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来说，1932年是其23年校史中极为特殊的一年。这一年中，六位校长轮番上下，还出现数次选校长、等校长及打校长的情形，可谓中国大学史上的一大奇观。在看似“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表象背后，会有哪些复杂的因素纠结其中呢？
接替张乃燕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朱家骅。作者：蒋松溪
对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来说，1932年是其23年校史中极为特殊的一年。这一年中，六位校长轮番上下，还出现数次选校长、等校长及打校长的情形，可谓中国大学史上的一大奇观。在看似“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表象背后，会有哪些复杂的因素纠结其中呢？
朱家骅辞职
1930年底，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接替已辞职的张乃燕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和许多国民党内的政治新锐一样，朱家骅既具有学术界背景，又属于五四后涌现的新一代革命知识分子，他在北伐前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
朱家骅上任之后，采取各项措施力图稳定校园秩序，努力推进学术发展。然而，中央大学大规模的学生反日请愿运动彻底打断了朱家骅的治校步骤。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国土的大举沦丧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其中南京的学生运动特别激烈，而中央大学又是大本营。9月28日，中大学生殴打外交部长王正廷，轰动一时。一直到那年年底，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没有停歇。朱家骅因无力控制，多次主动请辞。12月5日，学生出校游行，而且还打了前来阻拦的学校秘书长郭心崧，最后来到南京卫戍司令部抗议，直到晚上10点后才散去。这使朱家骅彻底绝望了。当天，他又一次提出辞职。第二天，不管南京国民政府是否批准，朱拍屁股走人，干脆不到学校办公了。而同一天，学生宣布无限期罢课，许多教授也因此准备离校，校内形势一片混乱。8日那天，教育部下令中央大学提前放假，其实就是变相疏散学生，以防事态扩大。
朱家骅得以上位，关键是得到蒋介石的力挺。然而，由于受东北迅速沦陷和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巨大压力，蒋介石于1931年底第二次下野。没有了蒋介石的力挺，加之朱家骅自己早已意兴阑珊，1932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批准朱的辞职。
桂崇基被驱逐
在朱家骅提请辞职的同时，中央大学学生方面开始制定校长标准并提出人选。1931年12月27日从《申报》传出消息：中大学生自治会提出从顾孟余、翁文灏、周鲠生三位候选人，请政府选择其中一人为校长。随后，又有消息传出中央已内定顾孟余为校长，学生方面获悉后表示欢迎。此时，除了翁和周二人为大学教授，与政治无太多牵扯外，学生“提名”顾孟余为新任校长其实反映的是当时中国政局走向的一种可能。
顾孟余是当时国民党内汪精卫派最为重要的干部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汪精卫和蒋介石为争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势同水火。1931年10月底到11月初，国民党宁、粤两方代表赴上海进行和谈，汪精卫派是此时反蒋大联盟“粤方”的一股力量。但会议结束后，赴上海与会的汪精卫未再返回广州，而是静观时局变化。最终，汪精卫掉转枪口，转而与南京亲蒋派进行合作。11月底，汪派成员离开香港赴上海；12月初，又在上海召开沪方“国民党四全大会”。12月22日，除汪精卫仍留上海外，顾孟余、陈公博和王法勤等骨干成员赴南京参加宁沪粤三方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中大学生就在此时推举顾孟余，显然与当时的政局变动(汪派成员即将重返南京执政)有关。
