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文/周海滨）
纸上风波
“我竟成‘多余的人’呵！噫！忏悔，悲叹，伤感，自己也曾以为不是寻常人，回头看一看，又有什么特异，可笑可笑……宁可我溅血以偿社会，毋使社会杀吾感觉……我要‘心’！我要感觉！我要哭，要恸哭……”
这是1921年12月19日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中自嘲是“中国之‘多余的人’”。“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多数出身于没落的名门望族，有文化教养，不为官职钱财所利诱；也能看出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他们虽有变革现实的抱负，但缺少实践。他们生活空虚，性格软弱，没有向贵族社会抗争的勇气，只是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在社会上无所作为。
瞿秋白喜欢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对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罗亭极其喜爱，曾评说：“鲁定办一桩事，抛一桩事，总不能专心致志，结果只能选一件最容易的——为革命而死。”鲁定即罗亭。瞿秋白之所以对《罗亭》这部作品情有独钟，是因为他在罗亭这个“多余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有着浪漫情怀的瞿秋白在与现实发生关联的时候，总是自我执拗于违和感，不免自觉是“多余的人”。“多余的人”并不可怕，瞿秋白害怕的是“多余的话”。他说，“宁可我溅血以偿社会，毋使社会杀吾感觉”。瞿秋白一语成谶，虽溅血以偿，却在身后受社会之杀。
都是那篇让人翻烂了的《多余的话》惹出的纷争。“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狱中写下遗作《多余的话》，全文1.6万余字，总标题后引《诗经•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题记，包括：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他用自我反省的笔触和自我剥离的挣扎，用几近残酷的坦白直指自己的灵魂深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内心没有丝毫的掩饰和遮挡，透明而坦荡。
36岁的瞿秋白牺牲了，身后近30年的时间里波澜不惊，随后却哗声一片。
毛泽东的题词，为何35年后才“面世”
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应杨之华请求为《瞿秋白文集》题词：
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毛泽东
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但是在此后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10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瞿秋白文集》(第一册)上，却没有刊出毛泽东的上述题词。1953年10月到1954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先后出版发行了《瞿秋白文集》第二册、第三册和第四册，毛泽东题词仍未公开发表。
为什么不把毛泽东称赞瞿秋白“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的题词刊印在《瞿秋白文集》上，而是藏匿起来秘不示人？毛泽东题词首先与杨之华有关。目前还保存着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写给杨之华的一封信和信封影印件，该信封上写着“中华全国总工会杨之华同志”，落款为“毛寄”。信的内容为：
之华同志：
来信收到，瞿秋白同志文集出版，甚好。写了几句话，不知可用否？
此复，顺祝健康！
毛泽东
十二月卅一日
1980年代初从中央档案馆中重新发现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手稿的当事人之一温济泽曾推测说：“我们只能猜想，三十年前已经发现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这是秋白的原文，还是有什么地方被敌人篡改过呢？由于一时难分辨清楚，所以毛泽东的题词没有发表。”
多个版本的分析文章都指向瞿秋白诗文的一次风波。
1950年6月，瞿秋白牺牲15周年，天津《文艺学习》杂志第一卷六期，刊登了南开大学教授、翻译家李霁野的题为《瞿秋白先生给我的印象》的怀念文章。文章结尾写有这样一段话：“在他从容就义以前赋诗作词，我读到报纸上的记事时，想到他温雅而勇敢的态度，明亮有神的眼睛，从容而有风趣的谈吐，觉得他很富有诗人的气质，他的一生就是一首伟大的、美丽的诗。”文末“附录”写道：“据一位朋友写信来告诉我说，诗是集唐人句：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回首十年坎坷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他说词他只记得末两句：‘枉抛心力作英雄，黄昏已近夕阳红。’”(李霁野先生提及的两句词出自瞿秋白《浣溪沙》——作者注)
李霁野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有备而来，在7月18日同时刊登了时任《新华月报》编审、诗人臧克家《关于瞿秋白同志的“死”》一文和杨之华来信，并加了“编者按”：瞿秋白同志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在当时的报纸上故意发表些经过篡改的或捏造的“遗作”，以致以讹传讹，歪曲了历史。臧克家同志为此写了一篇辨正的文章。秋白同志爱人杨之华同志也给本报一封信，表示同意臧克家同志的意见。臧克家的文章在转述了李霁野文章中引录的瞿秋白“集唐人句”诗后，写道：“这些诗词对于这样一个烈士的死是多不相称……”
