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友于官场中，充其量是官员的助手、参谋及办事员。在高度集权、讲求人治的传统社会，基于地位、身份、权力运作机制等诸因素，幕友们往往可以共享高官的权势，进入前台，赤膊上阵，充当“权力倒爷”或“二掌柜”的角色。
肃顺作者：王学斌
1861年11月12日夜，闲居湖南老家的翰林郭嵩焘，满怀复杂心情，缓缓展开纸卷，提笔蘸墨，在其日记里写下如许文字：
门丁之舞弊，人皆知之；幕友之舞弊甚于门丁，人不知也。天下之乱，原在讼狱，定首乱之罪，惟幕友当之。
郭氏对幕友此职业之抨击，绝非泛泛而论，一般“吐槽”，实则有感而发，暗藏所指。须知，四天前，前大清顾命大臣肃顺的脑袋刚刚搬了家。而郭嵩焘曾一度与肃顺走得很近，短暂跻身“高官大秘”之列。故在郭看来，肃顺之败，恐与其幕中的秘书、也就是师爷们大有干系。那么，晚清的“师爷政治”究竟是怎样一种生态？
“师爷政治”
幕友，又称幕客、幕宾、幕僚，俗称师爷，在古代即协助中央或地方官员进行政策谋划、开展调查研究、做好联系接待、办理文书庶务甚至教育干部子弟的人员。可见，幕友之所以为幕友，就在于他们多隐伏于幕后。于官场中，其充其量是官员的助手、参谋及办事员，未经领导授权，手上并没有丝毫权力。然而，在高度集权、讲求人治的传统社会，基于地位、身份、权力运作机制等诸因素，幕友们往往可以共享高官的权势，进入前台，赤膊上阵，充当“权力倒爷”或“二掌柜”的角色。这实与当下的“秘书政治”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姑且称之为“师爷政治”。
古代的“师爷政治”，特色大致有五：其一，师爷参与具体政务，代行官员权力，实为主子的化身或代言人；其二，师爷涉及权钱交易，与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实为主子的经纪人或利益代理人；其三，师爷实乃官场升迁之终南捷径，不少师爷借助曾为高官出谋划策，博取赏识，从而凭此进军仕途，占据要位，与主子遥相呼应，拓展政治版图，形成派系；其四，师爷群体往往掌握海量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资源，且行事灵活，通常不受官场规则束缚，故他们可利用手中所控之公权力与话语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五，师爷与官员之间的职责界限模糊不清，因此对于师爷所作所为，缺乏有效的监管，于是同僚往往秉着“打狗须看主人”的态度，对师爷越权干政之举，不愿管，也不敢管。
很明显，“师爷政治”乃传统政治体制之薄弱环节，这也恰是历代读书人趋之若鹜的要因所在。秦汉时期的尚书台，从一个纯粹办理文书的秘书机构，演变成南北朝权力过大、尾大不掉的尚书省，其间兴风作浪、把持大权的，便是一个个手握笔杆的师爷们。之后的皇帝们，不断变更机构，屡次倒腾，整饬“师爷政治”，然而皆治得了一时，摆不平一世，最终其依旧做大。时值清代，“师爷政治”之火爆，不仅未输于前朝，且呈全盛态势。清人邵晋涵曾云：“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名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也。”诸如高士奇、张廷玉、毕沅、左宗棠、薛福成等高官宠臣，要么直接为皇帝服务，要么为地方督抚参谋，都由师爷之路径衣紫腰黄，青云直上。
因此一把手位置越高，权力越大，距中枢越近，则其幕友参与政务、共享权势、影响政局的机会自然越大。身为权倾咸丰一朝的重臣，肃顺“轻满员”，唯独“雅重汉人名流”，故“一时名士，咸从之游”。其周边便围绕着一干汉族“大秘”，时人将核心成员称为“肃门六子”。
“肃门六子”
