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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中国“命门”

(文/杨念群)

现代化的概念及其理论,都来自西方,那么现代化理论在西方到底走过什么样的历程,现在又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呢?

其实在一战和二战后,现代化理论的命运是不一样的。一战以后,很多人对现代化到底在世界范围内起什么作用是表示怀疑的。我们知道,一战期间,西方国家互相打得一塌糊涂,不少原来想向他们学习的非西方知识分子,甚至西方自己的若干理论家都觉得,如果继续这样按现代化的路子走下去的话,会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二战以后,突然出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对现代化充满乐观的一套理论。至今美国还在推销它的“自由、民主、人权”及市场经济等价值观,它们是二战后以重新调整全球秩序的名义出现的。

从“上帝死了”到“开除球籍”

德国有个非常著名的哲学大家叫哈贝马斯(生于1929年),他批评说,美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特点,是把“现代”与其欧洲起源分离开来,成为“中性”原则,借此构成一种乐观的知识系统——也就是说,好像上述种种“现代”理念的源头,自古以来就是我们所有人应该共同遵循的准则。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它们主要还是来源于西方的视角或知识系统。

对中国人来说,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很复杂的、令人焦虑的道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才刚刚走上摆脱贫困、步向现代化的道路。那个时候,国人认为现代化是全人类唯一的正确道路,所以出了一部影响很大的纪录片。片中有个浑厚的男中音旁白,他说:“中国的文明是黄色的文明,西方的文明是蓝色的文明。”中国的文明为什么是黄色的呢?因为它是黄土文明;西方的文明为什么是蓝色的呢?因为它是海洋文明。片子的主旨很明确:我们黄土文明只有奔向大海才有希望,否则会永远憋死在黄土堆里!

由此可见,那个时候我们对海洋、对西方的向往之情是多么强烈,对被“开除球籍”又有多么深切的担忧,“开除球籍”就是你连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的资格都没有了。总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一开始就是以模仿西方模式起步的。

我们上次提到现代化过程中包含的几个特征,但现代化可以说受制于或者起源于现代思潮。我们需要大致清理一下现代化与现代思潮之间的关系,这个题目太大,但从中能概括出一条基本的主线。

首先,现代思潮起源何在?就在所谓的“启蒙运动”,即众所周知的摆脱中世纪“宗教对人的身心的控制”,如尼采提出的著名观点“上帝已死”。“上帝已死”并不是说一个具体的上天之神死亡了,而是“上帝”作为一个制约人们思考方式的模式死亡了。

“上帝已死”的后果之一是“人的发现”,它意味着宗教一统世界的时代“谢幕”。要摆脱宗教性,说白了就是摆脱对上帝的依赖,靠自己的理性来观察和判断周围的事物。也就是说,我们人类能发挥主动性去干预自然,不靠上帝来治理所有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包括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由此生发出来。所有关于西方现代思潮的著作,大体上都是对这一线索的描述,即从“上帝之死”到“人的发现”。

后现代理论家福柯提出一个观点“人之死”,他不是具体指某一个人的死。尼采说“上帝死了”,福柯说“人死了”,这就进入了后现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脉络。所以我听到“人死了”之后感到特别震撼,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都在崩塌,其震撼力不亚于“上帝之死”。

“好猫”为何变“恶猫”?

上面谈到现代化、现代思潮,我还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个概念:现代性。现在很多文章动不动就说现代性,可到底什么是现代性呢?它与现代化两者之间有何异同?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上世纪80年代我们强调实现现代化,也就是努力避免“开除球籍”,黄土高原要奔向蓝色海洋。但到了90年代,现代化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逐渐暴露。比方说环境污染、生态平衡、人类道德滑坡等问题,都是片面追求现代化的单向经济思维所导致的后果。有一点值得注意,从农村尤其是南方农村来的人也许会发现,近年来不少地方发生了大规模的宗族复兴现象。原来每个乡民都是生产队或公社成员,大家把生产队作为一个单位来看待。可是改革开放后,乡民却需要靠宗族来凝聚广泛的势力与乡土的情感。然后就是建各种庙,有人赚了钱后拼命往庙里投入。在南方,逢年过节的时候,光是鞭炮一放就往往花掉几十万块钱,有些活动比如抬神像游行等等,过去都属于“封建迷信”,如今在广大农村里却“生生不息”。

我们原来信奉的现代化理论,对这些现象是完全不需要解释的,我们相信,只要经济发展了,这些保守的传统自然就会消失。可为什么农村里富起来后,村民们突然对拜神、拜佛更感兴趣,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亲切感呢?有人说,这是精神空虚造成的结果,或者精神空虚只是其中一方面因素,还有对金钱、利益的强烈追求等等。也就是说,人们需要在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质财富之外,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精神空虚说,当然只是相对浅层的解释。从深层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能否为我们提供足够的精神支撑?或者反过来说,实现现代化是不是必然以消灭传统文化为代价?这些突然就变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大家顺着这个思路往下再想,所谓的“现代性问题”就凸显了。

我们原来讨论的都是现代化理论,比如如何解决温饱、改善生活,没有考虑经济之外的问题。当年的口号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可是今天你抓着耗子之后一定是好猫吗?也可能是一只坏猫。因为这时候你已经利欲熏心,满身铜臭,甚至变成一只恶猫了,耗子虽然抓住了,但你自己也完蛋了。人们感受越来越强烈的是,物欲横流,腐败横行,都是从这样一个前提设定中孕育出来的。

换言之,现代化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了相当大的缺陷,这就是“现代性问题”。

中西焦虑各不同

那么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我认为,首先可以概括为工具理性的宰制与生活图景的瓦解。

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叫做“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什么叫“工具理性”呢?他认为现代化最重要的后果是提供了“工具理性”,即人们得到的很多是技术的、科学的知识,人们改造世界、改造自然的能力突飞猛进。但同时“价值理性”,即人们传统上所尊奉的观念和行为准则,不断分崩离析,其结果就是人们生活的支撑点、价值的支撑点都随之消失。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我们难道都变成了利润机器,只会挣钱吗?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心理及精神因素如何安置,变成了一道难题。

下面介绍几位现代性思潮的代表人物:除马克斯·韦伯外,有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他的代表作是《西方的没落》;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他把世界文明划分为21种不同的类型,并指出西方的类型正在逐渐消失,中国文化则源远流长;有中国现代史学之父梁启超,他曾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一战之后西方文明在衰落,我们原来想学西方,结果他们内部自己先掐起来了,每个国家矛盾重重,资产阶级压榨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大罢工,资本主义是不是出什么毛病了?他说不行,我们应该大踏步回到东方,多看看中国文化的好处。

可以说,上述这几位都是站在现代性的角度上来看历史。

此处可以对“什么叫现代性”的问题做一个总结。它与现代化的区别就在于:它把现代化视作内含危机的双刃剑,前者在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可能导致空前的精神失落和道德沦丧,两者之间是一种复杂的悖论关系。

中国式的现代性问题,与西方的又有很大的不同。西方进入现代化过程中也有焦虑感,但西方焦虑感的产生是自我反思的结果,是在历史发生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一种状态,我称之为“内在替代性”。从“上帝之死”到“人的发现”,再到“人的死亡”,这个过程的发生是一个内在的整体,是一个不断反思的过程,它没有一种自我认同的紧张感。

而中国式现代性是一种“外在替代性”,即由外人强加于我,是对传统安身立命的道德和社会准则的彻底摧毁。不能不承认的是,我们是被迫步入现代化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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