当天晚上，李霁野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致歉信：“虽然作为附注，并未重视诗词本身，但我并没有指明这不称烈士的就义情形，是我应该负责任的。因此我对于秋白先生的家属以及爱护他的遗念的朋友和读者们致深诚的歉意。”
这场争论虽以李霁野的检讨结束，但波及瞿秋白著作的出版。毛泽东题词的首次发表出现在35年后，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选集(上)》。
陈福康、丁言模在《杨之华评传》中认为：“当初瞿秋白牺牲后，杨之华就坚决表示不相信《多余的话》和其他旧体诗等，认为是敌人故意捏造或修改的，是用来恶毒贬低瞿秋白光辉形象的。杨之华考虑的问题相当多，远远超过了当时史学界所能想到的。事实证明，她的顾虑并非多余……毛泽东对于《多余的话》的看法，杨之华理应知道，但是她从来不发表任何意见，并且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就已不再公开发表纪念瞿秋白的文章了。但她还有一个心愿：要写一本回忆瞿秋白的书。1959-1963年，在杨之华具体指导下，由中央组织部委派的洪久成陆续完成了《回忆秋白》的初稿。杨之华曾有希望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就因为她在对待瞿秋白的问题上不能‘端正态度’，终于未能当选。”
周扬的回忆
1963年，戚本禹批罗尔纲研究李秀成自述，认为李秀成是叛徒。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毛泽东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了16个字否定李秀成：“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人民日报》1964年7月24日第5版“学术研究”栏目摘要转载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
毛泽东对李秀成自述的批语，牵涉瞿秋白的历史评价。据周扬1979年8月28日在万寿路住所对中纪委第八组谈话时说：
“我问陈伯达，对李秀成怎么看。他说李秀成还不是为了保他部下那些人。陈是为李辩护的。陈伯达又说，瞿秋白不是也写过一个自述吗？陈说是黄敬告他的，因为黄敬被捕后也写过这种东西。”
“我见到了(毛)主席时，把对李秀成有不同看法向主席汇报了，主席一言不发。”
“以后江青见到我，说：主席认为李秀成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晚节不忠？)，不足为训’！主席关照不要告你，但我还是告你了。”
“我又见主席时，主席第一次对我那么生气地批评了我(他从来都是表扬我，没有批评过)。他说：范文澜、郭老，还有你，你们都为李秀成辩护。你这个人没办法，你是大地主阶级出身，本性难改……我当时听了很难受。总理在一旁承担责任说他有错误(因为是总理要我过问的)。我说还是我的责任。这时主席也提到了瞿秋白。我问主席看《多余的话》没有，主席说：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
1964年8月23日，《人民日报》以第六版、第七版两个整版及第八版左下角版面登载了戚本禹的《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揪叛徒”酝酿开来。1964年夏，中共常州市委也接到“再不要宣传瞿秋白”的指示精神，瞿秋白故居随后关门，文物遭封存。“文革”前陈独秀、瞿秋白等人被提为“党内路线斗争”的重点对象。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林彪、江青认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自首叛变的铁证”，“出卖我党我军重要机密”“暴露了党的地下关系”。“出卖我党我军重要机密”的一个罪证是，瞿秋白在一次回答问话时，说出项英、陈毅率领红军兵分三路活动的情况。陈铁健解释说：“当时根据中共中央2月来电指示，苏区留守红军兵分九路进行游击。项英、陈毅不久到达赣粤交界的油山，根本不在‘兵分三路’中的任何方向。”陈铁健《导读：书生革命者的悲剧情怀》，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在瞿秋白遇难32年后的1967年，《多余的话》惹来横祸。这份遗作被认为是“叛徒的自白”。在面对死亡的时刻，瞿秋白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悲悯……以真实的面目袒露出来，但这被认为是对革命的背叛。其实，在瞿秋白的作品中，“叛徒”这个词汇会被惯常使用，瞿秋白也未曾料到身后会与“叛徒”为伍。不过，瞿秋白的笔下“叛徒”不是无耻的背叛者，而是可爱的叛逆者。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瞿秋白称鲁迅为“青年叛徒的领袖”，称萧伯纳为“资产阶级的叛徒”。
“叛徒”瞿秋白遭到了新时代“青年叛徒的领袖”的讨伐。
1967年5月12日，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冲进八宝山，砸坏了瞿秋白墓。
“文革”结束以后，中共中央经过深入调查认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真迹”，但是，瞿秋白并不是“叛徒”。瞿秋白“烈士”的身份不能因为这篇文章而改变。但实际上主流舆论再也不提“烈士”两字。
在陆定一、邓小平、瞿独伊等人的努力下，瞿秋白不仅洗脱身后被污浊的名声，而且让人们清晰地看到，瞿秋白在生命的尽头用革命家的尖锐和文人的清高，把自己的内心世界不加掩饰并且毫不惧怕地摆在了历史的评判台上。