这六位师爷分别是曹毓英、李寿蓉、尹耕云、郭嵩焘、王闿运和高心夔。此六人各有专长，各司其职，一道组成了肃顺的智囊团。
曹毓英之角色，乃肃顺朝中耳目。曹氏出道极早，道光十七年中拔贡，授兵部七品京官，后一直混迹于基层。到了咸丰朝，曹在肃顺的扶植下以工书入值军机章京。曹的一大长处在于表面谦恭木讷，实则腹中计谋多端，其平常“对人询询，若不能言而计事辄中”。肃顺对曹可谓青睐有加，每次上朝路过军机处，见到曹毓英就直呼“曹师爷”，可见肃有多喜欢曹毓英。后来，肃更是举荐曹出任军机处汉领班章京，延为“羽翼”，专门负责给他监督其余军机大臣之言行，随时通风报信。
李寿蓉是财政专家。咸丰六年进士，出任户部主事。起初李“以才名见重”于户部侍郎徐树铭，徐又将李推荐于肃顺。肃时任户部尚书，凡遇财政问题，多向李征询意见，对其甚是倚重。后来肃顺彻查“户部宝钞案”，正是派李去查核账目，从而将其中的惊天贪腐一并揭开。
尹耕云则为肃顺的军事顾问。尹道光三十年进士，起先授礼部主事，再迁郎中。太平军北伐期间，尹襄助僧格林沁，上书剖析防务问题，纵论京师形势及巡防利弊，理切肯綮，文采飞扬，由是得咸丰帝赏识。肃闻其大才，于是揽入麾下，“敬礼有加”。英法联军侵华期间，尹参与办理北京团防，就军务事宜随时向肃汇报，以便其及时掌握情况。
郭嵩焘是肃顺的经济智囊兼湘军联络员。他咸丰七年入京，次年供职翰林院，授编修。郭因喜谈洋务、税法等问题，备受肃顺死党陈孚恩青睐，陈顺水推舟，又将郭推荐于肃，为肃顺看重。肃刚好于户部掌权，经常与郭商讨地方课税与变通盐法诸事宜。
湖湘狂士王闿运堪称肃顺的头号文字秘书。王博学多才，但屡屡名落孙山，迟迟不得功名，不得不靠给高官子弟“做家教”来赚取外快。恰好一回他任教于肃家，肃一见倾心，甚至要按照八旗习俗与王结为异姓兄弟，其对王之厚爱，可见一斑。
当然，肃顺的最大心腹，非高心夔莫属。除了文才，高活动能力亦是一流。咸丰十年，江南大营陷落，两江总督何桂清畏罪潜逃，继任者尚未确定。当时朝野皆认为曾国藩众望所归，但此事必须上达天听，皇帝批准，方可落定。高深知此事关系政局走向，朝廷安危，于是先到京师士林中商讨，集思广益，后赴肃府向其讲明利害。待谕旨颁布，曾国藩果然入主两江。
众师爷虽各有分工，但又能联手办大事，几位师爷彼此配合默契，火候把握恰当，做局环环相扣，不露丝毫破绽。师爷之手段，简直堪称逆天！
“风险投资”
师爷虽说能为幕主出谋划策、打理事务，但由于其职业特性及宾主间的私人庇荫关系，若想维持一个高质量的智囊团，官员往往要投入高成本，甚至冒巨大风险，透支自己的政治资本。
清代“绍兴师爷”之集大成者汪辉祖曾将幕友的职业道德概括为六个字：“慎交”“自立”“择人”。说得通俗点，即社交活动要慎重、做人做事有原则，宾主关系当适度。毕竟“幕之为道，佐人而非自为，境同离寄，无论所处何地，等是鸡鹜为伍”。不过理论但凡落到现实，往往知易行难，师爷们一旦尝到了权力的甜头，就如同吸毒成瘾，拼命攥住不放，终致跌入深渊。故名利场中，历来沉醉者多，而勘破此迷障之清醒者，终归少数。肃门六子之亲身经历便再度印证了这一道理。
有人身陷囹圄。李寿蓉负责核对户部一案账目，公事之余，却知法犯法，徇私贪墨。当时朝廷银库规定只收银号银元，而京城银号普遍存银不足，店主只得上交大钱抵偿，按例户部当一概不收，李却利用职权之便，收取银号老板好处，将大钱归入银库。很快东窗事发，为了避嫌，肃顺挥泪斩马谡，亲自奏劾李寿蓉，将之押入大牢。尹耕云的日子也不好过。郭嵩焘评价尹的个性为“能于背后痛发其隐私，自以为有节义声名，而吾辈终不敢信其心”。可知，在郭氏看来，尹不仅口德不佳，还颇有点好为大言、以邀时誉的毛病。这种伎俩，偶一为之尚可，经常施展难保不翻船。1858年，英军逼近天津，尹连续上书九封，力主抗战，甚至与郑亲王端华在朝堂争得面红耳赤。尹本想借此塑造刚直清流的形象，孰料令权贵之极大反感，迅即被革职遣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