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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没的北魏政治血脉:可汗,选立与换届?

(文/张晓波)

北魏,一个未竟统一之志的“征服者王朝”,却开启了隋唐恢弘之局。但从第一代入主中原之主拓跋珪始,北魏就陷入再造传统的无尽困惑与冲突之中。北魏留下的,不仅是今天大同震撼人心的云冈石窟,更是诸多历史疑团。

自北魏第三代君主太武帝拓跋焘以《国史》案诛灭北朝高门大族崔浩后,北魏前期历史,大多湮灭无闻,仅在其它史书中留存只言片语。北魏定鼎中原,经百有五十年而败亡,但其血统贵族,却依旧主宰北周、隋、唐之政治。陈寅恪、唐长孺、田余庆等已故史学大家,对北魏史的开掘,已成中国中古史研究最精彩的华章。毫无疑问,这些史学家的基本视野,是以动荡变革之际“中国”之存续与发扬,为观察北魏史切入点的。那么,有没有一种发现一种全新、或者内亚的视野,来重新看待北魏?

北魏,一个未竟统一之志的“征服者王朝”,却开启了隋唐恢宏之局。但从第一代入主中原的拓跋珪始,北魏就陷入再造传统的无尽困惑与冲突之中。北魏留下的,不仅是今天大同震撼人心的云冈石窟,更是诸多历史疑团。

自北魏第三代君主太武帝拓跋焘以《国史》案诛灭北朝高门大族崔浩后,北魏前期历史,大多湮灭无闻,仅在其他史书中留存只言片语。陈寅恪、唐长孺、田余庆等已故史学大家对北魏史的开掘,已成中古史研究的精彩华章。毫无疑问,这些史学家的基本视野,是以动荡变革之际“中国”之存续与发扬,为观察北魏史切入点的。那么,还有没有一种全新的角度看待北魏?罗新教授的《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所展现的“内亚”(Inner Asia)视野,从北方各族群的政治传统入手,正是这样的一种努力。

北魏从内亚的蒙古高原东部,走向传统中国的统治中心,是道武帝拓跋珪(371年—409年)的功业,也是其一生跌宕起伏的根源。拓跋珪早岁颠沛流离,后凭借母族之力,中兴拓跋鲜卑。公元395年,拓跋珪在参合坡(今内蒙古凉城东北)歼灭后燕八万精锐部队,并开启南征中原之势。公元398年,拓跋珪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是为北魏之平城时代之始。北魏成为一个“中原王朝”,但这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它仍然不具备中原王朝的治理结构与稳定有序的君主继承制度。

田余庆名著《拓跋史探》一书中,以北魏“子贵母死”、“离散部落”为切入口,为读者展现了北魏由“部落联盟”成为“国家”这一历程中惊涛骇浪的政治斗争。拓跋珪依仗母族,进位为中原 “可汗”之后,却必须要为继承者杜绝“后族干政”,乃有残酷的“子贵母死”之制。

《魏书·皇后传》:

道武宣穆皇后刘氏,后生明元……后以旧法薨;

明元密皇后杜氏……生太武……泰常五年薨;

太武敬哀皇后贺氏……生景穆,神元年薨;

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生文成皇帝而薨;

文成元皇后李氏,生献文……依故事……薨;

献文思皇后李氏……生孝文帝,皇兴三年薨;

孝文贞皇后林氏,生皇子恂……后依旧制薨;

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后生宣武……暴薨;

残酷的“子贵母死”始于409年,终于512年,凡109年,历七代乃止。实际上,“子贵母死”制,虽杜绝了后族干政,但却产生了更畸形的乳母干政,文明太后就是显例。

相对于摒弃外戚势力、巩固皇权(或汗权),解决统治权的有序继承,更是一个难题。拓跋珪之继承汗位,是与其叔父拓跋窟咄经过残酷的部族内战而获得。非但拓跋部之继位原则常常引发内战,长期与中原王朝敌对的匈奴、鲜卑、蒙元,乃至于满清前期,始终在君主(或汗位)继位人选问题上发生冲突,甚至引发分裂和内战。

汗位继承纷争,这是内亚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部族联盟政治之必然。一个经典案例,或许能帮我们看清北魏继承制度,也从中体味来自内亚的“征服者政权”在与华夏政治传统交融之际发生的困惑。

拓跋珪晚年,残暴惨刻,诛戮无常。409年,拓跋珪之子清河王绍弑父。《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记此事:

己巳,宫门至日中不开。绍称诏,集百官于端门前,北面立。绍从门扉间谓百官曰:“我有叔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众愕然失色,莫有对者。良久,南平公长孙嵩曰:“从王。”众乃知宫车晏驾,而不测其故,莫敢出声,唯阴平公烈大哭而去。

