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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平叛与古文运动

  (文/邢哲夫)

在我们熟悉的唐代文学家中,韩愈或许是最具士大夫品格的一位。我们从“古文运动”的文学史高度理解韩愈,也对韩愈谏迎佛骨、夕贬潮州、祭鳄鱼、兴边鄙的掌故耳熟能详。但其实韩愈也是一位具有高度政治洞见和行动能力的政治家。而韩愈平叛的事业,也与其文字生涯互为表里。

众所周知,藩镇割据是导致唐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韩愈生活的德宗、宪宗、穆宗时代,藩镇割据已经成为了帝国的癌症。成德节度使田弘正,本是叛将田承嗣之侄。田弘正感于大义,归降唐朝,被擢升为中书令兼成德节度使。然其部将王廷凑率部兵变,杀死田弘正及其将士、家人三百余人,自立为节度使留后兼知兵马使。王廷凑本是回鹘人。唐朝因藩镇离心,军权松分散,便只好雇佣异族武人以对抗。然雇佣军毕竟难以控制,终究离心离德,酿成祸乱。当时韩愈刚刚从潮州谪居任上回京,担任了短暂的国子祭酒之后转任兵部侍郎。倾危思重臣,而韩愈故友元稹的一句“韩愈可惜”,也让穆宗皇帝再次想到韩愈。穆宗以河东节度使裴度充任幽、镇两道招抚使,韩愈也临危受命宣抚,并被授权便宜行事。韩愈孤身进入王廷凑营地,王廷凑摆开阵势,以大军相迎。当然,王廷凑知道韩愈不好对付,便忙将责任推给士卒,说田弘正之死完全是士卒哗变的结果。韩愈不吃这一套,厉声说:“皇上赏识你的才能,赐你节仗,你却辜负皇恩,大逆不道,是何道理?”王廷凑的军士中也有人站出来说:“先太师(田弘正)曾平定朱滔叛乱,血衣犹在,我们也流血流汗,不负国家,国家为什么以我们为反侧?”这名士兵显然是在偷换概念,把朝廷镇压王廷凑置换成了追究田弘正。韩愈抓住这一点说:“我以为你不记得先太师了。记得就好。天宝以来,背叛朝廷的节度使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都有子孙在吗?有继续为官的吗?”大家只能回答“没有”。韩愈又说:“先太师田弘正以魏博六镇归顺朝廷,这是人所共知的。”军人忙抢白:“田弘正刻薄少恩,所以我们才不安。”韩愈顺势说:“但你们杀了田太师及其家人,究竟谁更无理?”大家无可置对,只能说“对”。王廷凑害怕众军人又反过来倒戈于自己,只好做出让步:“您想让我怎么样呢?”韩愈说:“神策军将领如牛元翼那样的虽然不少,但朝廷顾全大局,不忍处置。您擅自围攻,是何缘由?”神策军是唐朝的中央军。然而唐朝中央集权的松散,使得神策军复又成了宦官掌控的私人军队。虽然如此,在中央军与藩镇之间,朝廷自然要偏袒中央军。虽有姑息之嫌,也是无奈之举。王廷凑忙说:“那我马上解围。”韩愈说:“如果真能这样,你便不会受到追究。”于是王廷凑暂时屈服,镇州的危机暂时得到纾解。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当然,这并不是说乱世之音便只有怨怒,衰世之音便只有哀思。相反,乱世中也有不少挽狂澜于既倒的志士,用文字来对抗时势的艰危。这是一种对时代的“逆反应”。“古文运动”与其说仅是一种文体的焦虑,不如说更是一种政治的焦虑,是唐王朝国运在文学上的反映,也是对唐王朝内重外轻的衰微局面的逆挽。骈文与散文表面上是文体的差异,实质上则是其背后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秩序的差异。梁朝裴子野说“古者四始六义,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适。”六朝骈文体现了一种封建化的小共同体的趣味。六朝骈文以门阀政治和偏安王朝的政治形态为基础。六朝文体之卑弱,正是因为它们只是没落贵族小共同体“用以自适”的产物。六朝骈文作为去政治化的“纯粹文学”,已脱离大共同体的政治生活,沦为小共同体成员之间汲引应酬的玩物。正是小共同体分利自肥的性质阻碍了国家的统一。而韩愈力图恢复的三代两汉古文,则寄托了儒家的大一统理念:“古文”既是“书同文”格局下的“形四方之气”的“雅言”,是统一的政治生态的产物,也是先王政典的载体,是公共性对私人性的超越。由文体而引发的“古今之争”不啻是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的意识形态的交锋,以期重建唐王朝的大一统秩序。所以韩愈的“文以载道”,所载的也并非腐儒呼天的迂阔之道,而是急用先学的经纶之道。而作为平叛有功的士大夫,对于古文的推进,自然也比导其先路的独孤及、梁肃等古文家高出一个层次,因为这是韩愈自身政治经验的自然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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