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盟国9月2日对日受降之后一个星期，中国政府于9月9日正式举行对日受降仪式。事实上，在此之前几个月，日本军方已经对战事绝望，匆忙寻找谈判机会，想找到一条活路。但除了绞索，日本军国主义已经等不到任何回应。本文披露日本投降前与中国的最后一次谈判努力。
1945年9月9日，中国陆军司令何应钦在南京陆军司令部礼堂接受日本侵略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递交的投降书。
作者：俞天任
1945年7月9日，河南省周家口（现在周口市）东南往新站镇的路上。
一辆人力车，车上坐着三个身穿纺绸长衫的人。如果仔细看看，还是能够发现他们和一般商人有点儿不一样，眉宇之间似乎隐约藏着杀气。
有一幅题名为《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的油画描绘了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在画面右方正向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提交投降书的，是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和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他们身后还有五个在弯腰鞠躬的日本军人，最外侧的一个就是支那派遣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
此刻车上坐的三个人中，就有今井武夫。
特殊身份
支那派遣军总参谋副长，怎么乔装打扮到了河南省内这么个偏僻地方来了？
日本的昭和历史书上经常会出来一个名词“支那通”，千万不要望文生义，以为“支那通”就是“中国通”的意思。其实“支那通”是一个专有名词，专指“参谋本部支那班”出身的那些参谋，像甲级战犯铃木贞一、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以及后来帮蒋介石守金门的根本博等，不能随便乱用。
在当时日本陆军中最有名的“支那通”有三人：当过张学良和汪精卫顾问，后来在陆军省当次官的柴山兼四郎中将；策划成立汪精卫伪政权的第38师团长影佐祯昭中将；还有一位就是这个今井武夫少将。
顺便说一句，影佐祯昭中将是现在日本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的外祖父。
今井武夫的经历在这些“支那通”里也不多，他1928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0期毕业以后在日本本土只待了两年左右，那还是在参谋本部当支那班班长，后升任支那课课长。太平洋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在菲律宾待了一年，除此之外全在中国大陆。而且干的都是几乎同一类工作，就是劝诱蒋介石投降，被称为“桐工作”。后来在确定蒋介石不可能投降之后，又改成和蒋介石讨价还价。
因为今井武夫几乎没有担任过军事主官，而且他的情报活动也主要是和国民政府谈判，所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曾经公开为他打过包票：“今井不是战犯。”
但是，今井也遭遇过险境。
1943年3月在菲律宾，即将晋升参谋本部作战课作战班长的辻政信中佐胆大包天，以大本营名义下达了杀俘命令。
大本营命令，谁敢不从？但当时任第141联队联队长的今井武夫大佐在接到电话后觉得不对，认为大本营还不至于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立即表示：“这么重大的问题，一定要书面命令”，放下话筒就释放了全部战俘。结果书面命令也没有来，而今井武夫也就逃脱了上绞架的命运。
临危受命
当时日本人看起来似乎特别强硬，像近卫文麿首相在1938年就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日本人各自为战，各找各的关系在和中国谈判，政府方面是政府方面的路子，参谋本部是参谋本部的路子，甚至看起来连战连胜，把蒋介石赶去了重庆，在南京又成立了一个汪精卫伪政权的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找路子和中国谈判，因为这些在中国战场的日本人最清楚：如果不能和蒋介石谈点儿名堂出来的话，他们只有在中国被拖死这一条路。
当时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参谋本部搭上了宋子文这条线，派人和重庆方面谈判。第七课的铃木卓尔中佐到香港和重庆方面派出的自称是宋子文弟弟的宋子良谈了满洲国问题、汪精卫问题和日军撤军问题，可那位自称宋子良的人走了之后再无回音。后来才知道是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用的缓兵之计。日本人对这次“挨涮”特别耿耿于怀，战后何应钦去日本治病还被冈村宁次追问那人到底是不是宋子良。
到了1945年2月下旬，日本人已经急于找蒋介石谈判，谈什么都行，只要能找到真能代表蒋介石的人。
汪伪政权的参谋本部没有参谋总长，只有个参谋本部长的官职。参谋本部长叫杨揆一。杨揆一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和今井武夫配合得不错，他搭上了何柱国这条线。
何柱国上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1期，算今井武夫的后辈，当时任中国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十五集团军司令官，和日军在鄂北、豫南战线上对峙。
杨揆一带来了一个便衣人物，来人自称是李耀，军衔上校，自称能全权代表何柱国上将。李上校对今井说：“何司令官有诚意和日本方面谈判，蒋委员长也知道此事，如果日军也有诚意的话，请今井参谋副长来我处和何司令官面谈。”
今井方面最后被告知：何柱国司令官可以在位于河南省周家口南方新站镇的十五集团军前线司令部会见今井武夫，时间是7月9日下午两点钟。
冈村司令部里反对今井赴约的意见还是不少：如果这是个圈套，引诱参谋副长单身出外而被擒获，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脸面往哪儿搁？但冈村宁次却不这么看，冈村宁次认为战争已经失败了，现在的中国军队已经没必要来设圈套抓日本军官了，再说就是有危险也要去，只要能见到何柱国，就能向他说明日本人的想法，让何柱国转达给蒋介石。为了保全日本民族、国土、天皇和军部，这个险一定得冒。