1979年5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8个专案组，对瞿秋白、刘少奇、彭德怀、陈毅、贺龙等人的冤案同时立案复查。1980年10月，瞿秋白专案组写出了《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转发，正式为瞿秋白平反昭雪。《报告》指出，瞿秋白被捕后“拒绝劝降”，“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的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198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举行瞿秋白同志就义50周年纪念大会，时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的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对瞿秋白作出全面评价——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里，秋白同志在身后又一次蒙受了严重的诬陷和冤屈。
1980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反复调查，推翻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流传甚广的诬蔑他为叛徒的种种颠倒不实之词。中央书记处于同年7月讨论通过了中纪委的有关报告，10月发出党内文件，在全党恢复了他的名誉……(杨尚昆《在瞿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5年6月18日第4版)
国民党并不把瞿秋白视为“叛徒”
《多余的话》部分内容最早以“共魁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为题发表于由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第12卷第6、7、8期(1935年8月、9月出版，选载《历史的误会》《文人》《告别》三节)。《社会新闻》首次选载《多余的话》时，按语说：“瞿之狡猾恶毒至死不变，进既无悔过之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故瞿之处死，实属毫无疑义。”
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上海《逸经》半月刊第25、26、27期全文刊载《多余的话》。国民党之所以主动披露此文，是因为他们把这篇文章看成共产党领袖的“反省书”。但是，国民党方面并不把瞿秋白看成“叛徒”。从《多余的话》问世到1960年代，中共方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伪作，是政治阴谋。人们往往拿方志敏《可爱的中国》与瞿秋白《多余的话》进行比较，认为《多余的话》缺乏战斗精神，包括杨之华在内都极力否认这是瞿秋白的亲笔作品。
革命的激情总是会忽视细腻的情感，在宏大的叙事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总是需要昂然的头颅去面对敌人，连阿Q都要喊出“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战斗号角。而瞿秋白的这篇遗言大相径庭，他非常明白同时代的人不会理解和接受这样的真实——
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多余的话•告别》)
1938年在武汉时，柳亚子向周恩来报告说，他得到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
可能有假，现保存在女儿柳无垢处，请示如何处理。周恩来当时回答：“既然是假的，何必重视呢？既然是真的，又何必处理呢？”
1958年毛泽东经周恩来的确认，相信了瞿秋白《多余的话》不是国民党的伪造。在当年怀仁堂的一次气氛轻松的会议上，毛泽东突然提到党的历史上的几次路线斗争，又把瞿秋白与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等并列在一起，当时听会的杨之华一时惊恐万状，忧心忡忡。而三年前即1955年，瞿秋白的遗骸刚刚从福建长汀移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安葬。(胡明《也谈瞿秋白与鲁迅、冯雪峰》，《西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文人“革命”
为什么瞿秋白会写出《多余的话》？
瞿秋白说：“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1927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
这与瞿秋白的“绅士阶级”出身有关。瞿秋白在《多余的话•脆弱的二元人物》里是这样解释的：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账。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瞿家的确是一个世代为官的书香门第。父亲瞿世玮还擅长绘画、剑术、医道，六伯父瞿世璜精于篆刻。母亲金璇是官宦之女，精于诗词，能书娟秀小楷。瞿秋白视野广阔，诗词、篆刻、绘画、音乐、昆曲……多才多艺与“士的阶级”家族浸染不无关系。此外，江苏常州是乾嘉时期的文化胜地，文风之盛堪称人文渊薮，晚年寓居昆山的杭州人龚自珍评价说：“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瞿秋白在名士辈出的常州自然多了几分士人的气质。
到了瞿秋白一代，瞿家不仅家道中落，“士的家庭”也开始瓦解，瞿秋白的思想从传统走向现代，接受并布道新思潮成为他人生新的路径。不过，瞿秋白的文人气质、士人态度如影随形，这与成长有关，受环境影响，难以改变。