这段文字,多为史家注意,其中“我有叔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一语,表明谋逆者拓跋绍尽管发动政变,但对自身非顺序继位,惴惴不安。田余庆的《拓跋史探》与李凭所著《北魏平城时代》皆指出,此处的“叔父、兄”,皆指拓跋部旧有的继位顺序,即拓跋绍之叔、大哭而去的“阴平公烈”,以及拓跋绍之兄拓跋嗣,是汗位理论上的优先继承人。也就是说,依拓跋鲜卑部落之旧制,汗位继承原则混杂了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这与华夏王朝所确立的“父死子继、以嫡以长”的皇位继承原则,显然不同。

拓跋绍召集百僚,并且在阴平公烈在场的情况下,要求众人答复汗位人选,毫无疑问附带武力逼迫。罗新在《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一书中,为这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增添了新解。罗新认为,这一幕对答中,还存在着“立汗”仪式的惯性力量。

部落联盟政权汗位之产生,是部落结盟之结果。各部落实力相对均衡,汗位在理论上,会通过“选举”而产生。当然,这里的“选举”,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直选民主或代议民主,而是贵族(酋长)选主(汗)制。而实际政治操作中,汗位往往操控在具有最强实力的部族手中。

部落联盟政治之初,汗位禅递或接近理想。于是,可汗,不同于华夏王朝终生制与世袭制之皇帝,产生了独特的选立可汗的仪式与换届问题。

罗新在《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一书中,反复引用《周书》记载的汗位继承仪式,以此探讨北魏可汗继承的独特性:

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舆之以毡,随日转九回,每回臣下皆拜,拜讫乃扶令乘马,以帛绞其颈,使才不至绝,然后释而急问之曰:“你能作几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乱,不能详定多少。臣下等随其所言,以验修短之数。

这段引文,点明了可汗是被选“立”的,并且新任可汗要在昏迷状态下,回答执政时间。

拓跋部兴起于代北,道武帝于被弑之际,入主中原不过十余年,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的交融,刚刚开始。按照罗新的解释,拓跋绍询问汗位人选的举动,被群臣理解为“选汗”之仪式,也就解释了“阴平公烈大哭而去”,是出于对汗位争夺的失败。

北魏可汗(皇帝)的继位与稳定,始终是困扰王朝的问题,终北魏史,总共十四位君主中,有十人被弑杀,来自宗室、贵族势力的叛乱,则从未止息。北魏政权,尽管进入中原,但要转型为华夏传统的皇权—文官治理体系来稳固政权,始终是其难点。

北魏后期最有作为的君主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其背后政治用意,蕴含着强化皇权、削弱贵族势力的努力。孝文帝去世二十多年后,以六镇为中心的北魏传统力量,掀起了大叛乱,直接摧垮了北魏王朝。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北魏的终结者高欢,在将篡未篡之际,为傀儡皇帝孝武帝举行的继位仪式上,又一次复活了“举毡立汗”。《北史》曰:

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高)欢居其一。帝于毡上西向拜天讫,自东阳、云龙门入。

通过对北魏史中“举毡立汗”仪式的发掘,罗新提出了一个极富开创性的假设:“举毡立汗”并非拓跋部族独有,更是内亚各民族重要的政治传统。罗新认为,辽的开创者耶律阿保机之死,也与“举毡立汗”有关。耶律阿保机在昏迷状态下,将统治年限说少了(罗新推断是九年)。由此,他一再推迟换届,引发多次内战,最终不得不承诺换届时间。罗新认为,耶律阿保机之死,实情是出于迫不得已的按时自杀或他杀。对耶律阿保机之死的讨论,构成了《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的一个重要结论,即内亚传统有其连续性。

显然,《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是一篇相当冒险的历史论文。尽管作者一再声明,受限于史料的匮乏,难以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历史轮廓,但是再大胆的假设,仍然需要过硬的史料支撑,丰富想象力不能掩盖逻辑演进的不完美。如何在北魏与契丹、蒙元之间建立完整的时间与政治的连续性,是断章残简的史籍所不能阐明的,也是本书未竟的任务。不过可以明确的是,今天地理与文化意义上的中国,由历史积淀而成,不是单一的“华夏史”,还应当有一部“内亚史”。但这部内亚史的构建,仅靠中国史籍恐怕十分艰难,还需要更多史料与人类学的支撑。

可以明确的是,无论是传统王朝更迭中“华夏”与“内亚”反复交替,还是汉唐文化鼎革、明清变服易色,都说明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不是一个单一“华夏”中国。

今天意义上地理与文化空间的中国,由历史积淀而成,不是单一的“华夏史”,还应当有一部“内亚史”。但这部内亚史的构建,却需要更多史料与人类学的支撑。遗憾的是,就中国史籍而言,支撑起一部具有连续性的内亚史,恐怕十分艰难。

崔浩《国史》,因曝扬北魏先人之恶,为太武帝所焚。这也意味着,作为“征服者的内亚”,在文化上,往往是“被征服者”。诸多内亚民族进入中原之后,遭遇强大中华政治文化,或主动,或被动,选择了接受,而自身的历史,则被有意无意地埋葬了。古老灵魂的新鲜血液汇入中华之后,内亚本身就已重叠在中华之中,我们看见历史中惊心动魄的冲突与艰难曲折的融合,却未必能清晰地分辨这部跌宕起伏的内亚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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