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了介绍，开始想象如果我亲自去西安，如果我直接和张学良对话，他的心理会发生何种变化？一句话，我更加相信，只要我能够与张学良当面协商，一定能促使他迷途知返。
宋美龄与端纳作者：宋美龄，文章源自《文史博览》，2011年第12期
“兵变”噩耗传来
1936年12月12日，我在上海。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忽然跑到我的寓所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下落不明。”闻此噩耗，不啻晴天霹雳。
当时上海与西安的有线电报、无线电报以及陆地、空中交通，皆告断绝，过了好几个小时，仍不能得准确消息。而各种流言已传播全球，英文报纸，竟根据流言作了头版的大字标题。13日早晨，我和孔部长及端纳(澳大利亚人，先后任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的顾问，是西安事变的斡旋者)仓促赶往南京。无奈，南京同样没有确切消息。
(国民党)中常会已于12日深夜开会，决定：免去叛变首领张学良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匪副司令之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这天早晨，南京还接到了西安方面发来的“全国通电”，署名的人除了张学良、杨虎城以及西北重要将领外，还有陪同委员长前往西安的南京高官多人。通电称：彼等“涕泣诤谏，屡遭(蒋介石)重斥”，故不得不“对介公(蒋介石)做最后之诤谏”。通电中，他们还提出了“救国主张”的八项要求，希望南京当局“开诚采纳，为国家将来开一线之生机”。
这八项要求是：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停止剿共；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之救国联合会分子七人；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保障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开放民众抗日爱国运动；实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集全国救国会议。张、杨的电文也指出：他们将确保我丈夫的安全。
兵变发生，我心中的第一个念头是：我是女人，世上之人，必定以为我是女人，遇到突然的兵变，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所以，我必须抑制个人的感情，从全局考量对策。看了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我的第二个念头是：如果处理得好，这次兵变必能得到合乎常理的解决。于是，当天晨8时，我即给张学良发去专电，告诉他：我们共同的朋友端纳，准备立即飞往西安。端纳也给张学良发了电报，盼其立即复电，看西安是否愿意接待。
13日上午，接到了张学良的两封电报：一是给孔祥熙部长的，一是给我的。为节省时间，我和端纳决定：端纳于13日午后，先直飞洛阳。另外，我请端纳携两函，一函致委员长，一函给张学良。在给张学良的长函中，我告诉他：他的这一举动，虽然十分鲁莽，但我敢断定，他发动兵变的本意，并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的恶意，因此，他必须及时自拔，切勿贻误时机，以致后悔不及。
端纳乘坐的飞机，13日下午起飞。还好，到了晚上，端纳就从洛阳打来长途电话，称他已于傍晚抵达洛阳。端纳告诉我：13日白天，中央军的30多架飞机，已在西安上空做了示威飞行，目的就是要告诉西北叛军，洛阳飞机场仍在中央军之手。还说：他不管张学良是否有回电，定于明晨直飞西安。幸好，当天夜里，我忽然接到张学良致端纳的电报，说他欢迎端纳入陕。于是我放心了：端纳所乘飞机，应该不会在前往西安的途中，被人击落。
中常会上舌战高官
南京政府当时已经决定：委员长回京之前，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遣全国军队，空军亦归其统辖。而委员长已经遇难的谣言，也忽然流传开了。局势虽然黑暗且危险，但我仍然有个直觉：事变可以稳妥解决。于是，这一天的我，就是要让国民党中央的诸位高官们相信，其一，只要多做忍耐，和平就不会绝望；其二，在军事讨伐西安之前，务必先尽力解救委员长脱离险境。因为攻打西安的战事一旦开始，委员长即使不被南京陆军、空军的轰炸所误中，也必然被怨恨的叛军所杀害。谁知道，中常会上，我陷入了“立即攻打西安”的主战派的重重包围之中。
