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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青年:参加革命是从唱歌开始的

一二·九运动中的陈翰伯 (下方中间戴礼帽者) , 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 1937年他陪同埃德加·斯诺夫妇赴延安。 1949年之后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一二·九运动中的陈翰伯 (下方中间戴礼帽者) , 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 1937年他陪同埃德加·斯诺夫妇赴延安。 1949年之后从事新闻出版工作

(文/李响)

1、“一二·九”爆发正值救亡歌咏运动高潮

北平学潮震动南京,蒋介石宣布于1936年1月16日召全国学校领导和学生代表“晋京聆训”,听取学生意见,告知政府处境和对日政策。北平学联认为“聆训”会使学潮平息,应该阻止这一活动,并决定按照中共北平市委指示,派学生南下农村宣传抗日救亡,与工农结合,扩大学运影响。学联在燕京大学召开各校学生代表大会,进行投票,结果出乎学联领导人的意料,大部分学生赞成去南京“聆训”。执行主席郭明秋情急之下宣布休会,与黄敬等商量对策。会议再开始时,改变投票规则,不按人头而按一校一票重新表决,结果赞成南下宣传者占多数,决议通过。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兵分四路出发,清华男生组成了一个自行车队,副队长是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的钱伟长。多年后钱伟长还对人津津乐道,他和夫人孔祥瑛是“一二·九”做的媒,他们是12月9日在街头游行时认识的。

南下宣传队的主要宣传方法是唱歌和演剧。对今天的年轻人提起“一二·九”,他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大合唱。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有高校组织纪念“一二·九”的歌咏活动,逐渐成为传统,全国各地几乎所有大学中学都会在12月9日这天组织合唱比赛。“一二·九”的确与大合唱渊源很深。“一二·九”爆发之际,正值救亡歌咏运动发展至高潮,歌咏和“一二·九”互相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救亡歌咏运动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为重整文化宣传阵地,中共地下党联合进步人士,发起了一系列左翼文艺组织和运动,如著名的左翼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电影小组。音乐方面,聂耳、贺绿汀、任光、安娥、吕骥、冼星海等人创作了大量通俗的革命和救亡歌曲,《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松花江上》《大路歌》等即诞生于此时,至今还在传唱。这些歌曲大多先是作为电影配乐,借助银幕、广播传播,旋律朗朗上口,歌词充满爱国热情,很快流行开来。左翼音乐工作者从1935年开始发起救亡歌咏运动,深入群众组织歌咏团,更使这些歌曲红遍全国,几乎人人会唱,尤其是青年学生歌不离口,每逢聚会、集体活动,都会自发大合唱。

在游行队伍最前列执掌清华门旗的赵俪生晚年回忆“一二·九”时写道:“一定得提到‘歌’。真是歌之力量大矣哉!很多青年参加革命,都是从唱歌开始的……以我来说,朋友们一致说我是身上连一粒音乐细胞都没有的人,但所有这些救亡歌曲我都会唱,而且五六十年后,有时仍可引吭高歌,足见其时代魅力之大。另一首歌,其中有三句云:我们的歌声唤醒了城镇,也唤醒了偏僻的大小村庄,这歌声给我们巨大的力量……的确如此。所以我们常说,抗战是唱歌唱出来的;又说,抗战胜利是救亡歌曲的果实。这些话听起来‘玄’,但其中的意思没有错。”

唱什么歌是很有讲究的,南下宣传团就因为对唱歌意见不统一发生了分裂。学生们在农村反复唱两首歌:东北义勇军传来的《时事打牙牌歌》和苏联的《工人歌》,其中有一些宣传共产革命的歌词,如“苏联本是共产国,自由平等新生活”,“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煤烟涂黑我们的脸”等。这些歌词农民听不懂,燕京大学一支小分队提出,“赤化”宣传跟抗日有什么关系,不要再唱。左翼同学与之发生激烈争论,从国际形势辩到世界观价值观,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燕京小分队决定退出宣传团返校,黄华给他们送行送了十余里,和平分手。燕京新闻系的陈翰伯后来反思,现在看来当时唱这些歌确实不妥当,属于“左倾”关门主义路线残余。两个月后的“三三一”游行因为唱《国际歌》,又引发许多学生当场站起来退席,说此歌与抗日无关。