但是，1932年初蒋介石下野后新改组的南京国民政府，一开始无汪精卫派的容身之地。不负实际责任的林森被推出当国民政府主席，而掌握实权的行政院长由孙科担任。对中央大学而言，更出人意料的是孙科内阁于1932年1月9日正式任命桂崇基为中央大学新校长。
桂崇基，江西贵溪人，曾当过西山会议派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长、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和执行委员。他还曾任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中央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副教授。从桂崇基的履历来看，他在政治和学术上都算不上显赫。报端传出桂崇基即将出掌中大的消息，当时放假在苏州老家的中大教授吴梅得悉后，竟不知桂氏为何人，只知道他是一个江西人而已。
当然，对新校长的到来，有部分学生表示出热切的期望。当时学校还没有复课，1932年1月8日，中央大学部分学生特组织“迎桂复课运动大会”，欢迎桂崇基即日莅校视事。但是，反对力量更为强大。1月10日，正当桂崇基去中央大学，和代理校务的法学院院长刘光华接洽之时，拒斥桂崇基的学生就前往“质问”，结果造成冲突，桂崇基被打伤，经过刘光华的调解才得以解围。
桂崇基被赶出之后，中央大学继续由刘光华维持。同时，拒桂的众学生赴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反对桂崇基出任校长。更甚者，有学生用木架把校门堵塞，只留一个缺口，只能一个人进出；还有的学生把学校文书办公室的门窗击碎，拿走了藏着学校大印和重要文件的保险箱，称校长问题一天不解决，一天就不交还。12日，教育部代理部长段锡朋向中大学生出示行政院正副院长的电报，批准收回桂崇基担任中大校长的成命，而且亲口答应：“以后对校长人选决以专办教育而无政治色彩充任，以免因政局更动校长亦随之更换，致使学生荒废学业，受无谓牺牲”。
等待任鸿隽
桂崇基注定与中央大学无缘，深刻的背景是此时的孙科内阁在缺乏蒋介石、汪精卫等党内核心人物支持的情况下，权柄软弱，外又有日本侵略的威胁，因而对于中大易长此类“小事”只得息事宁人。但新的问题是，下一个校长究竟是谁？1月18日，中大学生自治会召开非常大会，确定校长人选标准：1.纯粹学者；2.办理高等教育有成绩者；3.毫无政治色彩者。会议提出的校长候选人有九人：马君武、任鸿隽、秉志、刘树杞、胡庶华、陆志韦、翁文灏、周鲠生和竺可桢。最后，学生以投票的方式表决竺可桢、翁文灏和任鸿隽三人为“正选”，马君武和周鲠生两人为候补，请国民政府从中选择一人任命。第二天，学生就为此分别向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段锡朋接见，表示校长人选会“参照同学意志”加以考虑。
1932年1月31日，国民政府下令正式批准桂崇基辞职，任命任鸿隽为中央大学校长。任鸿隽正是中大学生投票选出的三位校长候选人之一，也实现了政府“考虑学生意愿”的承诺。相较桂崇基，由任鸿隽出掌中央大学，应该不会让中央大学师生失望。
任鸿隽，字叔永，1886年出生于四川，1907年入上海公学就读，1908年赴日留学，1912年赴美留学，1915年在美国创办《科学》杂志并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1918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专门司司长，1923年冬到1925年夏任东南大学副校长。此后，任鸿隽长期在管理中美庚款的专门机构———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基会)任职。任鸿隽是当时中国科学界、教育界的主流知识分子，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由于执掌以美国退还庚款补助中国教育科研的中基会，任鸿隽在政教两界又有相当高的地位，且曾任职东南大学，因而也算与中央大学颇有渊源。
但是，该任命发出后，任鸿隽仍长时间留待北平(中基会总部所在地)，没有南下履新的动向，这令政府方面十分尴尬。1932年2月底，中央大学开学在即，教育部长朱家骅再次电请任鸿隽速来京就职。而任鸿隽则多次上呈辞去中大校长之职，一直没有得到批准。4月，朱家骅提议行政院在任鸿隽未到任之前由刘光华代理校务。5月14日，国民政府又下令在任未到任前由刘光华代理校务。5月19日，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致电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请其转交正在武汉讲学的任鸿隽，希望尽快赴南京面谈。6月3日，任鸿隽覆电，称因病无法再次南下，中大校长一职请另选贤能。
