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日记如实记录了一九四七年蒋介石派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率领中央前委机关撤离延安后，在陕北四十几个村庄工作、生活、行军的经过。
1963年，毛泽东与汪东兴。
《汪东兴日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出版。本文摘自汪东兴著 《汪东兴日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出版。
作者注：《随毛主席转战陕北》(一九四七年三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这段日记如实记录了一九四七年蒋介石派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率领中央前委机关撤离延安后，在陕北四十几个村庄工作、生活、行军的经过，以及在与敌人周旋的同时，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三百六十八个日日夜夜。
我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了近三十年，亲耳聆听毛泽东主席的言谈话语，亲眼目睹毛泽东主席的衣食住行。毛泽东主席是我最崇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是我最熟悉的伟大导师。
毛泽东主席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付出了他一生的辛勤劳动，付出了他毕生的心血。
毛泽东主席以他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以他博大精深的远见卓识，以他气势恢宏的英雄气概，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这本日记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而发表，以此寄托我对他的深切的永远的怀念。
一九四七年初，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我军在几个战场上夺得主动权，同时蒋管区人民的反蒋运动也有新的发展。中共中央根据这一形势，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中国正处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同时要求我军：为着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
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一月，我军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共歼敌七十一万余人。蒋军虽仍占有我解放区一○五座城市，但有生力量大量被歼，兵力不足的弱点更加暴露，被迫于一九四七年三月缩短战线，放弃“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并把进攻重点置于山东和陕甘宁两个解放区，以继续维持其战略上的攻势。
敌人依据“重点进攻”的方针，集中了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人，分由南、西、北三面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进攻。南线为胡宗南部，西线为马鸿逵、马步芳部，北线为邓宝珊部。其中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的十五个旅约十四万人，分两路直接进攻延安。
毛主席胸怀大局，十分清楚地知道，敌人表面气势汹汹，其实已是强弩之末，战争已到了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毛主席不失时机地做出了撤离延安的战略决策。
对于撤离延安，不少干部、战士、学生、农民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一部分同志不同意撤离延安，并要“不放弃一寸土地”，“誓死保卫延安”。毛主席在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年，动手挖了窑洞，开荒种了小米，学习了马列主义，培养了一大批干部，指挥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领导了全国革命。现在中国、外国都知道有个革命圣地——延安。延安不能不保，但保卫延安不能死保。战争不能只限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主要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主席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蒋介石打仗争地盘，要延安，要开庆祝会。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武装，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蒋介石占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他背上这个很重的包袱，我们再收拾他，他就要倒霉了，等蒋介石算清这笔账，后悔也迟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毛主席的讲话迅速传达下去。今天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同志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在干部会上的讲话内容，同志们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撤离延安的决策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思想通了，深感毛主席对战胜敌人，保卫延安早已胸有成竹，延安迟早还是我们的。于是群情激昂，上下同心同德，积极主动准备撤离延安，随时准备消灭敌人，早日收复延安。