具有诗人气质的瞿秋白有着文人式的多愁善感，他常以诗词作为表达自己情感的最佳方式，在即将赴刑场的6月18日早晨还集句得《偶成》一首，署以“秋白绝笔”：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的确，无论是《多余的话》还是最后的绝笔诗《偶成》，不同于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方志敏《狱中纪实》，也不同于《革命烈士诗抄》。甚至，瞿秋白从容赴死的态度和悠然的刑前留影，都与《多余的话》《偶成》绝笔诗格格不入。
在狱中，瞿秋白对灵魂的发问和思考从未中断，他自认为自己是个文人，却又成为革命者，“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陈独秀不再担任党的领导人)，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这是因为“历史的误会”和人生的错位一步步地推着他走在了领袖的道路上：
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多余的话•“历史的误会”》)
五四运动一开始，瞿秋白便当了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历史误会”便一个跟一个地发生了。在中国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中，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然而，真实的瞿秋白“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也没有陈独秀、张国焘和王明那样傲人的学历，他只想在俄文专修馆免费学好俄文后，“谋一碗饭吃”。
1922年底，瞿秋白在莫斯科给陈独秀当翻译，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7月接替陈独秀负责中央工作。他主编过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曾将为陈独秀等人压制和拒绝发表的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并为之写了序言。1928年6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以“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为由，让向忠发取代瞿秋白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六大闭幕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尽管他对共产国际几乎言听计从，但东方部部长米夫信任爱徒王明，瞿秋白被弃用。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开除出中央政治局。
政治漩涡的搅拌让瞿秋白尬尴离场。
“我得做”“我得组织”“为着应付”“不得不研究”“勉强着自己”……这些“不得不”洒满《多余的话》，让瞿秋白如同“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一样用非所长。
瞿秋白在走上“政治领袖”的路上，一直对自我身份认同有着剧烈的挣扎：革命主义与文学兴趣的分道扬镳，知识分子与革命家的身份叠加，文人气质与暴力革命的剧烈碰撞，文化启蒙与反思革命的难愈裂痕……然而，历史与时代的误会绑架他步步前行，以至于瞿秋白不断向灵魂与躯体寻求答案，最后在稿子上一吐为快：
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多余的话•“历史的误会”》)
对瞿秋白有深刻理解的丁玲在1980年《文汇增刊》第二期发表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有这样的评价：“他这样把自己的弱点、缺点、教训，放在显微镜下，坦然的、尽心的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后代，这不也是个大勇者吗？……革命者本来不是神，不可能没有缺点，不可能不犯错误，倘若能正视自己，挖掘自己，不是比那些装腔作势，欺骗人民，给自己擦脂抹粉的人的品格更高尚得多么！”
在乡绅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间挣扎的瞿秋白，在求索生命的意义旅途中孤独徘徊的瞿秋白，他的伟大之处在于敢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拷问，没有粉饰。作为文人，他的文字有点絮絮叨叨，喜欢浅吟低唱。作为政治家，他手中没有枪，心中更没有。瞿秋白临终的话，看起来戏谑轻松，却悲哀苍凉。
革命者何必千篇一律？！
革命的复杂性与文人的丰富性，成就了独特的瞿秋白，他既没有背离革命道义，也没有放弃知识分子的内省。无疑，他是对中国道路的伟大提问者之一。
“丢掉最后一层假面具”
瞿秋白在生命的最后，仿佛万事皆空，正如他在狱中词作《浣溪沙》：
廿载沉浮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
他也有做游戏的兴致，说：“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倒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多余的话•“文人”》)
还有回归日常的瞿秋白：“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我始终戴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多余的话•告别》)
摘下面具，瞿秋白终于解脱了。
来源：原刊于《同舟共进》2015年10月，原标题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瞿秋白的爱与痛》。