 2、左右派学生的文斗武斗

1936年2月,各校相继开学。清华开学后拟补考去年底因学生运动而耽误的期末考试,学生以准备不及要求延期,黄诚率“救国会”在教授楼下高呼免考口号,张奚若、俞平伯、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潘光旦等60余名教授愤而辞职。此事激怒了想好好学习的同学,后来成为著名史学家的何炳棣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组成“护校会”,通电全国各机关和学校,要求严惩“救国会”,还到北平地方法院控告黄诚、钱伟长等12人。“护校团”被“救国会”骂为国民党特务学生,何炳棣辩解说,“护校团”百余人,仅六七人为国民党同学,其余大部分是东北流亡同学,他们千辛万苦考入清华继续学业,渴望用功读书,反对闹事。

1936年3月中下旬又发生“三三一抬棺游行”,起因是学运中被捕的十七中学学生郭清病死狱中,学联党团开大会追悼郭清,一些学生抬着一口空棺材上街游行示威,结果被逮捕50余人。一些中学发生殴打“反动校长”事件;各校内讧严重,进步学生与保守学生大打出手;1936年初被校方派往南京受蒋介石接见的学生代表回校后受到学联打击排斥,甚至宿舍被捣毁,行李物品都被扔出门外。

这些激进行为受到社会舆论批评,学联运动渐失人心,引起中共中央重视。1936年3月,刘少奇奉中央委派主持北方局,开始直接领导平津学生运动。他批评北平学联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纠正一二·九运动爆发以来的一系列“左倾”现象。

学运方针开始发生变化,对右派学生也不再动辄骂“反动”或“汉奸”,而是主动联络争取共同搞抗日救亡活动。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学联给蒋梦麟、胡适等写信,对五四先驱表示敬意,检讨过去的不妥行为。1936年6月13日,学联组织了一次和平游行,把“一二·九”时“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秦德纯”的口号改为“拥护二十九军武装保卫华北”,游行队伍畅通无阻,几乎走遍北平所有主要街道,没有受到任何军警干扰。

这时,学运领袖内部又发生分裂。重视上层统战的被称为“元老派”,重视发动群众的被称为“少壮派”。“元老派”以清华徐高阮为首,强调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少壮派”以蒋南翔为首,强调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要保持独立自主。徐高阮已经是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纷争引起中共北方局高度重视,彭真亲自到清华住了3天了解情况。1936年10月,上级指示成立学生工作委员会,蒋南翔任书记,以便加强中共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更好地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工委试图争取徐高阮回心转意,但他坚持辩论,刘少奇让他到延安去解决,他不肯去,最后被开除出党,其他元老派或被开除,或自动脱党。

学生中的左右纷争并没有平息,终至1936年底发生何炳棣所谓“清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群殴”。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左派学生听闻蒋介石被抓,欣喜若狂,纷纷跑去吃馆子庆祝,有学生想上街游行喊“杀了蒋介石”的口号。蒋南翔按住了大家。事后他说,在校车上听到同学议论纷纷,大部分人说如果杀了蒋介石可就天下大乱了,当时他就感到杀蒋的口号不符合群众要求。12月25日传来蒋介石平安离开西安的消息。那天正是圣诞节,清华学生放鞭炮庆祝领袖脱险,黄秋耘回忆,他和几个左派学生想不通这个结果,气得跑进城里喝了几斤老酒,在澡堂里用大毛巾蒙着头睡了一天。但校园中炸开了锅,左右两派因对事变结局心情迥异,在大礼堂发生争执,打了起来。参与斗殴的两派学生都被校方记过,右派由何炳棣“领衔”。

1936年末,在全国颇有影响力的《大公报》笔杆子王芸生连写6篇文章谈对学潮的意见,统称“六寄北方青年”。他的核心观点是“读书救国”和“学生不党”:“读书是学生的本分,政治运动则是偶然的触发。我不反对学生参加政治运动,但要纯真。像五四和一二·九,再像当前的大问题爆发的时候,青年学生起来做卫护祖国的呐喊,纯洁真挚,那是万分应该的。但一流于形式化,经常地做党派斗争,那便坠入魔道了。”他奉劝学生不要错过读书的光阴,变成学术的低能儿,那样对民族国家的损失太大。

王芸生的文章引发热议,左右派青年褒贬不一。当时有两名青年的回应文章最具代表性,一是化名为吴姓同学的22岁的顾准,一是清华学生会领导人之一王永兴(当时名为黄刊)。

顾准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划为右派,其实早年他的思想也很左倾。一二·九运动爆发当天,顾准正在北平,他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考虑到秘密工作需要掩护身份,在现场旁观没有参加游行。顾准的文章质疑王芸生对西安事变的观点,为苏俄和共产党辩护。王芸生在回应文章中颇具意味地说:“我希望吴先生在信中所写的就是共产党的态度”。