这几天敌人不断地派飞机轰炸延安。中央机关和延安的群众陆续有组织有计划地撤离延安。
毛主席、周副主席住在王家坪左边的山坡上，山上边住着中央警卫团的司令部。
上午我们在窑洞里不时可以听到从延安南面传来的大炮声，听到激烈的枪声。这是我主力部队在三十里铺、劳山一带阻击敌人，尽可能推迟敌人占领延安的时间，掩护党中央和延安人民顺利撤出延安。
下午王家坪对面的大路上最后一批机关工作人员和延安群众走过去了；从前线陆续撤下来的部队匆匆走过去了；炮声、枪声越来越近了，敌人离延安不远了。人们不约而同地向着毛主席住的窑洞望去，毛主席还没有撤离延安。
这时候我接到命令：马上带领中央警卫团团长刘辉山、中央社会部治安科慕丰韵和一个骑兵分队立即由枣园到王家坪执行保卫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撤离延安的任务。
我们马不停蹄奔到王家坪已是下午四时许。我和叶子龙、龙飞虎取得联系。他们见我们到了，对我说：“毛主席、周副主席正在同彭德怀、王震同志开会。”
我说：“怎么走法？坐汽车，还是骑马？”
叶子龙同志说：“毛主席准备乘汽车走，前面路上安全如何？”
我说：“乘汽车走，那要先派人到机场联系，那里现正在挖壕沟，要通知他们留出一条汽车通道。”叶子龙同志同意我的意见，我即派骑兵排长宫东勋同志前去联系，然后叶子龙同志和我进了窑洞继续讨论。
我们一起研究了如何保卫毛主席、周副主席安全撤离延安，由于情况紧急，大家说话非常简短。会一散，周副主席把我叫进他们住的窑洞对我说：“东兴同志，你来得正好。马上带人去检查一下中央机关的坚壁清野工作。你们要把中央机关各单位的驻地仔细检查一下，不要有一点泄密的东西给敌人留下。检查结束后，十二时撤离延安。”我向周副主席汇报：“我已派人去机场方向探路，路上安全没有问题。”周副主席马上转身去安排毛主席撤离延安的事情。我接受了任务，带领骑兵分队的同志把所有中央机关住过的窑洞仔细检查了一遍，将可能暴露机密的东西全部整理销毁。当我们检查到杨家岭机关驻地时，发现窑洞失火，我带领部队立即投入救火，推迟了预定撤出延安的时间。
周副主席向我布置完任务后按照中央决定的路线与毛主席坐上汽车由王家坪出发，经飞机场、桥儿沟、拐峁、姚店子踏上转战陕北的行程。出发时，前面由两名骑兵带路，其余的骑兵随后，后因汽车在骑兵之后尘土太大，影响汽车行进，便改由汽车在前，骑兵在后，行军速度明显加快了。
当晚到达刘家渠。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今天敌人占领了延安。
毛主席得知蒋军占领延安的消息，非常轻松地对我们说：“敌人占领延安，现在恐怕正在举杯庆祝呢！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延安早晚还是我们的。”
由于汽车未伪装好，敌机发现目标进行轰炸，汽车受到轻微损伤，毛主席、周副主席等安然，部队迅速将汽车加强伪装，即由刘家渠出发，经永坪镇到清涧县徐家沟。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毛主席、周副主席今天在徐家沟按兵未动。毛主席要叶子龙同志通知已到达瓦窑堡的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和陆定一等同志于三天之内向高家岭靠拢，以便商议问题。
这天中央警卫团骑兵中队到达距清涧县高家崄三里路的一个村子，加强了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兵力。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毛主席、周副主席离开徐家沟来到清涧县高家崄，在此住了五天。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等同志在一起研究全国战争的情况，极度关注着敌人占领延安后的动向。蒋介石指挥胡宗南占领延安之后，毛主席料定敌人会不可一世，急于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他们在延安立足未稳，就会分路伸展。青化砭是延安至榆林公路上的咽喉，地形险要，非常有利于隐藏我军，消灭敌人。
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由彭德怀部署兵力，三月二十四日先派出一支部队佯攻，把敌人主力牵向延安西北，而我军主力集中优势兵力，埋伏于青化砭，待敌人进入埋伏圈内，一起向敌开火，使敌无法伸展。青化砭一仗歼灭敌人三十一旅近三千人，旅长李纪云被活捉，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战斗进行了不到一小时，当敌人主力发觉上当急忙返回时，战斗已经结束。青化砭一战取得了西北战场的首次大捷，有力打击了敌人占领延安后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同志一行二十六日由高家崄出发到达吴堡县任家山。在此地住了两夜。
今天我返回社会部开会，会上李克农同志传达中央指示，中央机关要再向晋西北疏散，我部除一部分人员已到达晋西北临县三交镇外，现留存的这一部分人员也准备转移去晋西北。中央警卫团留多少人还未定，我们要作好思想准备，中央一声令下，该怎么行动就怎么行动。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周副主席到晋西北临县三交镇成立中央后委。
