1900字文稿6次提到“弱国”。
7月31日晚，蒋介石再公开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国民政府随后组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民国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坚决抵抗，让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
更让侵略者始料未及的，是出现了另一个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出现的奇异景象。
中国最广大的地区还是农村，最众多的民众还是农民。开辟与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是真正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与日本侵略者持久决胜的核心与关键。随着战场上国民政府军队节节后退，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向敌后挺进，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农村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已经拥有一亿人口。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时，日军已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钉死在华北，严重牵制了日军兵力，消耗了日本国力。敌后战场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军民一致打击侵略者的状况，令日军震惊不已。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团结是民族复兴的力量
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它醒来世界会为之震颤。
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企图唤醒这头狮子，但在中国没有引起反响。惊醒这头睡狮，还需要更惨痛的失败。这一失败接踵而至：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灰飞烟灭。1900年联军入侵北京，签下《辛丑条约》。
再也没有比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更为刺痛人心的了。甲午战争后1895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标志着中国官僚士大夫阶层的觉醒。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使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种族之别，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
今天回顾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没有反抗侵略中锤炼的战斗队伍，这一胜利肯定不会这样快地到来。正是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抗战胜利，使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大国之列。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出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坚强的民族组织，成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成为今天和今后继续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