王永兴文章题为《北方青年的回响》,引起轩然大波。他批评左派青年狭隘宗派幼稚,过分幻想短视;右派青年对政府盲目信赖,轻视民众,双方都有罪于国家。“北方青年完全失去了他们应有的态度,完全失去了他们对于国家应有的贡献。”他赞同王芸生观点,提出知识应该成为青年救国的武器。王永兴就此淡出学运,《回响》一文直到20世纪80年代纪念“一二·九”时仍被定性为“反动文章”。

3、他们都老了,各自奔天涯

彭真在1949年纪念“一二·九”14周年时演讲道:“‘一二·九’的学生们好比一大把种籽,有的是生根结果了,也有一些人开了花没有结果,堕落了或者不知飘流到哪里去了。”

“开了花没有结果”的,自然是指那些中途告别革命的学生。其实他们在其他领域也结出硕果。如著名的“一二·九叛徒”徐高阮,1949年随傅斯年去台湾,任职于“中央研究院”,成为胡适得力助手;王永兴师从陈寅恪,后来成为著名隋唐史和敦煌学专家;1935年12月9日打响红楼课钟号召北大学生游行的王德昭,1947年赴台湾任教,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清华中文系王瑶在“一二·九”之后入党,但不久又脱党,转向学术,成为文学史家,1952年院系大调整后他到北大中文系任教,培养了钱理群、陈平原等学生。

还有一些人,并非彻底告别革命,但始终徘徊于组织之外,最典型如赵俪生。“一二·九”后期,蒋南翔曾启发他申请入党。赵俪生考虑了几天,对蒋南翔说,列宁曾批评孟什维克马尔托夫,但在肃反时助他逃往西欧,感叹他是“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赵俪生觉得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从那以后蒋南翔就不再去找他了。赵俪生后半生在兰州大学执教,1958年划为右派,在农场劳改险些丧命。“文革”结束后,他培养了秦晖、金雁等著名学者。

更多的“一二·九”骨干成为职业革命家,有的付出年轻的生命。很多学生回忆,“一二·九”的骨干都是高才生,是用功的学生,因为不用功在同学中就没有威信。何炳棣虽与左派学生数次冲突,但他承认政治活跃的同学中确不乏真正干才,比如黄诚,“手笔快,口才好”。黄诚参加了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被害。

每个群体的革命之路都是坎坷的,但理想主义的“一二·九”一代尤甚。延安整风运动中,“一二·九”被说成“国民党的红旗政策”,大批从城市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被打为“特务”,包括韦君宜的丈夫杨述。1943年审干结束,蒋南翔上书中央,说用搞运动的方式审干和歧视知识分子干部是错误的。结果蒋南翔被发配到东北做宣传工作,直到1985年中央组织部才明确他当时提的意见是正确的。1952年院系大调整后,蒋南翔回母校清华大学任校长,一心一意提高学校学术实力,为保证生源质量力阻工农兵大学生政策。当年的左翼学运领袖,被称为“老右倾”“老保守”,“文革”中被打倒。“一二·九”时清华女同学带头人孙兰(原名韦毓梅),后来成为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文革”初期跳楼自杀。韦君宜在“文革”后知道她的死讯,写道:“我想起‘一二·九’运动,首先就想起了你。你的最后结局显然与当年的豪情壮志完全联系不上。”

1981年,韦君宜在杨述《一二·九漫语》的序言中写道:“什么人也都曾有过自己青春年少的时代,也曾‘常见男生追求女生,又看电影又滑冰’。而同时,它又告诉我们,年轻人如何自然而然地、英勇地走向斗争,抛开家庭,离开学校,舍弃生命……这老一代人究竟为什么这样坚执?这样受了无数的苦仍然踏实于共产党?……因为他们经历过这样的历史。”

一切缘自1935年那个义无反顾的冬天,韦君宜在延安遭遇“抢救”运动后,把最初的美好写在诗中:

那好比一个暖热飞腾的梦(可怜那个糊涂梦)

北方十二月雷霆

给我们

闪一条迸火花的路径

前门大街抢水龙

门头沟去宣传矿工

……

忘不了的是年青朋友

忘不了生物馆里的雄歌

生活像泥河一样流

……

也不是不知道

平安岁月锦片前程

眼前放着想拿就行

可是老高(注:高承志)说的好:

“我们

是自觉的

给我们的阶级挖坟。”

眼睛上能看清

锄头上使狠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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