有人说：“为维持国民政府的威信，应当立即进兵，剿灭西安叛兵。”我当即反驳说：“今日之中国，假如没有委员长，就不会有任何统一的政府。今天我们舍弃委员长，不去救他，请问，还有哪个人能够立即担负起领导全国的重任？”我刚刚说到这里，会场里立即群情激昂：有人说，委员长或许已经遇难；有人说，国家利益，应当重于委员长的个人生命；更有人词色之间似乎在说“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其丈夫而已”。我立即大声说：“我虽是一名女性，但我绝非仅仅为营救我的丈夫。如果委员长一死，真的能够为国家造福，那我一定首先劝其牺牲。但处理西安叛变，如立即挞伐，直接轰炸，不但使领袖生命陷于险境，而且必然使陕西数千万无辜民众，立即陷入兵燹之灾……不仅如此，还将使我们为抵御日本入侵所做的诸多努力，白白浪费。因此，为了救中国，我不得不吁请诸位，妥善寻找和平解决的途径。”
这时，会场里很安静。于是我又说出了自己的一个决定：“我决定明天亲自飞往西安。”此言既出，会场哗然。在座高官，皆曰“不可”。主要是因为当时盛传谣言，说：血与火充塞西安，西安城内，已成赤色恐怖世界。对局势悲观者，更认为委员长就算今天没死，日后也难免一死。大家对我的劝说，归纳起来就是：此时我赴西安，等于给叛变者又送去一个要挟我丈夫的凭借，因为我是自投罗网去给叛军作人质的……至散会，中央的诸位高官终于同意“暂缓攻打西安”，但我飞西安的设想，仍遭到极力反对。从中常会出来，各机关首脑也纷纷打电话给我，询问目前情况下，应当如何应对。这中间，尤以黄埔同学的电话，最为迫切，他们要求我“立即发表讲话”。于是，我索性召集他们开会，向他们做了公开的演讲。
我除了转述自己在中常会上的观点，同时也指出：在尚未搞清事变真相之前，遇事一定要镇定，切勿感情用事。委员长和张学良的共同朋友——端纳，正在前往西安的途中。
张学良邀请我去西安
12月14日(星期一)晚，西安事变终于露出了第一缕希望的曙光，并证明了我此前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端纳从西安发来电报，报告了委员长的平安，而且说，委员长现在的住处，十分舒适，他正在旁边照顾呢！这封电报同时表示：张学良亟盼孔祥熙代院长赴西安，也非常盼望我能一起前往西安。
过了不久，我又接到张学良直接发给我的电报，电文中不仅对我首次做出保证，说他虽然发动兵变，但绝对没有危害委员长的意思……可惜，对这份电报，南京有些人认为：不可信！这些人认为：端纳的电报，很可能是叛军故意假借端纳的名义发出，实际是为了诱使孔部长和我，一起进入陕西，以便他们能够再多扣押几名重要人质，增加其日后的谈判筹码。
对于此种推测，我表示“根本不信”。因为我知道，要想避免丈夫死于兵变，避免内战大规模发生，我就必须前往西安，力求事件和平解决。所幸，孔部长与我的两位姐姐，全都表示：愿意陪同我一起飞往西安！姐姐、姐夫的态度，真的让我很感动。
15日下午，突然接到端纳从洛阳打来第二通长途电话，这个电话，实在令我喜出望外。原来，15日早晨，端纳冒着恶劣的天气，从西安乘飞机返回洛阳，就是为了从洛阳机场直接打电话告诉我。他用简短的英语，概述了全局。端纳说，委员长也开始与张学良直接谈话，只是他的怒气仍未平息。不过，张学良已经当着端纳的面，郑重表示：他决心随同委员长一起回南京，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发动兵变的动机虽然绝对纯洁，但这一兵变，确有错误。当然，端纳也坦率告我：委员长嘱咐，让我一定不能去西安。其理由，和南京高官的说法差不多。
当晚，我和大姐夫(孔祥熙)联系，不料，孔部长的医生说，他的身体不好，不能飞陕；而且孔部长兼任代理行政院长，此时此刻，势必难以离开南京。于是我立即打电话告诉端纳，请他转告张学良，可否以宋子文代替我的大姐夫。
18日晚，端纳又来电，说他已经二次进入西安。现在，西安的将领们表示：欢迎宋子文陪同我一起前往西安。
12月20日，是南京政府给叛军规定的释放委员长的最后期限，我努力劝说，恳请中央再给予三日宽限，并决定：偕子文同机入陕。无奈，出发前的最后一刻，南京高级官员一起来到我家，坚决不让我去机场。有人甚至说：夫人如果留在南京，还能劝阻中央军对西安的进攻；夫人如果走了，谁能制止内战大规模爆发？为了这句话，我只得暂且留下。只能拜托子文直飞西安。这一天，我还接到张学良电报，他说，如果我不能阻止中央军的进攻，那就一定不要去陕西，因为战争一旦爆发，他也没有力量保护前往西安的我！
22日下午，端纳、子文先后回到南京，在中央常委会叙述了他们在西安的见闻，我听了介绍，开始想象如果我亲自去西安，如果我直接和张学良对话，他的心理会发生何种变化？一句话，我更加相信，只要我能够与张学良当面协商，一定能促使他迷途知返。
我登上了赴西安的飞机
23日，我和子文、端纳、戴笠等人，一同登上飞机。飞机首先抵达洛阳上空，从飞机上俯瞰，看见洛阳机场的轰炸机正罗列待发，我的心里突然增加了阴影！于是，我一下飞机，立即召集该地陆军以及空军将领，嘱咐洛阳空军司令，未得到委员长本人的命令，切勿派机飞进西安。