谈判碰壁
7月5日凌晨，今井带了一个卫兵和一个翻译从南京坐飞机出发。本来这个时间安排还有富余，但是刚飞出南京飞机就发生了故障，迫降在了蚌埠。在蚌埠机场修飞机就花了一天，到6日傍晚才到开封，7日飞到堰城野战机场，然后坐卡车颠进周家口已经是8日了，休息了一天之后三人脱下军装换上便服，准备穿过双方的对峙线。
日本军这边没问题，大队长把他们送到步哨线上，再往前就是无人区了。这个宽达20公里的无人区说是无人控制，实际上是游击队的天下，在无人区里被游击队“做”了连尸体都别想收回来。
今井深喘了一口气，回过头来向身后送行的军官们行了个军礼：“我走了，其他的就拜托你们了。”
全体军官们一起直立不动，然后低头把腰弯成了最高礼仪的25度。
今井一行三人往前走了大约10公里之后，突然出现了一个拉着人力车的中国人，今井向他打了个招呼：“老乡，新站镇还远吗？”
“远着呢，还有十里地吧。看起来你们都是有钱人，不如坐我车去，走着多累啊。”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幅图景。
不知道走了多远，树丛中传来了一声低喊：“站住，哪方面的？”
今井等人的血都一下子凝住了：“我是今井少将，从南京来见何柱国司令官的。”
树丛中走出了十来个全副武装的士兵，领头的对今井只说了一句：“跟我们走”，就留下车老板一个人在原地发愣：“娘唉，我这拖的是三个鬼子？”
今井三人被端着步枪的士兵们夹在当中走进了新站镇，远远看过去新站镇口站着二十几个手持军号的士兵，当今井们走进镇口时，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发了一声口令：“立正”，二十几个号兵一起吹响了欢迎号。
这是9日中午12点。
何柱国将军的司令部是一个民宅院子，面容削瘦的将军在门口迎接今井。何柱国对今井说：“这种情况下见面，对不起您了，连像样的饭菜都端不出来，就准备了一点儿洗澡水，你们消除一下旅途的疲劳吧。”
洗完澡，吃了一点儿简易的饭菜，下午两点钟，双方准时在司令部院子内的一间房子里举行了谈判。
今井劈头就说：“我不代表大本营，你可以认为我是私人身份，但是支那派遣军司令部冈村大将以下同意我观点的大有人在，所以我能够把你们的要求转达给大本营。”
何柱国接了下来：“正好，我也不是中国的正式代表，但是在这间屋子里讲的每一句话都会转达到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
今井武夫确认一句：“何将军是说蒋介石委员长知道这次谈判？”
“当然知道，否则我们不会请你来。”
今井的下一个问题是：“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和平交涉的余地还存在吗？”
何柱国：“不存在日中之间和平交涉的问题了，中国是同盟国的一员，没有单独媾和权，日本政府只能同同盟国谈判。但是为了帮助日本打开同同盟国谈判的大门，本官作为今井参谋副长的后辈愿意坐下来聆听日本政府的意见和条件，并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以及同盟诸国转达。”
今井点了点头。
何柱国继续问：“今井前辈是否能够说明一下日本政府的和平条件到底是什么？”
今井清了清嗓子，开始了正题：“虽然我不是大日本帝国的正式代表，但只要了解了中国方面和平要求的具体条件，支那派遣军司令部可以作为自己的意向而向日本政府报告的。至于日本方面和平的绝对条件就是包括国土、国民和天皇制在内的日本国体能够得到保证，至于在南京政权和满洲国问题上，日本政府将以最大诚意来帮助中国政府妥善处置。”
何柱国笑了笑：“今井前辈，无论是支那派遣军还是大本营恐怕都太乐观了吧？我刚刚已经说过，中国没有和日本的单独媾和权，对日本的和平方针是同盟国间已经决定下来了的。今井前辈刚刚说到日本国土，我倒可以向前辈透露一些同盟国已经决定了的有关日本的和平方针。”
今井武夫舔了舔干燥的嘴唇：“谢谢司令官。”
何柱国说的话像一记记重拳打在今井武夫的心上：“首先，日本的武力必须解除，日本的国土必须割让。满洲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是在讨论之外的。此外，日本必须放弃台湾和朝鲜，向苏联割让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向美国割让琉球群岛，所以国土是不能保证了。”
今井强打精神：“其他的条件呢？”
何柱国继续说了下去：“至于天皇制的问题现在还在讨论之中。蒋委员长并不希望日本由于战败而亡国，所以希望天皇制能够继续保存，中国会继续提议保留日本天皇制，但中国没有能够说服同盟国的自信。”
这段话总算使今井安了一点儿心。
谈判进行了三个回合，到今井武夫在欢送号声中离开新站镇的时候，已经是7月10日的早晨了。7月14日今井武夫回到南京，在向冈村司令官汇报之后，向大本营提交了这次谈判的报告。大本营收到报告后，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应，干脆当鸵鸟装傻不知道，这事就算没了。
这就是日本陆军和中国国民党军之间的最后一次谈判。实际上本该还有一次，主角还是这位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在和何柱国联系的同时，汪伪上海市市长周佛海和浙江省省长丁默邨又找来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一位代表，此人是清末大臣、著名教育家张百熙之子，20世纪50年代出任过澳门华侨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张叔平，这时候的身份是“张叔平上校”。
张叔平没有到南京而是在上海，今井武夫和张叔平之间的联系通过周佛海作为中间人进行，两人并没有见过面。7月14日今井武夫从周家口回来以后，被何柱国将军所透露的消息吓得魂不附体的冈村宁次更加坚定了要尽快找到更高级的国民政府高官的决心，命令周佛海和丁默邨一定要想办法促成今井武夫和顾祝同的直接谈判。
最后在7月下旬丁默邨传来了重庆同意举行“顾祝同、今井武夫谈判”的消息，时间为8月8日，地点在杭州西南的浙江桐庐。
可是到了8月4日，顾祝同司令部发来电报说把谈判的时间和地点改在8月16日的江西省玉山。
大日本帝国没能活到1945年8月16日。前一天的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就发表了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的诏书，这一下也不要搞什么“和平工作”了，直接进入到投降程序。因此今井武夫7月份的河南之行成了最后的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