周副主席在中央后委成立的会上问：“社会部为什么没留人在前委？”李克农同志说：“当时报告了师哲同志，他说社会部可暂不留人。”周副主席说：“那不行，还是要留人，让汪东兴同志跟我一起回去。”李克农同志说：“汪东兴同志也来开会了，我通知他跟你一起回去。”李克农同志找到我一起走出会场时对我说：“今晚和我们一起住一夜，明天一早你同周副主席一起回河西。”
晚上我与李克农同志睡在一处，说了不少话。李克农同志对我说：“你回陕北的主要任务还是保卫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和中央前委的安全，这是头等大事。对于适应新情况，与那里的同志团结共事，我对你还是很放心的。”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
周副主席吃过早饭，与刘少奇、朱德同志在窑洞门口谈了一会儿话就告别准备上路。叶剑英、杨尚昆同志派了两辆小吉普车送周副主席。周副主席、我和警卫员王鹤寿坐在前面一辆车上，警卫员小关押送行李乘第二辆车。
我们行至柳林镇在一个学校里吃午饭。一架敌侦察机对地面盘旋扫射，周副主席一面注视着敌机的动向，一面对我说：“把汽车伪装好。你去借校长办公室，咱们休息三小时，下午五时让汽车把我们送到黄河边上，然后让汽车返回三交镇，我们步行去上船。不知河边能否有船？”
我说：“船的问题，李克农已电话通知晋西北公安局的谭政文同志，请他们负责办理，到时我去找他们就行。”
周副主席说：“船要由军渡直接开到宋家川渡口，因为那里有汽车等我们。”
汽车一到黄河边我即去找公安局的同志。突然周恩来同志的警卫员王鹤寿来叫我快回去，说首长、关园太同志和行李已上了一条船，就要离岸。我一听急了，赶快返回他们上船的地方。我对周副主席说：“这条船不直接开宋家川渡口，船上人和骡马混杂，不能保证安全。”
周副主席听了笑着说：“那好，听你的。”
我们上了另一条船，安全顺利渡过黄河，来到宋家川渡口。
渡口没有汽车等候。
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
接我们的汽车凌晨二时赶到渡口。
周副主席指示：“天亮以前一定要过绥德。”
我们马上上车，立即赶路。
车经过吴堡县境时，与中直机关运送物资的骡马队相遇。
周副主席对我们说：“你去看看这里住着哪个单位的人。”我去后，了解到是中央特会室的同志住在这里。
周副主席又告诉我：“你请他们给我们找些现洋带上。”
我下车去找了好大一会儿未找到。一位同志得知我是奉了周副主席的指示在找现洋，他帮我找到一个很重的小箱子，对我说：“这箱子里装的是金子，带上用得着。”我听了他的话，把小箱子搬上汽车。
周副主席见我回来，对我说：“万一到了绥德没有马匹驮行李怎么办？”
我又去找了两个同志上车同行。
汽车行至义合镇，离绥德还有五公里时，周副主席要我带上一个同志去村子里找邓杰同志为我们准备好的马。
我们在全村找遍了也没有找到一匹马，只找到一位姓韩的老汉，他告诉我们村里的人和骡马都进山了。我们赶快追上汽车报告了情况。
周副主席看到我们跑得气喘吁吁，说：“我以为你们会骑马来的，没想到人跑了十华里，真对不起，把你们累坏了吧？”他听我们汇报说没有找到马，接着说：“我们只好在此下车步行了。”
刚下车没走几步，从绥德方向过来一匹白花马和一头毛驴。他们是绥德最后一部电台联络站在撤退。这几个同志看到周副主席走来，迎上来对周副主席说：“敌人已到了清涧县，今天可能到达九里山向绥德进攻。”
周副主席说：“敌情很紧，我们要赶着去前线。我写个条子给你们领导，告诉他马和毛驴让给我用，你们把电台机器搬上我们的汽车撤到黄河对面去。”
我们骑上白花马和毛驴沿着绥德街往前走，来到二十里铺的半山腰上找到一位老妈妈家稍作休息。
我对老妈妈说：“大妈，能不能给我们找些吃的东西？”
老妈妈说：“没有什么东西吃了。”
我笑着对她说：“我们是去前线的解放军，我们给您钱买点粮食好不好？”
老妈妈为难地说：“粮食埋在地窖里，儿媳们都进山去了，我一人拿不出来。”
我一听有粮食，马上高兴地说：“我帮您去拿。”
我陪老妈妈到埋有粮食的地方，老妈妈面有难色，和我商量说：“你们一共几个人？”
我回答说：“六个人。”
老妈妈说：“我们家粮食不多。”她用手指着周副主席说：“那个人像个大官，应该给他吃点面，你们喝小米粥行吗？”
我听了大笑，对她说：“大娘，您真有眼力！您肯给我们首长吃面，我们太谢谢您了！我们吃什么都行。”
我和老妈妈说话的工夫，周副主席和其他的同志都已经睡着了，王鹤寿在门外站岗放哨。我和老妈妈到另一间房子里做饭。老妈妈用白面给周副主席做了四个烙饼，给我们煮了一锅小米稀饭。饭一做好，我把大家叫起来吃饭。
周副主席吃了两个饼子，发现我们只喝稀饭，不吃饼子，奇怪地问：“你们为什么不吃饼子？”
我对周副主席说：“老妈妈看出你是首长，特地为你做的饼子，我们只给吃小米粥了。”
周副主席大笑说：“老妈妈对我们的招待很真实，但你们就太过分了。来，大家都尝尝这饼子。”说着硬要把饼子给我们吃。
周副主席对我说：“你去把那个装金子的小箱子拿来，给老妈妈一块光洋，好好谢谢她。”
我去把那个小箱子拿来打开一看，哪里有什么光洋，箱子里面装的全是手表。我们只好找了一些边币交给老妈妈。
告别了老妈妈，从二十里铺出发，我们又上路了。
一路上，周副主席骑着白花马走在前面，我骑着毛驴走在后面。这毛驴驮着鞍架，很不好骑。我骑着它，它不好好走，后面还要有人赶着它，它才肯走，下坡时还把我给摔下来了。周副主席看到我从毛驴上摔下来，笑着说：“你在陕北呆了这么多年，怎么连个毛驴子也不会骑？有一句顺口溜听说过没有？叫做：上山骡子下山马，平路毛驴不用打。”我不好意思地从地上爬起来，牵着毛驴下了山。
我们沿着无定河北岸，经过三十多里路的行军，来到子洲县境内一个叫薛村的小村子宿营。村长给我们找了一孔里外套间的窑洞。我和周副主席住在里窑，小王、小关和另外两个同志住外窑。他们四人轮流值班，村外围有八个民兵担任警戒。这村里的狗因有生人来住，叫个不停，搅得我们一夜未睡好觉。
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