教育部派出次长钱昌照亲赴北京敦请，无果。学生坐不住了，派代表带着汪精卫的亲笔信到北平请任，亦无果。
任鸿隽从被任命到批准辞职，中央大学校长职位实际上一直处于空悬状态。在此期间政府和学生一再劝进，任氏则滞留北平坚持不南下，来回往复近5个月，堪称是中国大学史上的一大奇观。任鸿隽自己呈请辞职理由，主要原因是患有疾病，不胜劳剧。同时，在北平的中基会董事周诒春、金绍基和胡适等人也不希望任鸿隽离开以致会务受到影响，在南京的董事蔡元培也有同样的意愿。由这些教育界的重量级人物致电函替任鸿隽请辞，当然可以说明任鸿隽确因中基会事务无法南下接任。但是，任鸿隽坚辞不就中大校长，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
校长人选的标准出自政治抑或学术或许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有谁能在接手前任留下来的这副烂摊子后，根本性扭转学校面临的难局。1927年第四中山大学建立后仍延续东南大学时代的惯例，大学经费出自江苏省财政；1929年9月大学区制结束后，在经历了一段经费来源危机之后，中央大学分别从江苏省和财政部两方支款，其中省款占经费比例的大部，但大学与地方教育界关于经费分配的矛盾冲突已愈演愈烈。朱家骅出掌大半年后，因日本侵华和江苏省遭受严重的水灾等因素，中央和地方财政极度紧张，中央大学的经费危机空前严重，国省两方都出现长时间的拖欠。
段锡朋被殴
由于任鸿隽迟迟没有南下赴任的迹象，加上学校经费也未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解决，6月27日中央大学学生七百余人召开大会，请行政院即时批准刘代校长辞职，令查谦教务长代理校务，并仍坚持前次全体选出之任鸿隽、翁文灏、竺可桢3人为校长人选，请政府择一任命。散会后，由学生代表二百多人赴行政院请愿，汪精卫接见，答应如任鸿隽不能来京任职，月底前一定会有解决办法；然后教育部次长段锡朋答应学生肯定从选定三人中择一任命为校长。
随后，汪精卫果然践诺。6月28日，行政院会议正式决议批准任鸿隽辞去中央大学校长，刘光华辞去代理校务。但并未如教育部次长段锡朋所答应任命学生选出之人为校长，自己反而被任命为代理校长。当时行政院会议时，曾有人提议由朱家骅“回锅”代理中央大学校长，但遭到朱的坚决拒绝，无奈之下汪精卫提议由段锡朋代理，段推辞了七八次，在汪精卫和各部部长敦促下，勉强答应维持一个星期。
行政院决议由段锡朋出任中大代理校长后，学生极为不满，本来定于6月29日举行全体学生大会讨论应付办法。但6月29日上午8时，段锡朋前往中大接事，迅速激起了学生的对立情绪，部分学生前往校长室质问，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段锡朋躲避不及，被殴打致伤，他的长衫被撕破，汽车玻璃也被击破，最后狼狈坐车离开学校，酿成严重事端。
得知此讯后，行政院立即于当日召开临时会议，决议：除上海医学院和商学院外，中央大学立即解散，听候彻底处理，教职员重行聘任，学生重行甄别。教育部长朱家骅即宣布引咎辞职。
段锡朋是“五四运动”中北大的学生领袖之一，国民革命期间加入国民党，长期在党务和教育部门任职。据亲历其事的秦濛生回忆，段锡朋之所以被殴打和驱逐，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由于其“学术资望不够”；二是，“一向南高北大对立，现在以北大学生来掌中大，大家是不服气的”。对于前者，段锡朋也有自知之明，坦言：“以中大为国家最高学府，必须慎择德望素孚及富有教育经验之人以为校长，职自审资望，万不敢肩此钜任”，但在万般无奈下只得勉强接受任命。
按说此次驱段事件虽然对于学府的秩序和政府的威信而言均影响恶劣，但与半年多前发生的“驱桂”事件其实并无质的差别，且段、桂二人均被殴打致伤。然执政者对前后两个事件的处理态度却截然不同。孱弱的孙科内阁对中大学生驱桂显然希望息事宁人，甚至在学生请愿将桂氏免职时还好言抚慰，答应学生的要求。而时隔不久，国民党内蒋、汪暂时和解之后成立的汪精卫强势内阁杀罚决断严厉，不惜祭出解散中央大学的处置方案。驱段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行政院长汪精卫亲自发表谈话，指出中大学生殴打驱逐段锡朋，“学纪固扫地以尽，且至于触犯刑律”，对于此等“嚣风”，必须“决心整顿，究不容缓”。
段锡朋被殴打驱逐后，又将是谁来接中大这个烫手山芋？他又能维持多久？关注本版下一期《中央大学的1932年(下)》
◎蒋松溪，历史学者，上海社科院历史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