旋即，我们乘坐的飞机，再次起飞……端纳在白色山丛中，遥指一处方形城邑说：“那里就是临潼，委员长被劫的地方。”看到这里，我不禁感慨万千。一会儿，飞机开始在西安机场上空盘旋。我拿出随身携带的勃朗宁小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飞机着陆，叛军士兵噪动且无法控制，请一定用我给你的这把枪，把我杀死，千万不要犹豫。”端纳笑了，他说：“上帝和夫人同在，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飞机停稳，舱门打开，张学良首先登机欢迎我，我仍用平常语气，和他寒暄。离机时，张学良请我先行，我却回头用不经意的语气对他说：“汉卿，请不要下令搜查我的行李了，因为我怕翻乱了不好整理，我带的衣服、用品多。”
张学良立即诚惶诚恐地回答说：“夫人何出此言，我怎么敢下令搜查夫人的行李呢？”下了飞机，杨虎城也赶到了，我坦然与之握手，就像我是偶然路过西安的访客。杨虎城刚见到我时，表情十分尴尬。看到我镇定又轻松的样子，他也不紧张了。
车队首先进入西安张学良家，稍事休息，我便赶去看望囚禁中的丈夫。直到这时，委员长还不知道我已抵达西安。委员长被禁处，离张宅只一箭之遥，但走过的时候可以看到，禁卫森严，且卫兵们多携机关枪，很吓人的样子。我直接进入丈夫的卧室，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啊呀，你真的来了？！你这可是入了虎穴啊！”说完，一面痛苦地摇头，一面潸然泪下。我则强力抑制住感情，用平常语调说，“我是来看望你的，什么危险都没有！”
当晚，我向委员长亲口说明了我处理此次兵变的基本设想。
我说，南京高官，大多主张立即轰炸西安、进兵潼关，倘若战事发动，势必酿成空前规模的内战。因为虎视眈眈之日本帝国主义，正日夜盼望中国爆发内战。因此，我在南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止中央军轰炸、进攻西安！我见过委员长后，再召张学良来见。
张学良见我没有一句斥责他的话，显得很高兴。我告诉他：你或许认为，西安兵变得到了全国民众的拥护，这实际是你的错觉。今大错已成，如何补救，才是当前的最大问题。张学良则说：“如果夫人此次和委员长一起赴西安，我敢断定，绝不会发生今天的不幸。我们劫持委员长，自知不妥，但我发动兵谏的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内战，抗击日寇，造福国家。只是我们几次向委员长请求，均遭怒斥……因此要请夫人婉转报告委员长，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就算要求委员长签署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文件，也是为了要为国牺牲……”
他又说，“我深信夫人此来，必能协调各方关系，使委员长早日离开陕西，而且我们仍然一致推崇委员长为我们的唯一领袖。”
我当然同意在我丈夫面前替张、杨两人做说客，我也指出：你想停止剿共内战，却反而导致中央军进攻西安，这样的结局你是否想到过？你们想逼迫委员长在你们规定的文件上签字，试想，以他的性格秉性和领袖地位，能够答应么？因此，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收拾危局，让委员长尽快离开陕西。
张不断点头，表示完全同意。但又说，立即释放委员长，需要征求其他同事的同意。我表示完全理解……等到谈话结束，夜已深矣。
蒋委员长安全离开西安
此后，我开始等候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开会做出决定，等候了很长时间，总算有了结果：张、杨及其部下，同意让委员长离开西安。这次等候，是漫长和痛苦的，因为东北军和西北军内各种主张都有。甚至有人认为张学良已经“叛变”，被我和子文、端纳收买了！此时，也曾有人向我透露，共党并无劫持委员长的意思，而且他们亦主张立即恢复委员长的自由。
虽然在是否释放委员长的问题上，张、杨等人有争论，但张学良等人始终没有提及金钱与个人权位问题。这种胸怀，却也是历来叛变军人所从来没有过的可爱之处。
25日下午2点，张学良急匆匆赶来说，飞机已准备好了，他决心随委员长赴南京。委员长极力反对，说：“你无伴行之必要，你应该留在西安，继续指挥西北各部队。”
但张学良向我解释说，他确实有赴南京的义务，因为他已向部下各将领表示，愿意担负此次事变之全部责任。同时，他还要用赴南京请罪的举动，来证明此次事变，他本人绝没有伤害委员长的恶意以及争夺权位的野心。我同意他陪同我们飞往南京。
下午4时，委员长和我以及张学良，共乘一车去机场。张学良出门后，立刻直奔车子的前排就坐，让我和委员长坐在后排。子文、端纳与杨虎城另乘一车。车抵飞机场，径直开到张学良的波音座机门旁。随着一声怒吼，波音飞机离地腾空，我们当晚抵达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